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征服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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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县一百一十，户五万九千七百七十。总九十六万七千三百五十三户。注：按总数不符，应作九十六万七千四百四十三户。”分类数之和多出90户。《玉海》所载分类数与《长编》同，但总数作967553户，反而少110户。另有《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所载总数与《长编》同，但其分类数中紧县户数作271693户，差别更大。唯有《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两类一致，都是967353户，与《长编》、《玉海》的分类数对照，可知这两书的望县户数应为“二十八万一千六百七”，中县户数应为“一十七万九千三”，原末尾均衍出“十”字。此数应以《宋会要·方域》所载为准。2．元丰二年。《文献通考》所引毕仲衍的《经进中书备对》内，全国总户数为14852684，但下载各路户数之和却为14543264，相差309420户。主要原因之一，是各路户数不完整，缺开封府、梓州路、夔州路3地的客户数。而《元丰九域志》所载这3地的客户总数为480427户，若借此补加，则为15023691户，又比总数多出171007户，仍不一致。故而此数存疑。是年应以《元丰九域志》户数为准。3。崇宁元年。《宋史·地理志序》载崇宁元年总数为20264307户，但下载各州户数之和则为17301008户，相差2963299户。主要原因是，《宋史·地理志》中，广东、广西、夔州路的户数并非崇宁元年的户数，而是元丰年间的户数；福建的福州、泉州、南剑州、漳州、汀州、邵武军6地，虽标明为崇宁数；实际上也是完全抄自《元丰九域志》；＇13＇以上各地22年户数变化情况没有得到如实反映；更应指出的是，另有28州军（不含南宋所置者）根本没有户数记载。因此崇宁元年总户数应以《宋史·地理志序》所载的为准。
其三，不同书籍的差异。同一年代的户数在不同书籍中不同，是一个最为复杂而且难以判别的问题。除了上述传抄刊刻之误等原因外，另一主要原因就是户数统计来源不同，因而差异较大。天圣七年2个数字相差40万，前后相比，应以《通考》等书所载为准。庆历二年前2个数字相差12余万，因为差异小，前后数比较难以判断孰是孰非，暂可存疑。庆历八年2个数字相差24万余，经前后年代户数参照，应以《长编》等书所载为准。元丰元年后2个数字相差164万余，当以《宋会要》所载为准。元丰三年后3个数字相差265万余，应以《元丰九域志》所载为准。崇宁元年前2个数字相差24万余，经与前后年代户数年递增率测算比较，《宋史·地理志序》等书所载数较为适宜，应以为准。
2．宋初两朝户数揭秘。
表中显示的宋初两朝户数，呈现出一大特点，即起伏很大。以《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为高峰，前后都很低。此前户数低，原因之一是因为宋太祖朝还有3个割据政权没有收复，但建隆元年的总户数过低，则是令人生疑的。此后户数又大幅度下降，宋太宗至道年间突然减少230余万，更是不合常理，需要认真研究。
宋太祖朝户数的剧增，主要是统一战争胜利的结果。乾德元年（963年）平荆南，得142300户；平湖南，得97388户。乾德三年（965年）平后蜀，得534029户。开宝四年（971年）平南汉，得170263户。开宝八年（975年）平南唐，得655065户。所收复的5国，共得1599045户。马端临将此数与宋初户数相加，为2566398户，指出这是引自《长编》但与引自《宋会要》的开宝九年总户数3090504不合，以为“当考”。＇14＇（卷11《户口二》）其实这并非二书数据来源不同的误差，户数不能如此机械相加。开宝九年多出的524106户，当是宋政府原有户数及较早收复的诸国户数自然增长的结果。表中所列“太祖朝”的2508965户，则可能是建隆元年户数与收复的诸国户数相加所得，由于上述5国户数在许多书中不相同，故有数万差别，也在情理之中。
宋太宗时又收复3国。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陈洪进献出漳、泉二州，得151978户。同年钱叔以吴越归宋，得550680户。次年平北汉，得35220户。共得737878户。加上宋太祖末年的户数，约为380余万户，再加上至太平兴国末年的自然增长户数，约为400万户左右。然而，《太平寰宇记》的统计却是6499145户，七八年间竟然猛增200多万户，增长率为62％，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定有异常。
在宋代史籍中，《太平寰宇记》是各种户数统计最详细的，表中所列户数，是当时宋朝版图之内州郡的户数，相当可靠。那么，这就意味着宋太祖朝的户数有问题。事实上果然有问题。
上文说到建隆元年的户数过低，并非主观臆断，而是与后周户数相比得出的疑问。赵匡胤陈桥兵变，继承的是后周的江山。后周显德五年十月，“命左散骑常侍艾颖等三十四人，下诸州检定民租。周显德六年春，诸道使臣回，总计检到户二百三十万九千八百一十二。”＇15＇（卷146《食货志》）则显德六年的总户数为2309812户。显德六年（959年）距建隆元年（960年）仅1年，但宋初的户数为何仅仅96万余呢？
一个重大问题就这样被揭露出来了。建隆元年公布的户数，如前文所说，目的是“有司请据诸道所具版籍之数，升降天下县望”，故而先制定的是“以四千户以上为望……”，再公布各等县的数量和户数，最后公布的是总户数。＇1＇（卷1建隆元年十月壬申）问题的关键在于，县望等级的确定，依据的并不是总户数，而仅是主户。《宋会要·方域》七之二五所载与上文内容相同，但讲的更具体明确：“今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吏部格式》引建隆元年敕云：“应天下县据见管主户重升降地望”＇6＇（卷10《户口》）；《宋会要·食货》六九之七七也载：“欲据诸州见管主户重升降，取四千户已上为望……”；宋真宗景德四年又重申：“诏诸路所供升降户口，自今招到及创居户，委的开落得帐上荒税合该升降，即拨入主户供申。内分烟析生，不增税赋及新收不纳税浮居客户，并不得虚计在内，方得结罪保明，申奏升降。＇2＇（《食货》11之2、69之78）特意强调必须是纳税的主户才算数，并要地方官结罪担保，违者即受法律制裁，以示严肃性。宋神宗熙宁七年，梓夔路察访司向朝廷提交申请报告说：“遂州青石县、合州赤水县主户各及三千已上，昨并废为镇，人不以为便，乞仍旧为县。”遂获批准。＇1＇（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午）主户3000以上，已符合中下县的标准，因而重又恢复县制。表明以主户数量升降县等是切实长期执行的。以上情况证实，建隆元年的户数只是主户数，根本不包括广大客户，而后周显德六年的户数才是总户数，也可视为建隆元年的宋朝总户数。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建隆元年的主户也不是全部州县的户数。我们已知，宋初统计的户数是从重新升降天下县望而来的，而当时明确诏令“天下县除赤、畿、次赤畿外，重升降地望。”所升降并统计主户数的是其余5等县，凡望县50，紧县67，上县89，中县115，中下县110，共431县。但当时实有638县，＇2＇（《方域》7之25，《食货》69之77，《职官》11之75、58）；＇4＇（卷85《地理志序》）也即还有207个为赤、畿、次赤、次畿县的户数没有统计，因为不需重新升降，尤其是不必因户数而确定等级。一般而言，这些地望高的县多属大县，都是京都或大州府所在地和属县，至少可以说，还有32％的户数不在总数之内。因此宋初的户数非但不是总户数，也不是主户的总数，与应有户数存在很大差距，因而意义不大。＇2＇
接下来的户数比较复杂。我们发现，平定诸国的户数与《太平寰宇记》相应州郡的户数相比，差距很大。请看下表（收复时户数据《宋史·地理志序》）。
表中显示两种情况。其一，《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少于收复时的户数，荆南、南汉、漳泉、吴越4地即是。这种现象，与灭国后户口逃亡、迁移有一定关系，各国当时所报户数也可能有虚夸，或者可能有误。如据《隆平集》卷一二载，漳泉户数为110021，吴越户数为334932，与《宋史·地理志序》等书所载户数差距很大，但与《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倒是前后相适应。暂此存疑，更俟详考。其二，《太平寰宇记》所载户数大大高于收复时的户数，湖南、后蜀、南唐、北汉即是。其中与湖南、后蜀的户数相距20余年，与南唐的户数相距10余年，与北汉的户数相距不足10年，自然增长的户数不可能差距太大乃至成倍增加。但《太平寰宇记》所载的主户数，则接近而且都高于收复时的户数。也即这4国收复时的户数，极可能是主户数。
《太平寰宇记》中，指明是主户的有3625366户。另有主客不分户390510户，按当时主户占总户数的58％计，其中约有226495户应属主户。则当时约有主户3851861户。此数与宋太祖末年的总户数接近，也与宋太宗至道年间的400余万户较适应。下列两条史料，证实了我们的判断。
《宋史》卷八五《地理志序》：“天下主客户：自至道末四百一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焉……”
《玉海》卷二0《嘉祐户口》：“开宝末天下户三百九万五百四，至
道末户四百十三万二千五百七十六，天禧末户六百三万九千三百三十一，客户不预。”
史料表明，除了《太平寰宇记》的户数是主客各类人户的总户数外，宋初两朝的户数尽管有的标明是“主客户”但实际上都是主户或主要是主户数。这样，表中天禧五年的8677677户是总户数，除去上述主户，另有2638346户为客户。表中显示的另一个奇怪现象也得以解开：宋太宗至道三年户为4132576，至宋真宗咸平六年却为6864160，6年间猛增2731584，增长率为66％，年均增长455430户，显然是不可能的，说明后者是总户数而前者并非总户数。而从《太平寰宇记》的6499145户到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的6864160户，约19年间增长365015户，增长率约为5．6％，平均每年增长约19211户，便是正常态势了。
宋代造船业的发展与海外交往
宋代海外贸易兴盛，远远超过前代。宋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对海外贸易十分重视。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后在杭州也设市舶司，广州、杭州二市舶司掌管岭南及两浙路各港对外航海贸易收税等事务。后又在明州设司，广州、杭州、明州合称“三司”，以后又在泉州和密州板桥镇（山东胶县境）设二市舶司。到南宋时，除密州归入金版图，其他市舶机构仍存在。广州、泉州二市舶司较为稳定，成为发展航海贸易的重要机构。宋代市舶司类似近代海关，商船出海必先呈报市舶司领取公凭才能启行。外国商船到达我国港口必先报告市舶司，由它派人上船检查，征收其货物的1/10作为进口税收（叫“抽分”）。抽取的货物解送京城上交国库叫“抽解”，“抽解”是政府的重要财政税收。规定十种货物为禁榷物，即玳瑁、象牙、犀角、宾铁、■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鍮［tōu偷，即黄铜］石。全部由市舶机构收购，其他货物也收买一部分，总称为“博买”。抽分是实物税收，博买是带有强制性限价收购的一种变相市舶税。抽解和博买来的货物一律送交中央政府。南宋政府鼓励富豪打造海船，购置货物到海外经商。并制订有关奖惩制度，能招徕外商的升官，影响海外贸易的降职。
由于海外贸易的推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进入宋代，我国的造船业又进入一个高峰阶段。有了新的发展。
宋代很多地方设立了造船场、造船坊，特别是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明州、温州以及杭州等地都形成了制造海船的重要基地，不但有官方的造船场，也有很多民间的造船场。大海船中也有很多民船。战船中也有很多是征发民船而来的。宋代的造船、修船已经开始使用船坞，并创造运用了滑道下水的方法。
宋代舟船的制造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这又推动着航海事业的发展。宋的造船业比以前更具有特色：船体更巍峨高大，结构更坚固合理，行船工具更趋完善，装修更为华美，特别是开始使用指南针进行导航，开辟了航海史的新时期。
宋船头小，尖底呈V字形，便于破浪前进。身扁宽，体高大，吃水深，受到横向狂风袭击仍很稳定，同时，结构坚固，船体有密封隔舱，加强了安全性。底板和舷侧板分别采用两重或三重大板结构，船上多樯多帆，便于使用多面风。大船上又都设有小船，遇到紧急情况可以救生、抢险。每只船上都有大小两个锚。行船中也有探水设备。这些极适合于远洋航行。
宋代所造一般的海舶叫“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内部有独特的水密舱构造。客舟分三个舱：前一舱底作为炉灶与安放水柜之用。中舱分为四室。后舱高一丈余，四壁有窗户。“上施栏楯［shǔn吮］（即栏杆），采绘华焕而用帘幕增饰，使者官属各以阶序分居之。上有竹篷，平日积叠，遇雨则铺盖周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神舟”就比“客舟”更大得多了。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派使臣安焘、陈睦往聘高丽，曾命人在明州建两艘大海舶，第一艘赐名“凌虚致远安济神舟”，第二艘赐名“灵飞顺济神舟”，自浙江定海出洋到达高丽，高丽人民从没见过这样的神舟，“欢呼出迎”。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再次派使臣去高丽，又在明州建造两艘巨型海舶，据史载，它们“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鹢首，屈服蛟螭”。到达高丽后，高丽人民“倾城耸观”、“欢呼嘉叹”。“神舟”大者可达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五六百人的运载量，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也可载二三百人。
宋代对各地造船数量也有规定。如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就曾规定温州、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