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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乡-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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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一位四十五、六岁的大个子马来女性出现了，她面带微笑，快速地用我所不懂的马来语说着什么。绢子婶给我翻译说他们夫妇正要出门，妈妈正愁不知怎么打发时间呢，快进来吧！我们在客厅椅子上坐了下来，两名马来女仆搀着她进了屋。这就是将近九十岁的野中鹤子。
鹤子在竹制沙发上的印有南国花纹的座垫上坐定之后，就开始与旧友绢子婶叙旧。我向她问了好，她也很礼貌地向我问好。她的肤色很白，面容显得很高贵、优雅，耳朵上扎有耳穴，戴着蓝色的耳环十分相配，身体像鹤一样瘦骨嶙峋。她裹着素色的植物花纹的沙丽，蓝色长袖花上衣的袖子里露出的手腕上戴着几个金镯子。如果没有人事先告诉，谁都不会认为她是日本人。
绢子婶用马来语介绍了我之后，鹤子用日语说：“你是从日本来的吗？”然后连连点了几下头。虽说我是初来乍到，她却用怀恋的眼光远远地看着我，然后用马来语说：“欢迎来访，有什么事尽管问，我都可以回答。”由于神经痛，右手不能随便动，放在膝盖上，左手则上下挥舞着。
鹤子最初讲的是日语而且带有九州的乡音，我以为她没忘记日语十分高兴，所以我就问她：“老奶奶，您的老家是天草岛原吗？”鹤子一瞬之间浮出羞愧的神色，然后清晰地说：“不是岛原，是五岛的福江。”
由于她的日语十分清晰明了，我想借助东风继续问鹤子迄今为止的整个生活状况。最初的回答是地道的九州方言，过了几分钟便变得不大流畅了，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地道而流畅的马来语了。回答我的话时有时她先用日语，慢慢地随着内容复杂起来，日语单词和措词就想不起来了。于是我便请绢子婶把我的问题译成马来语，鹤子的回答也通过翻译讲给我听了。同是日本人的鹤子的一生要靠马来语的翻译才能了解，这一事实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呢？我的心情很复杂，要经过翻译才能对话又使我急不择暇。
总而言之，把那种不耐烦的心情放在一边，我听到的关于野中鹤子的个人历史是这样的——哪年出生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今年已经快九十岁了，倒过去算大概是明治十八、九年生人吧。鹤子诞生在五岛列岛的福江岛的一家木材商家庭里，四个姐妹一个兄弟她家共有六个孩子。鹤子十七岁的时候，被拐卖到新加坡。
那是春天，一个高个子女人来到女孩子们聚集的地方说：“要是去了新加坡，那里有橡胶园，在那里工作，薪水很高，高得在日本都不可想象。”在九州边缘的岛上长大，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的女孩儿们听了那女人天花乱坠的劝诱动了心，结果鹤子与另外一名乡村医生的女儿决定去橡胶园工作。
鹤子跟父亲讲了自己的心思，父亲拼命阻拦，因为父亲知道年轻女孩子到新加坡去意味着什么。可是鹤子她们认为劝她们去的是女人，所以很放心，又觉得那女人一脸忠厚便相信了她的为人。她们根本不听父亲的劝告，便与那女人约好日子，偷偷带上些日用品离开了家，到福江镇去了。
这时父亲发现女儿带着行李出走了，连忙去追，在她们与那女人见面之前硬把她们带回村里。可是鹤子与女伴总认为只有远方才有幸福，于是再度同那个女人接上头，这次出走就十分慎重了，从福江港顺利地乘上了去海外的船。
可是，在她们刚刚庆幸乘上了一条幸福之船时，她们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了——这是一条驶往地狱的船。她们本以为会住进客舱，没想到被推下一个又窄又陡的梯子送进了船底的货舱。她们开始怀疑，去质问上边谈到的那个女人与船员，他们的态度是冷笑和施暴。
在货舱里已经有七个姑娘先等在那里，与鹤子一样，她们也是被欺骗来的。在船底的货仓里船员一旦撤去梯子她们是绝对上不了甲板的。只有服务员每天早晚两次用吊下的篮子送些水和食物来。撤掉的梯子有时也放下来，那便是那些粗野的男人们把吓得浑身发抖的姑娘们肆意欺辱的时刻。
船不知走了多少个昼夜，因为在船底生活，像是昏睡多年一样。船终于到岸了，那中年女骗子所说的话只有一点兑现了，这里的确是新加坡。上陆一看那貌似忠厚的女人连影儿也见不到的，而且这九名女孩子已被那女人贩子卖给了娼家。
当了“南洋姐”的鹤子开始在新加坡花街接客了，具体是哪条街道已经记不清了。她十七岁的身体刚刚发育，像花蕾一般，没过半年便被糟踏得不成样子。她去看了病，大夫给她治好病后，她已经不能生孩子了。由于这种体验使她对卖身这行当厌恶透了，无论如何也要逃出这魔窟。
过了一年左右，有一个马来人喜欢鹤子年轻貌美，常来找她。有一天他向她求婚说：“我喜欢你，咱们结婚吧。”这个马来人叫阿卜杜勒·塔来达，经营一家搬运社。当时的新加坡是英国人掌权，华侨在经济上也很有势力，马来人混得这么成功是罕见的。当然能和这个男人结婚可以逃出地狱鹤子很高兴，可是自己还欠着老板好几千元的债，又该怎么办呢？把实情向塔来达一说，这个马来人的精英人物便给出了一个主意。他说：“这新加坡执行的是英国的法律，这个法律是承认公娼自愿洗手不干的，所以只要你逃到日本领事馆就会变成自由之身了。”
过了几天，鹤子下定决心，何娼馆请假说是有事，离开了花街与阿卜杜勒·塔来达一起跑到日本领事馆。领事询问阿卜杜勒·塔来达，问他是否真的会养活这个日本女人。他说：“我有正当职业，养活她没问题。”领事说：“那么我给她办自由废业的手续，不过你要隔三个月来报告一次你的情况，让我们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让她幸福了。”同时又恳切地对鹤子说：“如果这个男人饿着你或者打你的话，你可以到领事馆来申诉。”
鹤子在一年多的“南洋姐”生活之后结束了皮肉生涯，随阿卜杜勒·塔来达到马六甲市生活了。丈夫之所以带她离开新加坡故意到马六甲市定居，也许是为了让鹤子忘记自己噩梦般的过去吧！丈夫想得很周到，鹤子的婚姻生活十分幸福。只有一件事较为遗憾，便是因为她从前的病致使她过了五年、十年都没有自己的孩子。
鹤子中年的时候，由于家庭的复杂的关系，塔来达的外甥与侄女没人养活，她把他们收养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了，日本军入侵马来西亚，他们说因战术的需要把鹤子夫妇居住的这一带土地都强行征收了。为此，夫妇俩不得不迁居到北边的迪克森港，所幸的是不久战争便结束了。又过了不久，进人老年的阿卜杜勒·塔来达便逝世了。
按伊斯兰教的规矩郑重地给丈夫办了丧事之后，鹤子给自己带大的外甥娶了媳妇，给侄女找了合适的丈夫嫁了出去。外甥媳妇一个个地生养，鹤子亲自来带孙儿们，她用日本式的方法把孩子背在背上，现在孙儿们也长大成人了。孙儿孙女们和她只是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对于将自己养大的慈爱的祖母是十分感激热爱的。他们每个人工作后第一个月的工资总要拿出一部分送给祖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从故乡五岛还时时有信来，其后可能因父母、姐妹的死亡便音信全无了。鹤子便在马来半岛的一角远离祖国日本生活着，比自己的姐妹们长寿得多，一九七三的现在，她被养子夫妇和孙儿孙女们供养着安享晚年。
听了绢子婶翻译过来的野中鹤子的话，我的东南亚之旅的愁闷心情开始有了一抹亮色。“南洋姐”们一般而言都是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暴尸异乡的，但是她们之中有少数人也像鹤子一样得到了幸福，使我像在暗夜之中见到一线光明。这么说另外那三位老婆婆虽然没对我讲什么，但是在生活水平比日本低得多的东南亚她们的生活是很好的，与我在九州天草体验过的阿崎婆的生活比起来，她们简直像在极乐世界生活一样。
是什么因素致使一个日本的“南洋姐”能得到如此特殊的圆满的结局呢？仅从鹤子的身世来谈，她仅仅被卖到花街不到一年工夫便遇到了一位善良的马来人，她青年时代的美貌使她获得如意郎君。还有她的智慧和勇气，当阿卜杜勒告诉她自由废业的出路后，她毫不犹豫地走了这条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我认为是东南亚人解放的思想和从容不迫的生活方式。
从山打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到迪克森，后来又去了几个城镇，我深深地感到东南亚各国人民豪爽的性格。比如一次我在他乡遇到本国人时的遭遇便可说明问题。我由于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郁闷久了，归国时向在机场遇到的十位日本女性打了招呼，然而她们的表情僵硬，板着面孔，拒人千里之外。而东南亚的人不论是华侨还是马来人对我这个异乡人总是投来微笑，虽语言不通但能通过手势和身体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十分自由豁达。
我认为东南亚的居民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是十分健康的，对本国的人不特别照顾，对其他国家的人也不歧视。他们生活态度豁达，对家族之外的人很能包容、宽大。在尊重他人自由方面也很注意。在西欧殖民主义者人便之后，白人、黑人各色人种都在这里融合，也许使这里的人养成了自由豁达的民族感觉和生活感情也未可知。
鹤子的后半生过得如此幸福与塔来达一族人具有东南亚人共同的民族感情有关。阿卜杜勒·塔来达没有任何偏见，把日本人的鹤子当作自己的爱妻，其外甥、侄女从小把她当作自己的亲母，等他们长大之后结婚生子，又让自己的孩子把她当作祖母对待。这种家庭亲情使鹤子的后半生充满幸福。鹤子之外的三个人种老太、泽本芳野、烟中千代与她大同小异，生活得也都不错，究其原因也是一样的。
绢子婶和我在鹤子家呆了很久，直到一个八、九岁的女孩进来，我们的话才告了一个段落。这个女孩像是最小的孙女，她怕累着奶奶才进来的。于是鹤子纤细的身体踉跄地站起来，无言地向我伸出了右手。
我无言地伸出手去，微笑着握了她的手，这样，鹤子用日语慢慢地说：“与你谈话我也感到像是回到日本似的，谢谢你，我活不长了，可是日本的山崎女士，你再来这个城市的话，要把我的亲人当成我一样，一定到我家来玩！”
鹤子的母语已几乎变成马来语了，这几句日语是她一句一句想着说的，恐怕在这之前她已想了好久才想起来这几句话吧！我十分吃惊，也很感激。我回答说：“我才真要谢谢您呢！以后我还会来的，请您多保重吧！”又对旁边的她的小孙女说：“要好好对待你奶奶。”虽然我知道她不懂日语，还是忍不住说了这句话。
鹤子笑嘻嘻地指着我手里拿的茶色的本子和铅笔小声地说想写几个字。我这才明白她想写个字留作纪念，于是把本子和铅笔递过去。她又坐回沙发上去了，想了一会儿，用左手护着拿起笔发颤的右手一笔一划地写了起来，我远远窥视了一下，那四个字是野中鹤子。
我点了点头，称赞她记得真清楚，鹤子仿佛想写下自己的马来名字，她用片假名写了两个字便停住了，孙女见状用马来语说了几句话，便从鹤子手中拿下铅笔，流利地写下了横向书写的马来文字。绢子婶看了看，告诉我说她写下的马来名字是艾丽莎·帕蒂·阿卜杜勒。
虽然遗憾，但我们不得不告辞了，鹤子被两名女仆搀扶着站在门前的白色石阶上一直在送我们。当我们穿过院子走到门口，又从门口走上林荫路回头望鹤子的白发还在我们的眼帘之中。
对我这样一个没有预先通知的闯入者她是这么欢迎，按常识讲不该问的隐私我也对她加以追问了，然而鹤子对我竟如此依依不舍。绢子婶每年来看她一次，七十年的漫长岁月，鹤子一直生活在马来人当中，我是去拜访她的唯一的日本人，所以尽管我的礼数不周到，她也因我是日本人对我十分怀恋。
走进停车场再次回头看，在树荫中只能见到鹤子家的屋顶和板壁了。这时，绢子婶自言自语地说：“啊，心里真难受啊！”这句话充满了不可想象的哀愁，真不像豪放快活的绢子口中说出来的。虽然别人介绍说，她是九州人，姑娘时代来到东南亚，她与英国人结过婚后来成了寡妇，实际上，她的生活经历大概与鹤子相同吧！她，只有她才能充分理解鹤子的无法排遣的乡愁。
在加影的养老院
在访问了至今还住在吉隆坡和周边的“南洋姐”之后的那个夜晚，我请绢子婶在街上的饭馆吃了饭，一来是表达我对她引见那些人的谢意，二来是与她惜别。这饭店是华侨经营的，所以店堂陈设与装饰全是中国风格的，饭店前边的绿地很大，上边栽满各种植物。与白天的酷暑截然不同，店头凉风徐徐吹来。
我好久不曾这样安心地吃一顿饭了。我接受太田与绢子婶的劝告，旅行的下一站将是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和棉兰。第二天下午的飞机票业已预定好了，这天晚上只是好好休息就是了，所以才有了舒畅的感觉。在绢子婶那一方，在附近的斯莲巴住着她女儿间。汉文帝时，曾派晁错问学于伏。西汉的《尚书》学者多，吃完晚饭她便要去女儿家，看上去她也很高兴。
我和绢子婶面对面边吃边谈，心中浮现出一种想法，我由于有绢子婶这样一个好向导，所以才见到了四名过去的“南洋姐”，但是这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地“南洋姐”的实际情况呢？
正如上一章仔细描写的野中鹤子的例子中反映出来的，我见到的四名过去的“南洋姐”虽身在异国思故乡之外，经济上还都有一定保障，她们的生活有开朗热情的东南亚人的照顾，生活得还不错。可是能不能代表在当地老去的所有“南洋姐”的生活呢？迄今为止我庆幸在吉隆坡遇上了我应该找的人，所以十分安心。但我又确信还有不幸的“南洋姐”存在，她们的境遇与那四个人完全不同，她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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