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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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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只占用过那间书房两年（没写完论文却写了两本书和连载重庆《大公报》的《话谈当今英格兰》），我却时常怀念那间书房。八五年重访剑桥时，承母校邀我和洁若在客房住了一晚，我们还特意去重访了一下不知易过多少个主人的那间书房。
四六年在复旦教书，大学在徐汇村给了我一幢日本式平房。地方不大，但卧室、客厅一应俱全，还有间小书房，在那里，我写了几十篇国际社评和《红毛长谈》，也编了《人生采访》和《创作四试》。
在漫长的四九至八三年期间，我不但再也没有了书房，其间有七年是处于流放中。那些年，书房对我就成为非非想了。有些年，我只盼不再去公厕，能再用上抽水马桶我就很知足了。我时常害怕头一晕会跌进那爬满了蛆虫的粪坑里。
现在来谈谈如今我在木樨地住所的这间书房。
许多朋友一进门就说“啊，可真乱！”《读书》月刊甚至还特意派人来为我这其乱无比的书房拍了照，登在刊物上。其实我也十分羡慕朋友们那窗明几净的书房，但我对书房的第一要求是：它得出活儿。我在这间书房里已写了并编了足够百万字的书，近四年又同洁若合译了上百万字的《尤利西斯》。我爱我这间书房，因为它出活儿。
我是编副刊出身的，我一向是乱中有序。当编者的倘若给人家的稿子弄丢了，那可拿什么也赔不起。我从没丢过。三十年代，一个下午我得看上一二十篇稿子——不止看，还得先分类（即用、待用、再酌和不合用）。然后挑出需要写封信的。最近台湾女作家张秀亚的女儿从美国寄给我一个复印件，是三五年我在她妈妈文章后面写的一段话，谈文章宜少用“的”字。
现在谈谈我这书房的乱中有序。我的书桌周围有不少盒子——大都是用中间糊有玻璃纸的咖啡盒子改装的。首先是我的“意识流”——也就是我偶然想起可写的题目或一句话。像“北京城杂忆”这类系列短文的胚胎都来自这“意识流”箱。另外有“备考箱”。信则仍分作“即复、缓复、不复”三类。复完的信就放入书桌底下“已复”盒——满了就包起来，标上日子。书桌的抽屉有放纸的，有放各种尺寸的信封的。还有个小筐筐，内装七个住址本，有二三本国外的，四本国内的。国外按国家分，国内的则有的按类别（如文化，影视，出版等），有的（个人）就按姓氏字母排列。所以任何住址，我随手都能查到。
长沙发是我的休憩处，一头架子上放的是药品和营养品，另一头是我心爱的激光唱机。书架上放着分类的激光唱盘。沿墙是我从几十盆花中精选的花，经常换，我特别钟爱我自己插技长大的。朋友知道我喜养龟，就送了我五只金钱大的绿毛小龟。我把它们养在鱼缸里。不幸，其中一只死了，我深怕由于自己忙于《尤利西斯》，疏忽了宠物，所以赶紧送回给原主了。大乌龟则养在阳台上。
近几年领导曾经三次建议我换个更大的地方，我都婉言谢绝了。我晓得在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上，我已算是中上等了。我不能忘记自己以前过的日子，更不能忘记今天还有三世或四世同堂的呢。
这书房就是我的归宿。我将在此度过余生，跑完人生最后一圈。我希望在这里能多出些活儿。然后，等我把丝吐尽时，就坐在这把椅或趴在这张书桌上，悄悄地离去。
能够这么善终，这是我在六六年夏天所不敢想的。我很知足。
一九九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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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两辈子
作者：萧乾
您听了准会一怔。我这一辈子还没活完（也不知道我还剩多大一截儿！），哪儿又冒出个两辈子来？是不是瞎起哄，要么就是人还没活到八十六，就糊涂啦？
您别急，我的好读者。虽说我记性兴许差啦，常丢三落四，转身就忘，所以常站在屋子里抓瞎转磨；可谢天谢地，我一点儿也还不糊涂。不信，我吃着饭您硬把碗抢走，我准不答应；走道儿要是碰个坑儿岗儿的，我准老远就躲开；要是跟我话里有话，我还准听得出来。要是有架机器能考验人还清不清醒，我准及格，兴许还来个满分儿。您说，要是没这么点儿本事，我还能活到今天吗？那么哪儿来的这两辈子呢？
您听我说。倒退二十九个年头儿——您就甭算啦，反正就是到咽气的那会儿，我也忘不了的六六年。我连日子也没忘：八月二十三日的晚上。那时候北京城（大概全中国吧）可天昏地暗啦！太阳没影儿啦，世界变成了冰害儿啦。平常老实人忽然也龇起牙来——因为要是不，别人就朝你呲。满市街抡着大刀，甩着屎棒。向来最惜命的我，最后也顶不住啦。我把偷偷攒下的一瓶安眠药全从嗓子眼儿倒下去。得！那么一来，我就没气儿啦，随你们折腾我那尸首去吧，反正只要我还有口气儿，就不能让戴红箍儿的这么随便儿折腾下去。
后来听说我倒在地上足有十几个钟头才有人用排子车把我拉到隆福医院。那阵子人命可真不值钱。尸首就往卡车上一扔（我岳母就是这么走的！）。可我命硬，居然给大夫救活啦。
所以我就拿那回事儿为界，把我这一生分为上下两辈子。上辈子活到五十六岁，下半辈子眼看就又三十啦。我老提醒己个儿：上半辈子死里逃生，命算是白捡的。虽说是白捡的可也不作兴瞎糟蹋啊。打那以后，我就老跟己个儿说：可得活得像个样儿！
这说倒容易，可做起来不易呀。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那顶帽子还戴在我脑袋上哪。您没戴过，不会懂得那滋味儿。您逛百货公司到过处理品部吗？那儿，货品都不分类，也不上架，全堆在一只大箩筐里，上边儿还插个牌子：处理品，要不就是“廉价处理”。上架的货品在架子上单摆浮搁，名贵的还加个玻璃罩儿。处理品可就一捆捆地往筐里一扔。价码儿么，就插个牌子，上头写着一折八扣，反正总比扔在垃圾堆强。
多亏我还学过点儿蝌蚪文。那阵子，我这处理品还居然有人要——甚至抢，所以日子混得也还凑合。那十几年我就把己个儿埋在英国十八世纪里，天天同一个叫斐尔丁的倔老头子打交道。他当年也是个冒失鬼，难怪后来就成了倒霉鬼。他本来是搞戏的，可他偏偏在戏里挖苦了当朝宰相，这下子，好倒过一阵子霉，发了好不少牢骚。我就是拿他那牢骚过过瘾，出出气，浇浇愁。那十四年我学会了一套脱身术——就是人活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可精神和脑子都开小差儿溜到十八世纪的英国，借翻译洋古人的牢骚来舒泄己个儿的苦闷。这么一来就舒坦多啦。
下一半辈子的头十四年过得还算平静。反正头上顶着“处理品”的牌子，所以尽管那十年那么闹腾，也没人答理我这号儿的。
十四年之后，也就是从打1979年2月，我头上“处理品”的牌子忽然给摘啦。其实，我还是我，可是就打筐里取出，又上了架啦。从那以后，我觉得己个儿身上别的价码儿在涨，有时候也罩上块塑料什么的。反正不但跟架子上旁的货品一样摆出来，有时候还因为我是从处理品的大筐里捞上来的，反倒还挺吃香。您说怪不！可我心里清楚，那个大筐就在我身边儿，随时都可以扔回筐里去。所以，这些年头我虽然上了架，即便多么吃香，我也老提醒己个儿：可别忘了当处理品的日子。别一上架就忘其所以。在这一点上，当过二十几年的处理品倒也有好处。天下最难管的是人这张嘴或者手里这支笔！我从小喜欢多嘴多舌。四六年说了八个字儿，泰斗多了心，就迎头给泼了阵屎盆子。所以我是早就注定得当处理品的。
不过天下事，是福还是祸，不能光看眼前。现在回想，要不是泰斗泼的那盆子屎，五十年代我不会从开头就是等外的“准处理品”。那么一来，批胡风，批孔厥，批俞平伯，批谁我也得跟着批。我准写过不少如今翻看起来会脸红的文章，而我这脸皮又没厚到事后一点儿也不害臊的地步。我总算免了这一步，可是五七年稍微手痒了那么一下，还是进了处理品大筐。可这么一来，九年之后我也就不可能跟着三家村四家店一块儿掉进陷阱啦。所以我头脑清醒的时候，还真感谢那位泰斗的屎盆子，您想，在非撒谎不可的年代里，是当个没人待见的准处理品好还是当个抢手货好？所以四八年和五七年的祸，其实是替我种下了福根。我不但不埋怨，还打心眼儿里感谢。
回想起来，我前半辈子那五十六个寒暑，酸辣苦甜咸都尝过。我生在一个穷蒙古人的家里，先头还挂龙旗。可等我懂事，就挂起五色旗啦：汉满蒙回藏。从小我就知道自己是三等公民。上学时候，给同学追着喊过不少声“达子”，而且是个穷得曾断过顿儿的达子。我老早就在民族上有过挺深的自卑感。要是查我早年的履历，我不但没敢填“蒙族”，连籍贯都不敢写“北京”。我填过大兴、通州，考辅仁时候的假文凭写的甚至是“广东潮阳”。我这民族真相还是五七年“竹筒倒豆子”硬倒出来的。十岁以前刚学织地毯的时候起早贪黑，一个月才挣一块钱——我居然用我这辈子头一笔工资给正咽气的苦命妈买了个水果罐头（见《落日》）。我挨地毯师傅打，上课挨老师打，回家挨堂兄打。可越打我越横了心，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其实，骨子里我是自卑的，可这自卑成了我的一根鞭子。
十八岁我就远走高飞啦，一走就是广东汕头。可偏偏又碰上了一场初恋，差点儿送了命。最后，一个人打南边儿回来的时候，坐的是太古船的统舱。六天六夜我睡在甲板上，一迈腿儿我就能逃开苦恼，去见龙王。可我就没迈。我那时早已看过《维特的烦恼》，但是，我当不成爱情至上主义者。是那股自卑感逼着我非活下去，井且非活出个样儿来不可。
在甲板上我可哭过好几场。
我一辈子没真正哭过几回。头一回就是妈妈入殓那天，非要我扒着棺材口儿向她说声“妈妈去西天”，说的时候还不许哭，说我要是把眼泪掉在死人脸上，她下辈子要成麻子啦。我把该说的说完，扶着棺材下来，还是裂着嘴大哭起来。从《梦之谷》（汕头）回来在海船上，我第二回哭。
哭是哭，可我没想过去死。
我那上一辈子回想起来真像场梦。
我小时候先是在一座尼姑庵里上私塾。后来——大约十岁吧，就进了那家收工读生的洋学堂。在北新书局当过学徒，直到1930年上了燕京，还给新闻系卷过《燕京新闻》。给洋教授看过娃娃。后来又帮一位丹麦老奶奶（汉学家）翻过几本《东华录》。夏天，老奶奶把颐和园的景福阁包了下来一个人住。我们就并坐在那大凉台上（底下就是昆明湖），我口译，她笔记。她就是那么写成的《乾隆传》。
1933年以前，我也在北平《晨报》上写过稿儿，可那时候的北平文学界可老气横秋，是苦雨斋的周二先生和清华园的吴宓教授两位老头儿的天下，没有我们毛孩子的份儿。但是，三三年我打福州一回来，北平好像变了个样儿。郑振铎、巴金和靳以都打南边儿来啦。他们办起《文学季刊》和《水垦》，在来今雨轩开起座谈会。他们跟老熟人杨振声和沈从文联合起来，给憋闷的北平开了天窗。
您说多巧，我就是那时候回到北平的。九月的一天，我坐在未名湖石舫上东想西想，忽然跑回六楼宿舍，摊开稿纸一口气划拉出一篇小说——《蚕》。我登上自行车，由大钟寺抄近儿，一口气就来到达子营沈家。我只说，划拉了一篇东西请沈先生给过过目。
那时候，我还订不起报，总是去大学贝公楼——不，是文科楼前头报板子上去看：《京报》、《益世报》、《晨报》和天津《大公报》。抽冷子我看见我那篇《蚕》登在《大公报·文艺版》上啦。登在紧底下，而且字数恐怕多出来啦，只好“抽条”，排得黑糊糊密匝匝，简直看不清。可我还是像当妈妈的看到玩泥巴的娃娃那样，怎么模糊我都认得出来。
我不能不提提这件事，就像一条船不能忘记它起锚的码头。
打那以后，我上半辈子可以说就是一帆风顺。两年以后，我就又给旁的朋友当起锚的码头。四年后，卢沟桥一声炮响，大时代到来啦。
感情生活上我迷茫过一阵，害别人受罪，自己也受罪。但是事业上我的运气仍旧挺顺当，我也没辜负那机遇。我从头到尾经历了一场大仗，不但一晚晚往回拍过多少电讯，还记下了些印象。我早就在《我与文学》（1934）里就写过，“倘若〔在文学上〕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的传达者。”这回纪念欧洲二战，我翻着大陆和台湾给我出的两套选集——尤其翻到《人生采访》时，我就觉得六十年后往回看，至少我这张支票还是兑现了。我从头到尾记录下一场打了六年的战争，而且写了它的前方跟后方。
四七到四八年那个大十字路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考验。本来很简单；既然是士生土长的中国人，就该回北平。回国之前我就从报刊上知道东欧和苏联的知识分子在四五年以后多么不好过，何况我又开罪过泰斗！另外，要是真走投无路，我也就不伤那脑筋啦。可偏偏我那洋母校邀聘我，条件又特别优厚。我思前顾后，三宵没合眼。可是我这人跟故土大概太不容易分割。
在我上辈子的末尾——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都还问过我己个儿：回来错了吗？我还是摇头，因为就是像条癞皮狗那样死在乱葬岗子上，我也还是要把骨头埋在这古城根底下。八十年代我又回到剑桥，亲眼看见四七年剑桥大学校务会议上决定聘我回去的会议记录（谢谢彭文兰小姐）。我也看到我可能有的晚年：一幢小楼，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一片中古的幽静和现代化的舒适。回到自己的斗室（当时已经由门洞搬出来啦）之后，我又问己个儿：懊悔吗？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我都没懊悔过，现在更还懊什么侮！
我一直认为，当中国人就得分享中国的命运并且尽力改善那命运。
有一回，我曾把我这落叶归根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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