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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文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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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呀，它开始闪耀了，突然冲上前去，而扩大，而变成紫色了！
…………
看呀，他们的旗在敌人中燃起来了，他们望着它追上去。
那来自朗格脑的站在敌人的重围中，孤零零的。恐怖在他周围划下了一个空虚的圈儿，他在中间，在他那慢慢烧完的旗底下兀立着。
慢慢地，几乎沉思地，他眺望他的四周。有许多奇怪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在他面前。“花园”——他想着并且微笑了。但他这时候感到无数的眼睛盯着他，并且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些异教徒的狗——于是他策马冲进他们中间去。
但是因为他背后一切又陡然闭起来了，所以那究竟还是些花园，而那向着他挥舞的十六把剑，寒光凛凛的，简直是盛宴。
一个欢笑的瀑流。
衬衣在堡中烧掉了，那封信和一个陌生妇人的玫瑰花瓣——
翌年春天（它来得又凄又冷的），一个骑着马的信差从比罗瓦纳男爵那里慢慢地进入朗格脑城。他看见一个老妪在那里哭着。
附录
附录梁宗岱先生1934年的《一切的峰顶》的序言，个中甘苦尚有待读者诸君体会。
这是我的杂译外国诗集，而以其中一首的第一行命名①。原因只为那是我最癖爱的一首罢了，虽然读者未尝不可加以多少象征的涵义。
诗，在一定意义上，是不可译的。一首好诗是种种精神和物质的景况和遭遇深切合作的结果。产生一首好诗的条件不仅是外物所给的题材与机缘，内心所起的感应和努力。山风与海涛，夜气与晨光，星座与读物，良友的低谈，路人的咳笑，以及一切至大与至微的动静和声息，无不冥冥中启发那凝神握管的诗人的沉思，指引和催促他的情绪和意境开到那美满圆融的微妙的刹那；在那里诗象一滴凝重、晶莹、金色的蜜从笔端坠下来；在那里飞跃的诗思要求不朽的形体而俯就重浊的文字，重浊的文字受了心灵的点化而升向飞跃的诗思，在那不可避免的骤然接触处，迸出了灿烂的火花和铿镪的金声！所以即最大的诗人也不能成功两首相同的杰作。
何况翻译？作者与译者感受程度的深浅，艺术手腕的强弱。和两国文字的根深蒂固的基本差别……这些都是明显的，也许不可跨越的困难。
可是从另一方面说，一首好诗的最低条件，我们知道，是要在适当的读备心里唤起相当的同情与感应。象一张完美无瑕的琴，它得要在善读者的弹奏下发出沉雄或委婉，缠绵或悲壮，激越或幽咽的共鸣，使读者觉得这音响不是外来的而是自己最隐秘的心声。于是由极端的感应与悦服，往往便油然兴起那借助和自己更亲切的文字，把它连形体上也化为己有的意念了。
不仅这样，有时候——虽然这也许是千载难逢的——作品在译者心里唤起的回响是那么深沉和清澈，反映在作品里的作者和译者的心灵那么融洽无间，二者的艺术手腕又那么旗鼓相当，译者简直觉得作者是自己前身，自己是作者再世，因而用了无上的热忱、挚爱和虔城去竭力追摹和活现原作的神采。这时候翻译就等于两颗伟大的灵魂遥隔着世纪和国界携手合作，那收获是文艺史上罕见的佳话与奇迹。英国斐兹哲路翻译的《鲁拜集》②和法国波德莱尔翻译美国亚伦普的《怪诞的故事》 ③都是最难得的例子：前者的灵魂，我们可以说，只在移译波斯诗人的时候充分找着了自己，亚伦普的奇瑰的想象也只在后者的译文里才得到了至高的表现。
这集子所收的，只是一个爱读诗者的习作，够不上称文艺品，距离两位英法诗人的奇迹自然更远了。假如译者敢有丝毫的自信和辩解，那就是这里面的诗差不多没有一首不是他反复吟咏，百读不厌的每位大诗人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说，他自己深信能够体会个中奥义，领略个中韵味的。这些大诗人的代表作自然不止此数，译者爱读的诗和诗人也不限于这些；这不过是觉得比较可译或偶然兴到试译的罢了。
至于译笔，大体以直译为主。除了少数的例外，不独一行一行地译，并且一字一字地译，最近译的有时连节奏和用韵也极力摹仿原作——大抵越近依傍原作也越甚。这译法也许大笨拙了。但是我有一种暗昧的信仰，其实可以说迷信：以为原作的字句和次序，就是说，经过大诗人选定的字句和次序是至善至美的。如果译者能够找到适当对照的字眼和成语，除了少数文法上地道的构造，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移植过来。④我用西文译中诗是这样，用中文译西诗也是这样。有时觉得反而比较能够传达原作的气韵。不过，我得在这里复说一遍：因为限于文字的基本差别和译者个人的表现力，吃力不讨好和不得不越轨或易辙的亦不少。⑤ 廿三年九月九日于叶山 ① 陈宁注：歌德《流浪者之歌》：“一切的顶峰/沈静，/一切的树尖/全不见/丝儿风影。/小鸟在林间无声。/等着罢：俄顷/你也要安静。”——梁宗岱译 ② 陈宁注：Fitzgerald，现通译为菲茨杰拉德，他的波斯文英译本《鲁拜集》是上个世纪中国翻译者们心目中的翻译经典。 ③ 陈宁注：Edgar Allan Poe（1809…1849），现今通译为爱伦·坡，《怪诞的故事》指的是Tales of the Grotesque and Arabesque。 ④ 陈宁注：在此，梁先生忽略了他前文的观点：“两国文字的根深蒂固的基本差别”，所以，读梁先生的译文在准确性上大可放心但有时因拘泥原文而失去了汉语的正确性和可读性。 ⑤ 陈宁注：也许，正是梁先生的这种谦虚的美德或者说自卑的心理令他不能真正超越原作和原作者，使自己陷入解析原始文本，因缺少翻译者的二度创作，和拘泥于原作和原作者的本身固有的文化和语言传统而失去了汉语的光彩。我以为，梁先生译的“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不如译为“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虽然英国人不信佛陀）或者“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更贴近原意更符合中文的习惯。而且，诚如梁先生所言，“原封不动地移植”，在梁先生译的《严重的时刻》第二段德文的“Nacht（夜）”梁先生却译为“Welt”（世界），于中文气势、文辞统一严谨，于原文则不信不达。诗歌不是说明书，我想，太固执于原文行文只能令诗意荡然无存。
散后
一
花对诗人说：
“我们的花虽有大小，
我们都是各自创造我们的艺术的，
都是一样美丽的呵。”
二
在生命的路上，
快乐时的脚迹是轻而浮的，
一刹那便模糊了。
只有忧郁时的脚印
却沉重的永远的镌着。
三
幽梦里，
我和伊并肩默默地伫立，
在月明如洗的园中。
听蔷薇滴着香露，
清月颤着银波。
晚祷之二——呈敏慧
我独自地站在篱边。
主呵，在这暮霭的茫昧中。
温软的影儿恬静地来去，
牧羊儿正开始他野蔷薇的幽梦。
我独自地站在这里，
悔恨而沉思着我狂热的从前，
痴妄地采撷世界的花朵。
我只含泪地期待着——
祈望有幽微的片红
给春暮阑珊的东风
不轻意地吹到我的面前：
虔诚地，轻谧地
在黄昏星忏悔的温光中
完成我感恩的晚祷。
杨建民：学术争辩与文化精品
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是个十分爱争辩的人，不过他争辩的多是学术问题。
梁宗岱可谓少年得意。在上中学期间，他的诗文已登在著名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和《小说月报》上了；16岁时便博得“南国诗人”称誉。17岁时被郑振铎、茅盾邀请加入“文学研究会”；在游学欧洲期间，以法文在著名的《欧罗巴》、《欧洲评论》等杂志上发表诗作，又将王维、陶渊明等的诗歌译出发表，得到罗曼 ·罗兰的非常欣赏；他同时与法国现代派大诗人保罗·瓦雷里有密切交往，他译成的法文本《陶潜诗选》还由这位大师亲自序言，并给予高度评价。28岁回国，即担任北京大学法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以后陆续在南开、复旦、中山大学等著名高校任教，教学著译，终生不渝。
梁宗岱的好争辩是有了名的。萧乾先生写的纪念林徽因的文章中，便谈到当时梁宗岱与林之间为一些学术名词争辩得面红耳赤的情形。前不久读到韩石山先生一篇文章，其中谈到三十年代梁宗岱与两位好友李健吾、朱光潜为滥用名词风气展开的一场强烈的争辩。这次论争后来牵涉进来的还有巴金、沈从文等人，阵容名气之大，一时轰动文坛；梁宗岱与徐志摩是朋友，1931年，梁给徐写了一封论诗的长信，信末说：“这种问题（即诗，笔者注）永久是累人累物的。你还记得么？两年前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旁边，一碰头便不住口地口罗唆了三天三夜，连你游览的时间都没有了。”亏得徐志摩爱诗又有好耐性，否则谁乐意就“诗”的问题讨论几天，连花都巴黎都无暇游览呢？
梁宗岱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游欧的朋友，后来回国还在一块住过相当一段时间，但是，用梁宗岱文章中的话说：“朱光潜先生是我的畏友，可是我们的意见永远是分歧的。五六年前在欧洲的时候，我们差不多没有一次见面不吵架。去年在北平同寓，吵架的机会更多了：为字句，为文体，为象征主义，为‘直觉即表现’……” 这篇文章是梁宗岱读到朱光潜名文《刚性美与柔性美》后，因在外无法面对面争辩，而又要争辩的产物。
最精彩的怕是著名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教授的回忆了：“1935年我和宗岱在北京第二次见面，两人曾就新诗的节奏问题进行过一场辩论，因各不相让竟打了起来，他把我按在地上，我又翻过来压倒他，终使他动弹不得。”两位大教授，著名学者为学术问题大打出手，场面一定非常有趣，也真是当年学术魅人的绝佳证据了。
然而，正是因为对学术问题如此痴迷，如此投入，如此一定要争辩到打斗的精神，使得梁宗岱不多的著述有了长久的生命力。三十年代，他出了两本不厚的文艺论著《诗与真》、《诗与真二集》，八十年代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合集再版后，在文艺理论界产生很大反响；此书近日又由出版社出版，并予以高度评价。他不多的外国诗译，至今仍是各种选本的收录对象；他翻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被悉数收入由众多译家注入心血的《莎士比亚全集》。此译文单行本在台湾出版时，诗人余光中作了长序，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他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由于译稿被“文革”火毁，只余半部面世，便就这半部，便有海外学者比较认为：是目前内地五部《浮士德》译本中最优秀的……
好争辩，似乎在近来很难被人接受了。可只要是纯粹学术的，争辩肯定有益于从多方面、多角度来深入理会问题的。它可以使人摆脱片面，从而追索到学术底蕴，使得问题愈来愈清晰，愈来愈接近学理的本真，梁宗岱先生的著译可以为证。当然，这争辩必须是纯粹学术的，可惜眼下为学术这般投入争辩的执著人几乎见不到了。
甘少苏：想起了梁宗岱先生
一颗沙里看出一个世界
一朵野花里一座天堂
把无限放在你的手掌上
永恒在一刹那里收藏
梁宗岱译勃莱克：天真的预示
诗人彭燕郊教授送我一册他作序的小书：《宗岱和我》。这是梁宗岱先生的夫人甘少苏女士的回忆录。甘少苏女士原是粤剧演员，她谦逊地自称“半文盲”，和梁宗岱先生结婚以后，才开始学文化。或许是由于她天资颖慧，且和梁先生共同生活了近四十年，相濡以沫，至情所锺，这位“半文盲”记述的名震一时的诗人和学者生活经历的书，写得异常质朴、动人。当然，论述梁宗岱先生著译成就、学术思想等等，非她能力所及，对一些文化史实的论述与鉴别，也非她所长，读者自不会在这些方面加以苛求的。
梁宗岱先生早就人为地被中国的诗坛和翻译界遗忘了。还在一九八○年，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规划出版《诗苑译林》丛书时，我曾参与了这套丛书的规划设计、选题审定等方面的讨论。其中除冰心先生、罗念生先生、卞之琳先生等许多名家都有专题的译作外，出个人译诗集的那时暂定了戴望舒、梁宗岱、徐志摩、朱湘、孙用、戈宝权、施蛰存等先生。讨论选题时，有人问：“梁先生还在世么？” 一位毕业于广州外语学院的青年编辑说：“还在。在广外呢！不过，病得不轻。” 译文编辑室其他同志，对梁先生近况，则一无所知。结果，决定委托彭燕郊教授和他联系。一九八三年便出版了由唐荫荪兄担任责任编辑的《梁宗岱译诗集》，除去毁于十年浩劫的《浮士德》第一卷外，几乎包括了他所有的译诗，印了二万七千五百册。书出版后不久，梁先生就辞世了，但他总算亲眼看到了那集子，虽然那书也只能算是一九三四年商务出版的《一切的峰顶》的翻版。
除了一九八二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发表了张瑞龙同志的长文《诗人梁宗岱》之外，可以这样说，《梁宗岱译诗集》的出版，使读者重新记起了这位“五四”以后颇有些影响的诗人和翻译家。而《宗岱和我》的出版，则使读者们比较系统地了解到这位诗人和翻译家的坎坷际遇，阅后不能不使人一掬同情之泪。甘少苏女士记述的梁宗岱先生的前半生，才华横溢，奋发有为，十八岁时，由于在文学创作上崭露头角，得到了郑振铎先生和沈雁冰先生的赞赏，被邀参加“文学研究会”；随后到欧洲留学七年，在法国，同时得到了两位思想、艺术倾向迥然不同的大师保罗· 梵乐希（今译瓦勒里，Paul Valely，一八七一——一九四五，去世后，法国曾为他举行国葬）和罗曼·罗兰的赏识。梵乐希与他结为至交。罗曼·罗兰非常欣赏他法译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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