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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文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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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就更大了。不管三反打老虎，还是接着五七年抓右派，都预先规定了百分比，不够就凑数。刘少奇头上，忽然帽子几顶，忽然不翼而飞。什么都只实践再实践，不但不“再认识”，连“认识”仿佛也是多余的。
意识流有时表现在脑子乱，而客观世界中的众多现象往往使得脑子更乱。于是，意识流就不再是涓涓细流，而成为的突泉了。
忽然天气变为早春，闷葫芦开了洞。上边号召，底下就七嘴八舌起来。有中听的，但大多不那么顺耳。六次点名要我开口，我都没吭声。可是去听了最高领袖的一次报告：提不提意见成为爱不爱党的标准了。我也有点不甘人后，终于憋不住了。不但说了，而且写了。写的无非是请上边放心。自以为说得没出边儿——特别回想起四四年党报那篇颂扬民主自由的社论。可那是连什么都不说也会惹乱子的日子，我还能不招来大祸！那时，一旦成了被告，就只有闭上嘴巴任听谩骂编造。
当时就懂得了最自由最安全的还是意识流。只要不溢出来，在那里你尽可以言人之所不敢言，难的就是把住意识流这个口子。我原以为自己也会把，可结果充分证明我并不会。
懊悔啊，捶胸顿足：为什么我就没封住、堵住那意识流的口子！为什么我就没抚摸个娃娃说：“啊呀，这孩子啊，您瞧多么……啊唷，哈哈，嘿嘿，嘿嘿……”我为什么偏说“这孩子将来终归要死”那样不中听的话！
那种跟头但愿一个人一辈子只能栽上一回。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话顶少而意识流顶冲的人。身上好像又加了层盔甲，嘴巴只念叨今天天气哈哈哈。每讲完什么，都自我审查一遍：下次运动会不会被人改装成炮弹。其实，反胡风之后，我在给人的信中就已只谈事务，议论早绝迹了。
我顺小孤单，但身边总有个把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可那以后，朋友虽仍有，但已不再是无话不谈了。有些话，说者有罪，听者也有罪。到时一上“绞肉机”，被指为小集团，吃不住，谁也得去坦白。何必给自己找乱子，给人添负担！所以至今，我在交谈中总自设了些禁区，黑问白日我都点着红灯。
不管日子多黑，总有熬出的一天。那一女三男真以为天下就永远属于他们了。以为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可以一直横行下去。但他们并没熬过第十个年头。爬得越高，摔得越惨。
可那十年他们多威风啊！一句话就能把个人拉去游街示众，或者打人大牢。而一个人只要把“老三篇”背个烂熟，口号喊得响亮，他就可以随便撒谎，信口咬人。种种残暴的恶行都是披着革命的外衣干的。
我其实还算幸运。早在走进人民共和国之前就先挨了“泰斗”的骂，从一开头就没有吃香过。人家是跳过龙门的大鲤鱼，我不过是条泥鳅。所以，三家村、四家店都不可能有我的份儿。我就蹲在“牛棚”里闻起我的蒙古鼻烟儿。那阵子，我跟绿原。金人和金满成几位“黑帮”难友一道关在原来的办公室里，每个人面前都摆了本小红书（那可是千万不可遗失的护身符）。干完被指派的体力活儿，就囚坐在那里，意识流要怎么流就怎么流。反正戴红袖箍的那时正忙于打派仗，哪顾得上我辈“牛鬼蛇神”！我每天常盯着窗台上蠕动着的小虫虫，它们个个都活得蛮有劲头，个个像煞有介事地朝着某个方向蠕动。这时，要是飞进一只麻苍蝇，那就成了庞然大物，嗡嗡的，气势汹汹。它展开双翅朝四处飞撞，我想起《格里佛游记》里的大人国小人国。
还有五十年代那大酱园子，许多位都是我三十年代的熟人。可那阵子有的见了我下巴就朝上翘；有的由于自己家里的保姆要辞工，半夜里莫名其妙地向我兴师问罪。可也有一位老熟人，一位虽然去了延安大概改造得不够彻底的朋友，常来同我聊聊肖邦或亨德尔。这可恼了上边领导，反右时候，就偏偏指派那位熟人当我的专案组负责人。我体察得出老熟人内心的矛盾——甚至痛苦。在宣布我的处分那次，他故意提高嗓门，装得很凶，很严厉。我很高兴，因为这样他就不会被攻击力丧失立场了。那位熟人使用他的职权为我安排了一个不但可以栖身并且还能译书的小天地。可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我还是丢下三个娃娃（当时我们那口子早已响应号召下放锻炼去了），就在北京往外赶麻雀并以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那个晚上，我扛了铺盖，跟着上边派来押解我的人来到东车站。
四月初刚下去，先同农业工人分在一个组。吃粗粮，睡大炕。可是心却被一道干活的弟兄温暖了。头一天去工具室选鍬，他们怕我初次下地不利索，就挑来挑去为我选了把最锋利的鍬。干半截儿活，他们又用自己的搪瓷缸子给我水喝。一个个老是问我：“使（累）得慌不？”我怕欺骗他们的感情，晚上挤在大炕上，我就问：“你们可知道我是个受处分的右派不？”哦，回答得很朴实，很干脆，也很出我意料之外：“你要是没当右派，俺们还见不到你哩！”
炕热乎，他们的友情更是热乎。
忽然间，《学习》杂志登出公安部长的文章了，其中提法改了，指明“右派是敌我矛盾”，推翻了以前的“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话。接着，我们从工人小组里被抽出来，单独成立一个右派小组。于是，我们又进了阶级斗争的“绞肉机”，又成为一批批大字报的靶子了。紧箍咒从这以后就念将起来，要右派互相揭发。一位当过省委书记的老革命最是积极。我俩一道劳动，他总逗我说话。我大概没把意识流的闸门关紧，他转眼就向指导员打小报告了。有一天，他一连打了我四五次小报告。还有一位电影界权威，瞅见文洁若在给我的信里夹了一小包值五分钱的灰锰氧（她怕我吃生东西长蛔虫），就立刻上报了。每回我都受到不同规模和程度的整。其结果，第一个春节我被取消了回城探亲的资格。
六一年初夏，也不晓得中央哪位领导指名要我译英国十八世纪作家菲尔丁的长篇巨著《汤姆·琼斯》，因而突然通知要我提前回城（其实，过没多久大家也都回城了）。嫉妒的眼睛是绿色的，有时还冒火。那位喝过延河水的电影评论家很不服气，就在鉴定会上一马当先预言，我只要有机会一定就叛逃。警告我：到了伦敦、纽约，不许歪曲农场的改造。另外一位从外地来的在改造队伍里以凶狠出名的高中女生（不知她怎么也落到我们这地步），就非要在鉴定中把我写成十恶不赦的恶魔不可。她脸上那一棱棱的横肉，至今想起来我还有点哆嗦。
其实，我的罪过就是比他们早离开几天。阶级斗争是心理学家——包括变态心理学家——最好的实验室。这里，嫉妒可以一变而为刻骨仇恨，仇恨又很善于化装，它会披起政治斗争的外衣。心理学家尽可以就每张大字报、每个声讨性的发言，去追踪挖掘，就必然在人性上大有发现。
意识流最习常的表现是见景生情。可是一想到感情是有阶级性的，就还是越少生越好。生多了麻烦，容易出事。最保险还是随大溜儿。为什么死在“文革”中的冤案找不到凶手？那是大伙儿一齐干的，你能抓谁，责怪谁！
但是在任何情形下，世上总有好人。六六年八月二十三那个下午，我家被抄了，斗争者也都带着斗争果实分别回家了。我也被出版社的人们押回“牛棚”。事后洁若告诉我：那天傍晚她被通知回家去看看。当她和被斗得几乎神经失常的常韦三姐以及吓掉了魂儿的两个娃娃（小的还未满十岁）站在院子里，对着那几间被贴上封条并已被砸得稀巴烂的屋子发愣时，抽冷子摸黑儿打门缝里伸进一个脑袋：是胡同里一位没了牙的老太太。她小声说：“你们没招谁惹谁，他们缺德！”说完就缩回脑袋，还把门带上了。
这大概也算是“舆论”吧！她的意识流竟然也关不住了。
这四十多个寒暑，前一段常挨剋，甚至受辱骂。可八十年代以来倒是颇受礼遇了。现在我懂得在咱们这里，其实言论出版，游行结社，什么自由都在宪法里写得一清二楚，如今车子只要在轨道上行驶，不越轨，就不会有大麻烦，要谨防的是这意识流失控。最保险，最放心，是开有轨电车，但近年来无轨电车也允许行驶了，这也可以说是个重大改进吧。事实上有轨无轨，电源都在上头。无轨电车虽没走在轨道上，它也出不了边儿。然而就显得灵活了。
记得是八十年代中期，我曾在长江客轮上请一位老友审读我的一篇自述文，题目是《改正之后》。我说：
像过去几年这么平静、安定的日子，真是很久没过到了。当然，一二级偏北风或小雨雪仍时而出现。大气层在运动，天候怎能没点变化！好几回，周围一些高度敏感的小气象台都报起警来，说天空有几块乌云，龙王的胡子又翘起来了；从迹象看，联系到往日的规律，那种闹得天翻地覆的龙卷风又将刮来了。然而转眼之间，吹来的却是沁人心脾的微风。跟着，天放晴了。然而龙卷风袭来的可能却仍不能除。
（见《负笈剑桥》代序）
朋友当时边读边连连摇头，大不以为然。至今我也不知他是认为我太悲观，还是认为我说得太直了。但我没说错，我这人可从不悲观。就连在吞安眠药的那刻我也没悲观。我只不过受不了那种野蛮的侮辱罢了。我坚信，历史的车轮只会向前转，不会倒退。我还认定，所有妄想让历史车轮倒退的，不管声势多么浩大，持续多么长久，都不会得逞。
草木生长得有根。思想感情也只能发自肺腑。光靠女皇那根金棍子来赏罚分明，只能培养投机者。过去就是太舍得奖励乌鸦化装的鹦鹉了（像姚文元之流），对敢进逆耳忠言的（像彭德怀大将军），又太狠了，闹得几乎亡党亡国。那阵子，谁能在“伟大”前边多加个“最”字——其实，那是天底下再便当不过的了——谁就邀到了嘉奖，占了上风。长达十年之久的这种阶级教育，使得真话绝迹。不是无边无际的歌颂，就是无缘无故的辱骂。天平，尺度，全抛入大海。说真话的受到重惩，甚至家破人亡；说假话的官运亨通，从厚奖励。想把谁整人深渊，就鸡蛋里挑骨头。动不动就是“罪大恶极”、“罪恶滔天”、“罪该万死”。谎家当道，真话绝迹。
为了正义，为了民族，当然更为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必须想尽办法不让那种盲目起哄的习尚，那种气候，那种爬虫，卷土重来。世界上没有一处、中国历史上也没有过一个时期，像那十年那么全民头朝下过。换个小些的国家，那么折腾，早灭亡了。如今，我们居然闯过那一关。就得在那种旁门邪道上，挂起一道牌子昭告世人：此路不通。
我好像走了题。其实，这才是正题，这正是经常在我意识里流着的，这也足以说明意识流里流的不一定是毒水。时常都是些忧国忧民的思绪。当年马寅初老先生发愁囝囝太多可怎么养活时，他没把那意识流管住，让它流了出来。还有人对文字改革，对长江大坝，憋不住，流了出来。无论如何，出发点总归是忧国忧民。我就没那些位先辈那么爱党爱国。其实，从五十年代我对于对外宣传就有过一些想法，但是知道兹事体大，始终就潜藏在意识流里。大鸣大放的那阵子，我也没让它淌出来。我知道，五十年代以至后来的对外宣传，走的都是莫斯科外文局的老路。本着“言多必失”的明训，我始终没漏出点滴。不然，就更有理由被骂作“洋奴”了。
什么是我的乌托邦？我向往一个人人有话就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往，能痛痛快快讲出来的世界。再不用担心思，绕弯子，害怕后果。真话（有时难听）应受到鼓励，至少许可；而假话（不管多么中听）应受到申斥，至少不予理睬。这样，三十年代苏联国歌《祖国进行曲》里所许诺的“我们没见过这样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才能实现。我的历史知识有限，但深知历代盛世莫不排除谄媚，从谏如流，上与下，人与人，互相不须戒备提防，有话都可以尽情地倾吐出来。那将是怎样一种极乐世界！
鲁迅说：“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鲁迅全集》）1956年版卷三199页）要既不爆炸，也不灭亡，就还是让人们的意识流通过正常的渠道流出来吧。
一九九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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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内外
作者：萧乾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顶梁柱，是国民灵魂的基本建设，同时也是个人素质构成的基础。正规教育应当一磴一硷地升，家学敦实，底子厚，或者本人是奇才的，也能出类拔萃。
我既无奇才，也并非出自书香之家。本来连小学都未必能念完，然而机遇使我这个差半年高中毕业就因学运而被强迫离校的学生，竟然在国内读了两家大学之后，又落脚在只有英国贵胄子弟才进得去的剑桥。
命运待我不能说差。然而学历和学力并不是一码事，我自知底子薄，在知识的道路上，我是先天不足的。幸好还有这点自知之明，写文向不引经据典，一辈子才没太出洋相。
从青少年直到中年，我还五度执过教鞭。十八岁在汕头和二十二岁在福州教过中学，二十五岁时给天津女师讲过课，二战期间又曾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过教职；回国后，四六年回到上海，由于手里没金条来顶间房住，就去复旦大学教了两年书。正是在那里，发生了我在人生道路上的一场悲剧，一次挫折。
我出生在一个蒙古人家，穷得连小饭桌都卖给了“打鼓儿的”（收购破烂儿），唯一的亲人——我那寡妇妈还得出去为人佣工。但这个蒙古家庭却有个好传统：再困难也不让孩子失学。所以我刚能跑动，就被送去念书。
我生平进的第一所学堂是设在北京新太仓路东一座尼姑庵里的一家私塾。当时我好像还不到六岁。头一天是挎了书包，由妈妈拉着手领去的。那时我们住在小菊儿胡同，以后就自个儿上学了。尼姑庵门前有个小土坡，教室设在跨院里——是一间黑咕隆冬的大屋子，可能原是尼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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