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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在美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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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妻子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寄这幅画来？
细读来信，我大吃一惊！我真不敢相信这幅画竟然出自我那三岁儿子的手！
我真想大声呼喊以宣泄心中的惊喜！
但这是堂堂的大学学府，左边隔壁是教育系系主任布莱恩博士的办公室，右边隔壁有不少学生在上课，我只能像困虎一样在办公室踱来踱去。
正好隔壁的布莱恩博士走过我办公室门前，停下来歪着脑袋笑眯眯地看着我：
“怎么样，黄教授？有什么不对路的事情吗？”
在美国大学里，人们多用博士衔头相称。如某人被称为“某某教授”，常常是因为此人无博士学位。当时，我就是那种为数不多的被称为“教授”的人。
布莱恩博士为人非常之好，有时我太思乡念亲了，就会到隔壁去找他宣泄一番，也不管他听不听得懂，或者甚至听没听进去。
其实，每当这种时候，他那双蓝蓝的眼睛基本上都还是蛮专注的。
这不，我正要找个人倾诉“衷肠”，不正好是瞌睡遇着枕头吗？
我一把拉他进我的办公室，说：“没有什么不对路，是有人给我送了一幅画！”
说着我展开儿子的那幅竹子的国画。
他眯着眼睛，歪着脑袋审视了好一会儿。
我说：“这是一个著名的教授画的！”
他眨了眨那双蓝蓝的眼睛，点点头沉吟道：“不错！不错！”
大家都知道我刚来时给教务长和美术系主任各送了一幅较有名气的国画画家的作品，因此布莱恩博士对我的戏言竟然相信了。
我看他很认真的样子，突然不忍心骗他。我说：“不，这是我儿子画的……”
布莱恩博士最爱和我开玩笑，而且什么玩笑都开，甚至是一些男人之间才开的玩笑。
但是我立即感到后悔，因为我发现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些I
他的脸色在一瞬间掠过几个变化：既有被作弄的尴尬，又非常不相信那是三岁儿童的画，同时也对自己鉴赏中国画的水平有点怀疑……
这是一个根荒唐的故事，也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发人深省的故事。
说它荒唐，是因为把一个三岁儿童的画说成是一个著名教授的画，也有人相信，而且相信的人是一个美国大学的教育系主任！
说它真实，那是因为是我的亲身经历，不然我也难以相信。
说它发人深省，正是因为它的荒唐：为什么一个美国大学的教授竟然相信一个三岁儿童的画是出自一个名人之手？
这有如下两个可能：
第一是该美国教授鉴赏中国画的水平太低。这个“可能”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在读妻子的信前，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是儿子的画，不然我就不会惊喜得像困虎一样在办公室踱来踱去了。除非连我的水平也太臭！
第二是儿子的绘画技巧实在太好，以致达到“乱真”的地步。
后来，我没敢再开玩笑，老老实实“坦白”是儿子的画。但是见者均赞不绝口，竟然没有一人相信是三岁儿童的画，反而以为我是在开玩笑。
1996年，儿子12岁时，用铅笔素描了他的偶像爱因斯坦的肖像，那才叫逼真呢。拿到学校，其老师赞叹不已，根本不敢相信是他画的！年底开家长会时，还专门委婉地侧面向我们求证是不是他画的。
现在妻子用镜框装了起来，更能迷乱来客。
1997年，为了让孩子们亲历市场经济的社会，学校让同学们自由组合，成立各自的“公司”，在校内的同学和老师之间做一个月的生意。也就是现在国内时兴的语言叫“下海”，于是，卖糖的、卖饼的、贸易性质的、服务性质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那真是上厕所撒泡尿都可以碰到三五个“总裁”、“董事长”之类的人物。
儿子与另一孩子成立了一家绘画“公司”。生意“牛”得不得了，孩子们排长队买他的画，还有人下了课往家里打电话订画。
有一天，有个女孩子打电话来，非得要矿矿接不可。
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呢！原来是要订购儿子的画。
有一个老师自己买了还不算，还帮亲友购买。
有些排了队，但是直到学校规定的做生意的时间快结束了还买不到画的孩子，为了得到画，就干脆先付“定金”。
结果，这项活动结束了很久，“公司”都不知道散到了哪个爪哇国去了，孩子们订购的画仍未能兑现。只好把定金给退啦！
儿子的画价廉物美，一两美元一幅画，最贵的5美元一幅，那还是老师见物有所值，过意不去才在买画时自己提的价。
这一下来，最后儿子个人赚了50多美元，还不算他大手大脚地花5美元买别的“公司”的一块再普通不过的饼干之类的花费，以及与“公司”合伙人之间至今喋喋不休、耿耿于怀的账目不清。
说了这么多，是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呢？
请读者不忙下结论，继续往下读。因为答案是否定的。这或许使读者很感到迷惑。
妻子刚来美国时的英语家庭教师叫芯西亚，其夫为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的院长。
通过芯西亚走的“后门”，我们把刚五岁的儿子送到了迈阿密大学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
每次开车送他进去后，我就困极无聊地自个儿坐在车里等上一个小时。
有一次，实在太冷，就开车回家，没坐一会儿，就又得开车去接啦。
据说，他三岁时去的那个国内的国画班，家长们都呆在教室的后排。一开始上课，家长们就七上八下、你去我回地帮孩子们磨下墨、蘸个笔、擦把脸什么的，忙得不亦乐乎，当然，也乐在其中啦。
美国这里不同，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自由的天地，家长一律不得留在教室。
这样一来，回家嘛，时间太短；自个儿坐在车里嘛，时间又太长……但想想，儿子三岁时去了一下国画学习班，就能技惊四座。现在五岁啦，到美国正牌大学的美术学院办的绘画班学习，恐怕要石破天惊的。委屈就委屈点吧。
谁也想不到，儿子才去了不到五次就开始叫唤，不想去啦。
我们开始以为是他的画技不够好，挨了老师的批评，或者有其他同学欺负他。
但又总觉得不太可能。第一天，是芯西亚带去的，谁也不会知道我儿子与美院院长是什么关系，因此，就算有人有这个贼心，也没这个贼胆。
儿子说：“老师根本不教绘画，一点都不教！每次都是给一个题目，就让我们自己画啦，想怎么画就怎么画，爱怎么画就怎么画，老师一点不管。画完了老师就知道说'好哇！好哇！'好什么好？！旁边那些美国小孩的画，根本就是'其他糊涂'！”
儿子想说“一塌糊涂”，讲成了“其他糊涂”。
开始我们完全不在意，以为他是找借口想留在家里看美国那些五花八门的卡通片。后来说得多了，也就引起我的注意，想去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妻子却拿“曾参杀人”的故事来笑话我。
一天，我借口儿子穿的衣服少了，给他送衣服去。
快到门口，我就发现这个借口不甚高明，甚至还显得相当蹩脚。因为在美国的学校里，即使室外冰天雪地，教室里的孩子穿裙子、短袖的不乏其人，因为室内的保温很好。
但我又想，借口再蹩脚几倍也不会有问题的，因为就是让那些美国人想上三天三夜，怎么也不会猜到我们这些中国人是要考察他们是怎么教绘画的。
这天，当值的老师是三个“打工”的美术系研究生。一个男的坐在讲台上，翘着二郎腿望着天花板，一个女的嚼着口香糖在来回巡视，另一个女的望着窗外的鹅毛大雪，若有所思。
我示意要给儿子送衣服，那望窗外的女子冲我笑笑。
我进去一看，儿子一脸无所适从、无可奈何的神情。天哪，其他孩子有站着画的，有跪着画的，也有趴着画的……要说“八仙过海”一点不为过。“八仙”们的笔下所绘，更是不敢恭维：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
这样一来，曾参不杀人，我都要“杀”了！
我们同意儿子不再上这种“误人子弟”的绘画班。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逢人就讲，遇机会就说：都画些什么、学些什么呀？老师哪里是在教绘画，那简直是在放羊！放羊也还有个范围呀……
于是，儿子的主要活动又回到了幼儿园里。
幼儿园有一面占了整幅墙的巨大镜子，镜子后面是一间观察室。家长可以通过镜子看到小孩子的一切活动，而小孩子看不到镜子后面的家长。
刚开始坐镜子后面时，很有些不习惯。当孩子走到镜子前冲着你笑，或冲着你做鬼脸，或冲着你有表情地说话时，你一定会本能地收缩神经，并“自作多情”地小小惊上一惊！
但当你意识到孩子并没有看到你，他们是在自己对着自己做表情时，你会觉得很刺激，很滑稽，也很有意思。
那种感觉很是特别，你可以窥视到没有家长在身边时的真正的孩子的世界。我相信许多家长可以津津有味地在观察室坐上一整天。
有一天，在观察室里，我突然发现妻子的注意力并不在儿子身上。我捅捅她：“喂，开什么小差？”
她努努嘴，“看墙上那些画，你能认出儿子的画吗？”
我往墙上一看，一眼就认出来了！
儿子的画像模像样的，在那些“无方圆没规矩”的画群中，很突出、很显眼。
一股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从心底升起，随即又隐隐有一丝莫名其妙的不安。
每次儿子画完画都要问：“像不像？”
起初我们也不甚明其意地用“像”或“不像”来回答他。其实，到底儿子想要问的“像”指什么？而我们回答的“像”或“不像”又到底指什么？没有人去深究。
后来，我们有机会接触美国孩子多了，我发现：美国孩子在画完画后，是从来不问“像不像”的，只问“好不好”？也只有在他们认为好的时候，才问“好不好”？如果他们自己都认为不好的，一扔了之。
现在我们来深究一下，儿子为什么画完画后都要问“像不像”？他所问的“像”到底又指什么？
要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当三岁儿童画那幅疏密有致的竹子国画时，对现实生活中“竹子”的概念是不是清楚呢？
回答是否定的。也就是说，是不太清楚的，甚至是很模糊的。
因此，此时他们的“竹子”的概念就只能是黑板上老师挂着的那幅画。也因此，他们问的“像不像”指的就是像不像那幅画。
既然有“像不像”的发问，就一定有一个可依据的样板来评判“像”还是“不像”。
当一个人从小就反复接受这种模式的训练，久而久之就会习惯性的以“像不像”样板来要求自己。
随着年龄的增长，“像不像”的问题可能也会与现实生活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像不像”的问题，就可能含有“像不像”生活中的竹子的疑问，而不仅仅是“像不像”那幅画了。
但是，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逻辑思维或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现存的许多优秀的“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
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
当孩子们以“像不像”来发问时，我们做家长或老师的也往往以“像不像”来回答孩子。只不过我们的“像不像”的依据，抑或是老师的画，抑或是现实生活的实物，甚至兼而有之。有时可能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是依据？
总之，要回答“像不像”的问题，一定有一个依据。不然就不可能逻辑地回答“像不像”的问题。
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在现实生活到内心想像的过程中自由地“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其他糊涂”的画。
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回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
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更多的是逻辑思维。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完全可以是形象思维。
达琳在昆明进行教学交流时，因为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画技非常高，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
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一样的事物——圣诞树！
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
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原来当时已近圣诞节，那是学校为了给达琳营造一个友好和谐的气氛而画的。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
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痛苦万状，就是无从下笔。
达琳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收场，只好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揭开……
达琳的例子，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
黑板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的手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
由于没有“心'的参与，这只能是一个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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