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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征服史-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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亍独费芯俊�1993年第6期）及何忠礼教授《宋代户部人口统计考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为代表。本文再做探讨，以为新证，并有重要问题揭示。
一、户数在宋代社会中的作用
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础和规模，决定于人口，人口生存和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家庭。作为社会细胞，家庭数量还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母奶－－－赋役的征调，因为赋役主要是以户为单位征调的。宋朝各级政府对户数的掌握十分重视，对地方政府、地方官员而言，户数的多少更与切身利益密切关联。
1．定诸县等级。
自唐代以来，为便于管理，将各州县制定了等级。县一级大体为7等，依次为：赤、畿、望、紧、上、中、下。其中赤、畿两等，通常是京师、大都会及附近的县，属特殊的政治地位，其余5等，均按户数确定。宋太祖刚登基的建隆元年冬，为适应新形势和户口变化，即诏天下除赤、畿外，重新制定诸县等级：4000户以上为望县，3000户以上为紧县，2000户以上为上县，1000户以上为中县，1000户以下为中下县。并自此每3年升降一次。＇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2＇（《职官》11之58）以此可知县的大小及地位，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户数。林駉指出：“建隆之元年也，版籍来上，严定升降；至明年也，户口增耗，申严殿最。夫开基立极，岂无急政？一则曰定版籍之升降，二则曰严户口之殿最者，深知本固邦宁之意欤！”＇3＇（卷10《户口》）由此急迫性可知各县户数多少及变化，对于稳定局势、加强统治的重要性。
2．定州县官编制。
地方官员的编制，各地并不统一，而是根据户数确定的。如州一级的通判，只设于万户以上的州郡。宋真宗景德三年，“复置解州通判一员。旧制：州不及万户者省其通判，此时（解）州户盈万数”＇1＇（卷64景德三年十月庚寅）。解州原来曾有通判，由于户数减少丧失了资格，至此又按制度重设。可见这一制度是切实执行的。400户以下的小县则不设县令，由主簿兼知县事。宋神宗时，令20000户以上的县增设县丞一员，宋徽宗崇宁时各县均设，但至大观三年，除万户以上县或虽不足万户但有山泽、坑冶之利的县之外，其余皆罢去。主簿之设遵循同样原则，开宝三年规定千户以下、400户以上县不设主簿。＇4＇（卷167）当然，地方官品位的高低，也与所出任的地方户数相适应。如宋真宗天禧元年规定，江南诸县5000户以上者，派京朝官担任长官。＇1＇（卷90天禧元年十一月乙未）
3．定州县官俸禄。
宋代州县官的俸禄，主要由朝廷格式司“用《十道图》较郡县上下紧望，以定俸给”＇1＇（卷81大中祥符六年十月丁亥）。例如：5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参军20千（即贯），3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8千，10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5千，5000户以上的州录事12千，不满5000户的州录事10千。又如：10000户以上的县令20千，主簿、县尉12千；7000户以上的县令18千，主簿、县尉10千；5000户以上的县令15千，主簿、县尉8千；3000户以上的县令12千，主簿、县尉7千；不满3000户的县令10千，主簿、县尉6千。＇4＇（卷171）俸钱之外的职田也是如此。如县令职田：10000户以上者6顷，5000户以上者5顷，不满5000户者4顷。主簿、县尉的职田是：10000户以上者3顷，5000户以上者2．5顷，不满5000户者2顷。＇4＇（卷172）户数的多少，与地方官的收入多少直接挂钩。
4．定州县赋役。
赋役来自人户，主要是按户等高下为标准征调的，其前提当然是官府对户数的掌握，勿需多言。在此主要介绍州县的差役数量。直接为地方官府服务的州县吏人、弓手等，朝廷并不允许地方随意抽调、招募，而是有定额限制，定额的标准仍是户数。如州郡吏人，开宝六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80人；散从官，咸平年间确定为30000户以上州100人。诸县吏人数额规定的更详细。如诸县曹司吏人，20000户以上县30人，10000户以上县25人，7000户以上县20人，5000户以上县17人，3000户以上县15人，1000户以上县12人，不满1000户县10人。＇5＇（卷12）建隆年间用法令形式规定的还有弓手数额：10000户以上县50人，7000户以上县40人，5000户以上县30人，3000户以上县25人，2000户以上县20人，1000户以上县15人，不满1000户县10人。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又依次递增20至10人。＇6＇（卷13《州县役人》）显然，户数决定着统治的力度和工作量。
此外，地方常平、广惠等仓的设置规模，也因户数多少而不同。如宋仁宗嘉右二年在全国设广惠仓，规定10000户以下州留田租1000石，10000户以上州2000石，20000户以上州3000石，30000户以上州4000石，40000户以上州5000石，50000户以上州6000石，70000户以上州8000石。100000户以上州10000石。＇4＇（卷176）
5．考核地方官。
宋政府把户数的增减列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指标。地方官在任期内若户数增加，会受到提前升迁、加俸等奖励，反之则会受到延缓升迁等责罚。宋代初年“初著令：州县户口准见户十分增一，刺史、县令进考；若耗一分，降一等。”建隆三年又规定：“凡千户以下（县）能增百户，（主要官员）减一选。减及三选以上，令赐章服，主簿升秩进阶。”＇4＇（卷160）宋仁宗皇祐元年，三司制定了考课转运使、副的5项指标，第l项即“户口之登耗”，规定考核等级为6等，考入上上第1等者，“与转官升陟差遣”，考入下下最低等者，“与展磨勘及降差遣”＇1＇（卷166皇祐元年二月戊辰）。在整个两宋时代，屡屡有专以户数或户口增减为唯一考核指标的规定，灾荒及战乱年代尤为重视。
以上事实表明，户数对于各级政府、各地方官是极为重要的。口数固然也至关紧要，但口一般不是赋役征收单位，而且“口尤难计”＇7＇（卷上《户口》），所以相比而言，宋代的户数统计更规范认真。宋太宗至道元年重造版籍时颁于天下的格式，主要即“凡一县管几户夏秋二税”＇1＇（卷38至道元年六月己卯），而不计口数。宋孝宗时衢州司户赵希言曾“合郡民以计，表其里，标其户数，为图以献于守，守才之”＇4＇（卷247《赵希言传》）。所计也是户数。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宋代的人口数量，最宜于从户数而不是从口数统计资料入手
二、宋代户数统计评估
众所周知，宋代户数统计也存在许多问题。以下几个方面，就是其突出的表现。
其一，官方问题。一些地方官吏不能按时清查统计，或统计时敷衍塞责，还有的地方官吏为升迁加俸，虚报户数，导致户数不准确和不能反映增减变化。再者即多系统户口统计，目的不一，导致同一地方、同一时期的户数差异较大。一些数据不做考证辩别难以适从。
其二，诡名户问题。形势户尤其是官户，为逃避赋役，用种种手段弄虚作假，使宋代出现严重的诡名户现象。影响户数的主要是诡名子户，即一户分作数户、十余户乃至数十户，以分散财产、降低户等，达到减免赋役的目的。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增多。
其三，脱漏户问题。所谓脱漏户，即不在官方户籍的人家。这一现象同样严重，情况也更复杂。其中有的是自有田产本应在主户籍内而隐瞒不报，仍为客户，所影响的是户口类别比例而不是户数，暂且不论。另一种确属“黑户”，即谎称逃亡、绝户而隐瞒起来的“逃绝户”。宋神宗元丰三年，三司户部判官李琮受命专门调查清理江东、两浙二路的逃绝户，结果骇人听闻：仅清查出的逃绝户就多达401332户；同年改任淮南路转运副使的李琮又在当地清查，“凡得逃绝、诡名挟田（佃）、簿籍不载并阙丁”475965户、丁，＇1＇（卷300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文）其中脱漏的户数当是个不小的数字。这一现象导致户数虚假偏低。
统计不实，户数虚假地偏高或偏低，在当时就是一大无法解决的难题，更使现在的研究陷入困境。如何走出困境呢？对于官方统计公布的户数，我们应有三点基本认识：一是必须利用已有的户数资料为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宋代人口数量之谜根本无法破解。二是具体的数字肯定不精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三是传世的宋代百余个总户数，由于种种原因不可全信，其中有的不是总户数，有的明显错误，但经过鉴别的大部分数字，宏观上基本可靠。
具体再谈户数虚假的偏高偏低问题。一些学者认为宋代户数偏高，多以诡名子户为证据。但如果同时充分认识到还有大量的脱漏户数，那么偏多的估计就难以成立。二者相较，当然难说互相抵消，但由于无法量化，不能确证，所以应另辟蹊径，转换视角来认识这一问题。例如，从宏观的历史角度考察，将宋代户数与唐代、元代户数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宋代户数的发展是正常的、合乎规律的。
唐玄宗开宝十三载（754年），户数峰值为9069154户。＇8＇（卷217）；＇9＇（卷84）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总户数为9055729户。宋朝版图不及盛唐，但所辖地区全是人口稠密之地，所缺边远地区人口稀少，不影响大局。这时的户数之所以历经260年尚未达到盛唐峰值，主要是唐中后期及五代多年战乱，人口损失惨重，宋初几十年尚处于恢复时期。此后经过80多年的自然增长，至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宋代户数达到20882258户。如果从唐玄宗末年算起，成倍增加的户数其实是300多年以来的结果，或者说是弥补了宋以前200多年战乱所造成的损失，不足为奇。
再与后世的元代相比较。《元史·地理志序》载：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南北之户总书于册者”为13196206户。但这一数字并不能与宋代比较。一是其数根本不是“总书于册者”。10行省中，缺云南、岭北二行省的户数，其余8行省仅河南、江浙、江西、湖广4行省数字相对完整，另外4行省户数多有残缺遗漏。而就相对完整的河南而言，也缺汝宁府、归德府、襄阳路、高邮府的户数。二是当时刚经过大战乱，户口损失严重，户籍制尚未完善，地广人稀现象普遍存在。如汴梁路领38县，仅有20018户，每县平均不足790户；南阳府路领13县，仅有692户，每县平均53户。由此一斑，可窥至元二十七年的户数既不是当时的总户数，更不能代表元代户数峰值，也就不能与北宋末年总户数相比。实际上，据估计元代中后期全国约有27650000户，＇10＇（P141、150）与宋代相对应的领土上户数峰值相比，应无多大差距。
举两个具体地区户数变化的例子，均按与宋代相应地区对比。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宋代两浙的户数高于唐代，低于元代，河北的户数也低于其后的金代。均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相适应。
看一下北宋及其他朝代户数的年递增率，更证明这一点。
从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57年）的4279634户，到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的9348227户，＇11＇（《郡国志五》，应邵注）中经90年，年递增率为8．7‰。
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的3041871户，到唐玄宗天宝十三载（754年）的9069154户，＇12＇（《地理志》）；＇9＇（卷84）中经115年，年递增率为9．5‰。
从宋太宗时的《太平寰宇记》（成书年代约为980－－989年，暂取其中间年代984年）所载的6499145户，到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年）的2088225户，＇2＇（《食货》69之71）中经约125年，年递增率约为9．3‰。
综上所述，宋代的总户数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基本可信。
三、北宋历年户数表分析
北宋一朝，全国总户数传世有50多个年代的具体数据，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但其中有虚有实，有对有错，不能随便引用。因此，有必要将其排列为表，以便比较鉴别（附后）。＇1＇
1．同一年代不同户数分析。
我们在表中首先发现的问题是，同一年代的户数并不相同，共有20处，有的差距相当大。主要有3个原因造成这种现象。
其一，传抄刊刻之误。古籍文字在千百年的传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讹误衍漏，其中数字笔划少又枯燥，更是如此，而且不易理校。典型如《宋会要·食货》一一和六九两部分有内容基本重复的《户口》，二者个别地方互有详略，更有不一致的数字。如天圣七年、嘉祐八年、治平三年、大观三年的数字即各不相同。不同书籍中同一年代的户数不同，也有同样的原因。建隆元年4个数字，开宝九年2个数字，“太祖朝”3个数字，至道二年3个数字，景德三年3个数字，“真宗朝”4个数字，天圣七年2个数字，宝元元年4个数字，嘉祐八年3个数字，治平三年2个数字，熙宁八年2个数字，元丰元年前2个数字，元祐三年3个数字，元符二年2个数字，大观三年2个数字，均属此类错误。类似不同，大多差异在千位数左右，其中嘉祐八年的3个数字仅是个位之别，影响不大，可存而不论。极个别差异在百万位左右者，经前后年代的数字参照比较，则可以检验出讹误者。共2例：1．《宋会要·食货》一一之二八所载元符二年数17915555户，与前一年的19435570户和后一年的19960812户参照，显系错误，是第2位和第3位数字颠倒造成的，应以《长编》等书所载的19715555户为准。2．《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九所载大观初数为29010000户，前后年代数字比较，也是同样错误，应以《通考》所载的20910000户为准。
其二，同一书中单列的总户数与各地或分类具体数字之和不同。共3例：1．建隆元年。《长编》卷l载：朝廷根据各地提供的户数升降天下县望，“凡望县五十，户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十；紧县六十七，户二十二万八千六百九十三；上县八十九，户二十一万八千二百八十；中县一百一十五，户一十七万九千三十；中下县一百一十，户五万九千七百七十。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注：按总数不符，应作九十六万七千四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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