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者无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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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这种尚未发展成恶性事件时的对峙，很感兴趣，因为这里边最容易看出文化差异。葡萄牙人当然以欧洲文明为本，把自己当作是发现者，而又认为发现者便是特权的拥有者，甚至是占领者，只不过一时慑于中华帝国的宏大，不敢像在其他地方那样嚣张罢了；中国官员开始好像没有把他们的来到太当一回事，这与传统观念对“番夷”的惯性理解有关。后来发生一些事，也处处表现出因妄自尊大和闭塞无知所造成的可笑。

但是历史终于朝着恶性的方向走去了。葡萄牙突然对中国张狂起来，是鸦片战争之后。看到中国在英国的炮火前一败涂地，便趁火打劫，单方面宣布澳门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自由港，一跃而成为西方列强欺侮中国的浪潮中的一员。其实它与中国已打了几百年交道，而当时国势也已衰落，竟然一变而成为这个形象，有点不大光彩。

在资料中，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个细节是，葡萄牙人最早抵达中国本土，是一五一三年六月，抵达的地点是屯门外的伶仃岛，正好在我深圳住所的南窗对面；第二个细节是，他们正式与中国的行政机构取得联系是一五一七年八月，地点在南头关防，又正恰在我住所的西窗前面。

———既然你们那么早就来到我的窗下，那么，我也理应来看看你们出发的码头，以及你们的家乡。

他们的麻烦

葡萄牙人喜欢用白色的小石块铺城市的人行道。里斯本老城人行道的石块，已被岁月磨成陈年骨牌。沿骨牌走去，是陡坡盘绕的山道，这样的山道上居然还在行驶有轨电车。

山道很窄，有轨电车几乎从路边民房的门口擦过，民房陈旧而简陋，门开处伸出一头，是一位老者，黑发黄肤，恰似中国早年的账房先生，但细看并非中国人。

骨牌铺成的盘山道很滑，亏得那些电车没有滑下来，陈旧的民房没有滑下来。我们已经爬得气喘吁吁，终于到了山顶，那里有一个巨大的古城堡，以圣乔治王子命名。

古城堡气势雄伟，居高临海，显然是守扼要地。罗马时代就在了，后来一再成为兵家必争的目标。它最近一次辉煌纪录，就是圣乔治王子一五八Ｏ年在这里领导抗击西班牙入侵者。抗击很英勇，在其他地方已经失守的情况下，这个城堡还固守了半年之久。

一算年代，那时明代正在澳门筑墙限制岛上的葡萄牙人活动，而葡萄牙人又已开始向中国政府缴纳地租。当时中国并不衰弱，但与这些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地方官员完全不知道，葡萄牙人自己的国家主权已成为严重问题。

我顺着城堡的石梯上上下下，一次次鸟瞰着里斯本，心想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如果只从我们中国人的眼光看，葡萄牙人是有阴谋地一步步要吞食澳门，但是联想到里斯本的历史，就会知道他们未必如此从容。巨大的灾难一次次降临在他们头上，有的来自自然，有的出于人为，只是中国地处遥远，全然不知。

你看，航海家达·伽马发现了印度后返回里斯本才六年，葡萄牙人刚刚在享受发现东方的荣耀，一场大瘟疫笼罩了里斯本。他们在马六甲的远航船队开始探询中国的情报，但更焦急的是探询远方亲友的安危。据我们现在知道的当时里斯本疫情，可知船队成员探询到的亲友消息一定凶多吉少。

疫情刚过不久，里斯本又发生大地震，第一次，正是他们的船队要求停泊于澳门的时候；第二次，则是他们要求上岸搭棚暂住的五十年代。

说得再近一点，十八世纪中期的里斯本更大的地震至今仍保持欧洲最大地震的纪录，里斯本数万个建筑只剩下几千。就算他们在澳门问题上嚣张起来的十九世纪，里斯本也更是一刻不宁。英国欺侮中国是后来的事，对葡萄牙的欺侮却长久得多了，而法国又来插一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攻入里斯本，葡萄牙王室整个儿逃到了巴西，此时这个航海国家留给世间的只是一个最可怜的逃难景象，处境远比当时的中国朝廷狼狈。后来一再地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又一次地陷于失败，整个葡萄牙在外侮内乱中一步步衰竭。

中国人哪里晓得眼前的“葡夷”身后发生了那么多灾难，我们在为澳门的主权与他们磨擦，而他们自己却一次次差点成了亡国奴，欲哭无泪。可能少数接近他们的中国官员会稍稍感到有点奇怪，为什么他们一会儿态度强蛮，一会儿又脆弱可怜，一会儿忙乱不堪，一会儿又在那里长吁短叹……在信息远未畅通的年代，遥远的距离是一层厚厚的遮盖。现在遮盖揭开了，才发现远年的账本竟如此怪诞。怪诞中也包含着常理：给别人带来麻烦的人，很可能正在承受着远比别人严重的灾难，但人们总习惯把麻烦的制造者看得过于强悍。

　古本江先生

半个世纪前，里斯本的一家老旅馆里住进了一位神秘的外国老人。他深居简出，拒绝拍照，不接受采访，只过着纯粹而孤独的老年人的日子。

老人走过很多地方，偶尔落脚这里。他在厚厚的窗帘后面观察街道，他在与极少的朋友交往中体察市情，他一路都在准备做一个决定。没有人知道这个决定的内容，而他，则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发布这个决定。

葡萄牙，里斯本，老旅馆，对这位老人而言都没有根脉维系，也没有情缘牵扯。他本该悠然而过，无印无迹，但他终于住下了，再也舍不得离开。

他知道，自己已经慢慢地走近那个决定。

连他自己也惊讶，怎么会是这里。

直到他去世人们才知道，一个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世界级文化基金会，将在这里成立，纯资产十八亿美金。他的名字，就叫古本江。

从此，在文化版图上，葡萄牙将不再是原来的葡萄牙，里斯本也将不再是原来的里斯本。

古本江先生哪里来那么多钱呢？原来，他是波斯湾石油开采的早期推动者。他探明波斯湾石油贮藏丰富，又深知石油在二十世纪的重大意义，便风尘仆仆地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们开采。如果动员有效，他又帮助设计开采规模，联系国际市场。作为对他积极推动的报酬，每项开采计划中都让他占有百分之五的股份。后来干脆成为定例，大家都叫他“百分之五先生。”

百分之五的比例乍看不大，但试想波斯湾的石油有多少，二十世纪对石油的需求有多少，在如此庞大的财富洪流中把百分之五归入一个人门下，如何了得。

古本江先生面对自己的巨额资产想做几件事，一是推动教育事业，二是推动艺术事业，三是推动科学事业，四是推动慈善事业。原来他当初推动石油开采只是浅层目的，背后还隐藏着这四项事业。这四项事业已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要实行这四项事业必须设立一个基金会，论方便和影响力，葡萄牙的里斯本并不具备设立的资格，但古本江先生看中了这里的朴实、安宁和好客。

有了古本江基金会，素来贫困的葡萄牙不仅自己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大笔文化教育经费，而且也成了国际文化交流和文化资助的重心。在世界很多城市，都有古本江基金会的办事处、科研所、文化中心、图书馆，连巴黎、伦敦也不例外，而总部却在里斯本。这是一种多大的文化气势。

希望这件事，能对世间一切有心于文化建设的市长们有所启发———文化无界，流荡天下，因此一座城市的文化浓度，主要取决于它的吸引力，而不是生产力；文化吸引力的产生，未必大师云集，学派丛生。一时不具备这种条件的城市，万不可在这方面拔苗助长，只须认真打理环境。适合文化人居住，又适合文化流通的环境，其实也就是健康、宁静的人情环境；在真正的大文化落脚生根前，虚张声势地夸张自己城市已有的一些文化主题，反而会对流荡无驻的文化实力产生排斥。因此，大凡市长们在向可能进入的文化力量介绍本市文化优势的时候，其实正是在推拒他们。这并非文人相轻，同行相斥，而是任何成气候的文化力量都有自身独立性，不愿沦为已有主题的附庸。古本江先生选中里斯本，至少一半，是由于这座城市在文化上的空灵；就一座城市而言，最好的文化建设是机制，是气氛，是吐纳关系，是超越空间的策划能力和投资能力，而不是作品。古本江先生正是把这一切留给了里斯本，而不是留下了一堆论著、几许诗文。

古本江基金会大厦矗立在古本江公园里边，占地不小，设备先进，我们去时正在进行翻修。大厦正门右侧的花坛里，树立着古本江先生的塑像。塑像是面对街道的，前面有卫护栏，不能靠近。

我站在街道上端详着他的塑像，心思立即飞到了前些年去过的波斯湾。那里本是古文明的滋生地，现在早已破落得不成样子，而最近的灾难，又与争夺石油有关。我在巴比伦遗址中见到过几千年前铺设的沥青路残迹，可见古文明的创造者们也发现了石油，但他们无法预料，这种地下的液体燃料将会点燃起无穷无尽的战火，结果，连同古文明一起被世人耻笑。

今天才知，仅仅通过一个人，那片古老而悲凉的土地还拿出过百分之五的气力，滋养着现代文明。

又想起了他的孤独。里斯本的老旅馆，闭门谢客的外国老人，不知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哪怕是横贯千年的大事，哪怕是连通万里的壮举，如果属于文化，往往总由一副苍老的肩头承担着。

像走私犯，像逃亡者，一路躲闪，一路暗访，寻找着一个托付地。托付的决定总是写在遗嘱上，因此注定不可能活着阐明自己生命的文化含义。

一旦离开便阐明了，顺便，也阐明了波斯湾和里斯本有可能发掘出来的文化含义。

　仁者乐山

从意大利到奥地利，我们知道，已经从南欧进入了中欧，目光当然会有一点转变。

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当然与小城不同，虽然年代并不久远但很有文化。一百多年前已经有旅行家作出评语：“在维也纳，抬头低头都是文化。”我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是褒是贬，但好像是明褒实贬，因为一切展示性的文化堆积得过于密集，实在让人劳累。接下去的一个评语倒是明贬实褒：“住在维也纳，天天想离开却很难离开。”这句评语的最佳例证是贝多芬，他在一城之内居然搬了八十多次家，八十多次都没有离开，可见维也纳也真有一些魔力。但这魔力对贝多芬比较具体，那就是当时作为音乐之都的听众基础和整体氛围。

时至今日，这种魔力凝冻成一种重复式的纪念，艺术不再有勃发的创造势头，市民也不再有旺盛的发现激情，一切有关艺术大师在维也纳被接纳、受拥戴、被冷落的种种传说，永远只成了传说。它当然还是有内涵、有气势的，但是，太重的文化负担使它处处陷入程式化的纪念聚集，而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又使它不能像巴黎、伦敦、柏林那样为程式化的纪念注入实质性的现代精神，因此显得沉闷而困倦。奥地利人明白这一点，因此早已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审美背叛和生态背叛。

奥地利的当代风采，在维也纳之外，甚至在“维也纳森林”之外。应该走远一点去寻找，走到那些当初被看成冷僻荒野的山区农村，走到因斯布鲁克到萨尔茨堡、林茨的山路间。寻找时，有小路应该尽量走小路，能停下逗留一会儿当然更好。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不仅背叛了维也纳，也背叛了作为欧洲主干的海洋文明。整个国家四周都沾不到海，这会给交通、货运、气候、风光带来太大的局限，但他们国歌的第一句就自豪地宣称：“高山之国……”。它是欧洲的异数，因上极大地丰富了欧洲。

奥地利的山区农村使我疑惑起来：自己究竟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这里所说的“喜欢”，不是指偶尔游观，而是指长期居息。偶尔游观哪儿都能看出一点美来，但要你认真住下来就不一样了。要方便最好是居住在平原，但人生在世并不全是为了方便。无论是临水还是倚山都会有一些不方便，甚至还会引来一些大灾难，但相比之下，山间的麻烦更多。从外面看是好好一座山，住到了它的山窝里很快就会感到闭塞、局促、坎坷、芜杂，这种生态图像与水边正恰相反。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历来盛邑大户可以离山，却总不离水。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我本人以前对居息环境的梦想，也不大多与水有关。

但是，眼前的奥地利，分明摆脱了山居的多数弊病，让我惊讶不已。

首先是图像的净化，这在山区本来是最难做到的。他们的办法是满山满坡都种植地毯般的绒草，或者是整治一片片齐楚的森林，色调和谐统一，绝不羼杂、跳跃。结果一眼看去，全然单纯朗丽，把种种纷乱和芜杂都抹去了。这也就抹去了山地对人们的心理堵塞，留下的开阔气韵，如洪波宛曼、云海静谧。海边的优势，也不过如此吧但它又比海边宁静和安全。

其次是人迹的收敛。被整治过的草地、森林当然是人力所致，但人的痕迹却完全隐潜，只让自然力全姿全态地出台。所有的农舍虽然考究精致，却全部采用纯净的自然色，或是原木色，或是灰褐色，或是深黑色，不再有别的色彩。在形态上也追求板屋、茅寮的效果，绝没有丝毫的炫华斗奇，甘愿被自然掩盖和埋没。这种情景与中国农村大异其趣。中国由于贫困日久，一直提倡“战天斗地”，总是企图在大地上留下十分鲜明的人为印迹，至少也要涂画一些标语口号。及至改革开放，农村快速富裕，却又急忙地搭建出大量纷乱、艳丽的致富图像，更是把人迹凌驾于自然之上。到奥地利才懂得，只有当人们收敛自我，才能享受最完美的自然，而农村的最高魅力，就是自然。

有人说，要达到奥地利农村的境界，需要经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即在富裕之初先让人力毕现，富裕到一定程度就会提高教育水平和审美水平，再让人迹收敛。这个过程也可称之为“低级自然化———非自然化———高级自然化”三段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人们应该力争少走第二段即“非自然化”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