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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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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罗宾逊教授不了解，既然教会使我这个穷孩子受到了教育，我为什么还会忘恩负义地反教。除了《皈依》中雅各军官，我反对的始终是那些压迫我，陷害我，收买不成，又借故剥夺我受教育机会的法利赛人。
五、不光彩的后盾
最初，我只是从个人遭际，以及由于遇到了几个直接影响自己的生活的法利赛人，而对基督教持有反感。1925年发生在上海南京路上的血腥惨案，使我跳出个人恩怨，开始从历史和政治角度看待基督教。小说《昙》多少勾勒出我少年时代的这种心境。
作为工读生，我当时的处境确实有点像小说中的启昌。由于是穷孩子，免收学费之外还能挣到点饭钱，我就不能像旁的学生那样对帝国主义暴行作出应有的反应。然而我的愤怒并没因自己的经济处境而弱于旁的孩子。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人，而且是个中国人。我对暴行有公开抗议的权利。
尽管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是日本厂主，可是英国租界当局却悍然压制学生游行。于是，开了枪。同样，虽然上海南京路的枪是英国人开的。而我所在的学校是美国教会办的，可是美国牧师也完全站到英国人的立场上，禁止游行。我从未听到美国牧师为了南京路上的流血事件而斥责过英国一句，尽管那彻头彻尾地违背了《圣经》里所宣扬的爱。
1926年在北新书局当学徒时，我进而读了一些政治小册子。我仿佛一读就懂了：西方国家依靠更坚利的枪炮，掐着中国人的脖子，要他们除了割地、赔款、承认“治外法权”之外，还得让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传教自由”。不管是《南京条约》还是《望厦条约》都是这么订的。这样，我就从历史上认清基督教是紧跟在炮舰后面进来的。
银铃、雪橇，爱的福音都美得很，然而这些美好事物的后盾却是不光彩的。
1939年我去英国后，眼界开阔了，从而对宗教问题也重新思考过。
我认识到教会对老一辈英国人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它曾具有过重要的社会职能。娃娃出生后，要抱到教堂去领洗，既登记出生年月，又举行命名典礼。成年后举行婚礼，也是在教堂由牧师主持。死后葬在教堂墓园里。教区所起的作用，要比我们的居民委员会大得多，齐全得多。在英国内地旅游，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大小总有座教堂。这是因为教堂曾经是英国人世俗和精神生活的归宿。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教会这些职能正在逐渐消失。旅英七载，我只参加过一次在教堂里举行的婚礼。正如在中国，新娘难得再坐花轿一样。
在剑桥，我那家学院的教堂是很有名气的。有些外国旅游者来到这座大学城，首先要瞻仰的就是王家学院教堂。学院分配给我的那间书房，正对着教堂。来看我的英国同学，个个都羡慕之至。我也跟着进教堂参加过礼拜。一回，我问起他们进堂是为了崇拜上帝吗？有的说是为了倾听教堂那座管风琴奏出的古典音乐，有的陶醉在童音唱诗班那清脆圆润的歌喉里。也有失恋者，想从那肃穆的气氛获得慰藉。这些人当然都是英国上层社会的大知识分子。我也结识了几位虔诚的教徒。星期日他们必进教堂去作礼拜，每餐都诵祷文。然而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绝不是说，宗教在英国社会中完全失去了地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显赫仍仅次于首相，乡镇一名英国圣公会牧师依然是可敬的人物。然而宗教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已不处于主宰地位。我也始终没遇到有人下跪向上帝请示的事。
我是在张伯伦刚对德宣战之后抵英的。那时，四十以下的男人一般都入了伍，女的也大多参加各种配合战争的组织，如农业或救护。到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学中文或梵文的，寥若晨星。学院为了不让我白吃饭，就安排我去学院图书馆帮忙。这样，在纳粹大轰炸期间，我有机会自由徜徉书海中。
我饱览群书，其中包括以基督教在中国传播情况为主题的。
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我提及曾在公谊会信徒、社会改革家玛芝瑞·弗莱女士家中读到过她的先祖在英国议会中所作反对鸦片战争的发言。在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里，我也特别注意鸦片战争前后，英美舆论界——尤其是传教士的态度。那真使我大吃一惊。
鸦片战争爆发前，也曾有一位名叫威廉斯的传教士承认林则徐禁烟做得对，然而这种正义主张立即为教内一片战争叫嚣声所淹没。当英国政府举棋不定时，有的传教士甚至质问：“英国国徽上所绘的狮子实际上却在当着兔子的日子何时结束？”以至那位孤掌难鸣的威廉斯后来也赞成“教训”中国一顿了。
我原以为在炮舰政策问题上，传教士不过是乐得“坐享其成”，是居于既不赞成也不反对的消极地位。可是我读到的却不然。在鸦片战争开始之前，在华传教士们（其中包括一些女的）曾催促英国政府早日动手，他（她）们认为惟其如此才能“为福音在中国打开缺口”。一个在广州的传教士竟扬言：“上帝将使用强大的武器为天国开辟道路。”教会的一份内部通告里写道：“动用武器乃权宜之计。只有这样使混乱变为有秩序，使恶变成善。……上帝的使者暂时只能穿上戎装，用子弹来传福音。”某个美国传教士则主张美国炮舰也应参加，甚至建议美军占领台湾，把它当作美国的香港。七十年代末期我为出版局审读外文书籍，在北京图书馆借阅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所编《美国及中国传教事业》一书，系哈佛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JohnFairbank：MissionaryEnterPriseinChinaandAmeric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其中也援引了不少传教士的这类骇人听闻的叫嚣。
中国战败，中英进行谈判时，传教士不但为英方担任了口译和笔译，并对条文参加了意见。首先，当然是把“传教自由”列为重要条款，其中还包括教会租用并买卖土地权。
在题名《掠夺的伦理》的一文中，作者（一位传教士）吉尔博特·里德竟认为“象八国联军在中国的掠夺，是胜利者应得的战利品”。接着又说：“掠夺为白人之特权，英军禁止印度士兵掠夺。”
有位西方传教士甚至认为中日甲午战争也是“上帝派遣异教的日本在异教的中国建立和平之君。”庚子年间德军在保定大肆杀戮时，一个名叫亨利·波特尔的传教士喝彩说：“杀得好！他们是上帝的代理人……为了公正，就得把保定夷平。教训中国人的办法只有杀、烧和掠夺。这是代天行事。”在传教士马丁的帐本上，中国反教者每杀死一个女传教士，就应杀五百名中国妇女；每杀死一个男传教士，就应杀一千名中国男人；每杀死一个传教士的孩子，就得杀一百个中国儿童，才能相抵。主张这么成百倍地进行复仇者，职业上却是个传教士，满口宣传这样的福音：“当你的敌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打。”
十九世纪英美传教士的嚣张，使得马克·吐温愤愤不平。他忍无可忍，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给在黑暗中的人》（1901），抨击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传教士，并颂扬中国义和团运动。接着又发表《为芬斯顿将军辩护》（1902），批判美国镇压菲律宾民族独立运动。传教士反击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篇《答批评我的传教士》。
旅居英国时，我还参加了“理性读书会”。只要交上几英镑，每月就能收到一本揭露种种迷信或谬论的出版物。我记得有一次寄来了一本题名《一名中国人向基督教国家的呼吁》的书，署名林某某（名字已记不清了）。以后才知道，原来是曾经担任博仪的英语老师、回英国后又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的庄士敦。这里，作者假借一个中国人的身分，揭露了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内地的）以及他们的华人爪牙由霸民田直到掠夺凶杀的种种暴行。那时，干完坏事只消往教堂里一跑，就受到领事裁判权的庇护了。作者显然是要说明，义和团的出现是有其原因的。
这本书我一直保存到五十年代，随后同其他有关宗教的书，一道送给当时主管宗教事务的老友徐盈了。
当然还应提到一本更早的书，即三十年代驻沪的一位名叫密勒的外交官所写的《上海——冒险家的乐园》。全书揭露的无不是令中外人士大为惊愕的怪事。其中说，上海法租界三分之二的地产属于徐家汇天主教堂，他们还控制全市一种吃角子（镍币）的赌博机。
罗宾逊教授称我作“反基督教作家”。我写此文就是要向他说明：我反的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历史上这些在十字架的阴影下发生的不愉快的事。在我写那些小说时，中国的教会还未“三自化”。即便今天，我也仍希望在地球上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基督教不再凭藉政治特权来传播。尤其希望遇到发生反人民大众的暴行时，基督教徒不要助桀为虐，而能旗帜鲜明地站到正义一边。
一九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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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活物看人生
作者：萧乾
每当有人读了四十年代我在伦敦写的系列通讯，问起我怎么会在报道纳粹闪电战时，却还不忘记写写大轰炸下的猫狗？①我总解释说，新闻通讯的内容也得多样化，硬的软的都得照顾到。我当时报道的不仅是战争，还包括战时的英国社会，只能多方面着手；而且从侧面着笔，以小的事物反映大的方面，有时会更真实生动。
其实，我谈得很表面。当年我那么关心大轰炸下的猫狗，还是由于我一向——可以说自幼就喜爱活物的缘故。小时，没有人给我买玩具，更不会有人带我去逛公园。我就在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的那片郊野里寻到了自己的乐园。那里，高粱地、苇塘和窑坑中，有的是活物供我捕捉。
我曾说过，除了苍蝇和屎蚵螂，当时凡是活物我都玩。事实上，苍蝇我也没饶。只要提到苍蝇，我就搓些捻子，恶作剧地插人它们的腹部，然后撒开，任其满屋飞。它们是我的“飞艇”。我的拿手好戏是捅马蜂窝。一听说马蜂在门前榆树或槐树上搭了窝，我就弄根竹竿（有时太高了够不着，就在一根长的上头再接根细而短的），踩着石头，踮起脚尖，硬是把马蜂费了好大劲才搭成的窝，捅了下来。这下可把在树荫儿里纳鞋底或缝外活的街坊大娘们害苦啦。本来拿个马扎在树底下一坐，既能做活计又好乘凉。除了三九天，那是左近街坊们聚在一起聊天的大好场所。如今，被捅了窝的马蜂没有了着落，流离失所，就几天几夜成群围着那一带嗡嗡地飞。不消说，谁撞上，就会给狠狠地蜇上一通。这样，一连多少日子都没人再敢在那树下呆。胆小的，甚至都不敢走过那一带。难怪他们要跺着脚骂：“缺德带冒烟儿！”
最残忍莫如抓田鸡。那时，当然还不懂得为了庄稼应当保护益虫，只知道田鸡既好抓，后腿肉又细嫩可口。那些年我顿顿不是啃窝头就是啜玉米面糊糊。每餐添一碗大田鸡，就算打了牙祭。何况那正像猎人吃自己从深山野林打来的兽肉一样，嘴里嚼着分外香。我总是挎个口袋到城外阴湿处如苇塘里去抓。蛤蟆的不幸是太喜欢自我表现。老远老远就听到它们呱呱地叫。遇到一只两只单叫，倒还好辨识方向。但是蛙类最喜合唱，而且总是在苇塘里此起彼伏地轮唱，这样反而不好下手。
回想起来真是罪孽深重啊！回来之后，把捉来的青蛙从口袋里倒出，接着就用劈柴的钝刀一只只地剁掉后腿，往旁边一扔。十几只甚至几十只后腿被剁下的田鸡，身子哆哆嗦嗦，还在痉挛着。也许由于气恼，肚子也一鼓一瘪的。一会儿就丢成一堆。1945年第一次去达豪集中营看纳粹对犹太人所施的各种惨不忍睹的酷刑时，我联想到了自己童年时对青蛙的伤天害理。
我最熟悉的昆虫是蛐蛐儿和蝈蝈儿。另外，还有金钟和油葫芦。十来岁上，我每年夏天必养一些。那时我有几个泥制的蛐蛐罐，也自编过几只蝈蝈篓。1950年我代表《人民中国》杂志去北京饭店访问苏联作家爱伦堡时，看到他屋里摆着个特大号的蝈蝈笼子，里边足足放了三十来只蝈蝈儿，真是羡慕极了。它们的合唱不时地打断我们的谈话。我曾同已故诗人闻捷在八大处作协招待所一道写作，发现那位同行不但诗写得好，而且有一套高超的捉蝈蝈儿的本领。他能很快地从叫声中辨认出蝈蝈儿所在的方向，不管是藏在树枝上还是草叶底下，他都蹑手蹑脚地蜇过去，一捏就是一只。我长他几岁，捉蝈蝈儿的本事已大大退化了。
早先，每提到什么人死了，我们就总说：“他听蛐蛐儿去啦。”蝈蝈儿栖在草丛里或枝叶上，蛐蛐儿则躲到阴暗处：要么藏在碎砖乱瓦堆里，要么钻进地下。像蝈蝈儿一样，它们也挺敏感。老远听它们叫得很欢势，可是刚一走近，就鸦雀无声了。蝈蝈儿、油葫芦都没什么讲究，蛐蛐儿可够一门学问。首先是个头越大越珍贵。蛐蛐儿的身价取于它是否骁勇善斗。它的吟声比不上油葫芦，更逊色于金钟。而且还有一种完全不会叫的哑蛐蛐儿，俗称“老米嘴”。大凡喂蛐蛐儿，都是为了斗，而斗往往又是一种赌博。
我倒并没用蛐蛐儿睹过什么，何况我喂的蛐蛐儿，从来就没剽悍过。不是临阵脱逃，就是被掐个丢盔卸甲，败下阵来。自然，难得地占一回上风，我也不禁感到扬眉吐气。
蜻蜓和蝴蝶曾最早培养了我一点审美意识。它们个个像时装表演会上的仕女那样，有着纤细的腰肢。浑身的色泽和图案千变万化。我虽到过云南大理，可惜没涉足那里的蝴蝶谷。我常冥想：那该是个多么五彩缤纷、美不胜收的梦幻世界啊。
然而，就对这样使人赏心说目的昆虫，我也造过孽。那时还没有大头针。每当抓到一只好看的蜻蜓或蝴蝶，玩够了，我就找根锈针，把它钉在报纸糊的墙上，或压在书里——就像现在每年总压点花叶一样。动机并不坏：无非是想把它们的美永恒地保存下来，让它们不朽，可就不曾考虑那针扎进它们胸膛时的疼痛，以及从此再也不能自由翱翔的厄运。
很晚很晚，我才懂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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