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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帝国征服史-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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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人名录·郑芝龙、郑成功》)
结构法的造船顺序
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受欧洲近代建造木船顺序工艺的影响,开始采用“结构法”造船顺序。即先定龙骨,次安装肋骨及框架结构,再附上船侧板,最后钉船底板。
据《使琉球录》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使臣夏子阳记载:“舟急(“舟急”合一字)居其底,为船之主。凡两舟参(“舟参”合一字)交榛、龙膀、龙骨、通梁参错钤束,皆附舟急(“舟急”合一字)以起架。”
舟急(“舟急”合一字)指船底中央纵向巨木,有时专指中段龙骨,到清朝才改称龙骨或舟参(“舟参”合一字)。两舟参(“舟参”合一字)指首尾两段龙骨。龙膀可能指龙骨翼板,是否包括整个船底板还不清楚。文中所称的龙骨,在清朝一般改称肋骨、曲手或曲手板。通梁指船体的框架结构。
造船顺序从宋代的“船壳法”到明代的“结构法”的变化,体现造船首先应考虑船身的整体结构的牢固性。至于贴钉船底板、舷侧板则在其次。这是制作技术上一大进步。尤其是在船形趋向大型化的情况下,更加适宜。
抗倭战船
嘉靖(1522—1566年)、万历(1573—1619年)间,沿海抗倭斗争需要,经常修造战船。
《崇武所城志》载:“为防倭寇之害,每十百户设官船十只,快船二只,各编字号。在西门外西港边打造。今人呼其地为船场下。”
当时的抗倭名将、泉州人俞大猷(1509—1580年)曾亲自督造各种大小战船。对各种船型、性能、施工用料等,在他所著的《洗海近事》中都有记述。(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2。《泉州人名录·俞大猷》)
《洗海近事》称:当时战船有六号,一、二号具名福船,三号曰哨船,四号曰冬船,五号曰鸟船,六号曰快船。
福船势力雄大,便于冲犁海浪,底尖上阔,首昂尾高,吃水一、二丈,舵楼三重,帆桅三根,傍护以板,上设木女墙及炮床,是战船中的主力。
冬船又称还沧船,吃水七、八尺,风小亦可动,便于攻战追击。
鸟船头小而体肥,船身长直,设有帆桅,两舷各加二橹,帆橹并用,船行水上,有如飞鸟。
快船有又开浪船、赶舟曾(“舟曾”合一字)船,比鸟船更尖锐,吃水三、四尺,四桨一橹,坐三、五十人,快速性高,能狎风浪,便于哨探或捞首级。
又据《明会要》载:“大福船客百人,底尖上阔,舵楼三重,可顺风行,不能逼岸泊。”“乌舟曾(“舟曾”合一字)艚闽制,耐风涛,且御火战。”
当时俞家军抗倭,转战福建、江浙一带沿海,有时要深入河口港汊,有时要追击残寇于外海,故战船须大小不等,吃水深浅不一。性能各异的不同船型的船只,组成一支“混合舰队”,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克敌制胜。
在长期海战实践中,逐渐筛选出一些有价值的船型,并趋于定型规范化。以后建造,用料估算就比较方便。
《洗海近事》中有这样记载:“今应所造福船、冬仔、鸟艚各若干只,其船具要高大深长。大约福船以长八丈、阔二丈有零,鸟船以四、五十石载,冬仔亦须极大者。”
该书还记载各种型号船只的建造用料甚详,便于备料成批生产。如:“大福船面阔三丈,共十五只。本船木料横梁:中舱长四丈五尺,头舱长三丈二尺,尾舱长二丈。大柚四条用杉木,含枋长二丈九尺,阔三尺,厚一尺五寸……小头桅长六丈,围四尺。大桅长九丈,围六、七尺。战棚用松板五百五十片不等,每片厚一寸五分,长三丈,阔一尺五寸……上金樟木长二丈七尺,阔二尺,厚一尺……舵甲用樟木,每扇八片,厚一寸……碇六门,长二丈,阔一尺。棕缆二条,每条七十丈。藤缆索四条,每条长六十丈……大风蓬阔五丈五尺,长六丈;头蓬阔二丈四尺,长三丈。桐油一千二百斤,灰八十石,铁钉三千斤,草筋一千五百斤。脚艇一只,面阔七尺,橹二枝……”
福船特点
明代泉州建造的海船是属于福船类型,与同一时期的东南亚或西欧所造木航船比较,有以下特点:
(一)船底为尖圆底,接近于U形,船首、尾为方形。而东南亚和西欧的木航船为尖底,首、尾尖锐。在依靠风力和人力为动力、航速不高的条件下,圆底比尖底可增加载重量。首、尾方形较易制造,且水手下碇、系缆、掌舵等操作空间较大。福船首部画有凶猛动物图案,两侧有龙目,后部有美丽小鸟图案。这种装饰既带有镇懾水神海怪的宗教色彩,又表示能识别海途,保证航海安全,发挥使船员、商旅心理安宁的效应。
(二)使用夹层的船底板,三层的舷侧板,是在传统的设置水密舱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船体内部结构。在距水底板有一定高度的地方,安装第二层船底板。板下可放不怕湿的货物或压舱石,降低船底重心,使船在航行中不轻飘。
(三)船舵间和其它船舱隔开,尾舵为轴式或可升降的舵,依航道深浅及吃水高低而升降,操纵更加灵活。
(四)桅杆为整根大木做成,不像欧洲船一桅由三节接成。
(五)蓬用竹篾编织而成,呈长方形硬蓬,纵向竖挂。
(六)开始使用铁锚。1981年泉州湾石湖港海底打捞出一具明朝的四爪铁锚,残长2。78米,锚爪对角距2。18米,重758千克。由于自身重,抓力强,其停泊能力及操作运用远较木石碇优越。
清
清代,泉州的航海技术受西方影响较明显,经引进吸收,也创造出自己的成果。
《海国闻见录》记叙的航海技术
康熙间(1662—1722年),泉州府同安县人陈伦炯少从其父陈昂熟闻海道形势,尤留心海外诸国风土民俗,熟识海上针盘、更辰、海道、港湾,著《海国闻见录》上、下两卷。(参见泉州历史网qzhnet。2。《泉州人名录·陈昂、陈伦炯》、《泉南著述·海国闻见录》)
《海国闻见录》下卷为图六幅。曰四海总图,曰沿海全图,曰台湾图,曰台湾后山图,曰澎湖图,曰琼州图。这六幅图,在当时测绘技术还很落后的情况下,实在难能可贵。
《海国闻见录》还记载:“中国用罗盘、刻沙漏,以风大小顺逆较更数(一昼夜为十更,以更香一炷为一更),每更约得水程60里;风大而顺则倍累之,潮顶风逆则减退之。亦知其处心尚怀疑,又主见某处远山,分别上下山形,用绳砣探水深浅若干,砣底带蜡油,粘探泥沙,各各配合,方为准确。”“中国洋艘不比西洋甲板用浑天仪、量天尺,较日所出刻量时辰,离水分度,即知为某处。”可见当时远洋船舶已有自己的航海图(又名洋更、水镜或程图)和一套探测航行地点位置的技术。
造船
雍正七年(1729年),设泉州船厂,修造水师战船,当年承修48艘。
《清高宗(1736—1795年)实录》载,清官方造船厂都选址在盛产木材的地方,福建就设有福厂、泉厂、漳厂和台(湾)厂。
但这时泉州适合作大桅的全木缺乏。据《闽政领要》记载,官方的泉州船厂也在厦门购买番桅。从东南亚进口的桅木有铁造、蜂仔代番、甘拔、郁木、白犬、卖色、打马等。船舵则用广东产或东南亚产的铁力木(柚木),取其坚韧抗扭曲力强。国产的榆木、槠木、赤木亦堪使用。地产的松、杉亦用作桅木。如雍正十年(1732年)和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官方二次派往琉球的海船,分别是闽县的木合兴号和惠安的林治盛号,大桅用全根松木,头桅用全根杉木。
以后,大海船由于船大桅高,取材困难,“以数木合成,加用铁箍”的“帮接技术”应运而生。
船型经历代演变,渐趋定型。商船有舟古(“舟古”合一字)船、艍船和同安梭船(又名横洋船)等。渔船或运输船有舟曾(“舟曾”合一字)船、艚船。
舟古(“舟古”合一字)船为大型,桅高蓬大,利于走风和沿海运输。
艍船八丈九尺,宽二丈二尺五寸,深七尺九寸,松木造;板厚三寸一分,桅高八丈二尺。该型船结构坚实,行驶灵活迅捷,曾被改造为水师的战船。
梭船船体如梭,可说是吸取欧洲船型的优点。宽一丈五尺至一丈九尺不等,航行快速。在此基础上,又改型造出宽二丈六尺的横洋船。
舟曾(“舟曾”合一字)船长七丈一尺至十丈八尺五寸,宽一丈七尺九寸至二丈二尺九寸,深六尺至八尺六寸,板厚二寸六分至三寸二分。配双桅双舵,二根铁锚,还配四个木碇,二支橹,一支头。大舟曾(“舟曾”合一字)可载1500人。
艚船是中型船,形如槽,长十丈左右,载重在千石上下。
当时造船场遍布晋江至惠安沿海一带,如城东的后山、后渚、法石和城南的车桥、新街,晋江的石湖、东石、祥芝井仔山、永宁梅林澳,惠安的崇武、白奇等地。
造船顺序
清代,造船顺序同明代一样,也是采用结构法。但民间制造中小型木帆船,仍有沿用船壳法的。
鸦片战争以后,出现以布帆代替竹蓬。因为布帆较硬竹蓬易起落升降,以调节受风面积的大小,用来控制航速。
陈瓘 陈正汇
陈瓘(1057-1124年),字莹中,号了斋,沙县城西劝忠坊人。宋元丰二年(1079年)探花,授官湖州掌书记,历任礼部贡院检点官、越州、温州通判、左司谏等职。陈瓘为人谦和,不争财物,闲居矜庄自持,不苟言谈,通《易经》。
宋元祐四年(1089年),陈瓘出任越州通判。当时,大奸相蔡京的胞弟蔡卞为越州太守。蔡卞听说陈瓘很有才华,想收为已用,便多方加以笼络。陈瓘知道蔡卞心术不正,不与同流合污,多次以病为借口,要求辞官归隐。
后,陈瓘改任明州通判。北宋时期,朝廷沿袭唐代的职分田制,按内、外官和服务性质的不同,授予职官员80亩到12顷的职分田,以其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陈瓘认为自己的职分田收入颇丰,只取其中一部分作为生活费用,其余充公。
绍圣元年(1094),章惇为相。章惇听说陈瓘很有才华,十分器重,向他征询当今朝政应以什么为重。陈瓘直言不讳地告诉章惇:当今处理朝政应该持公正,不能再搞朋党政治。他举乘舟为例,说:“移左置右,偏重一边都要覆舟,都是不可取的。”章惇说:“司马光奸邪,应该罚治是当务之急。”陈瓘明知章惇与司马光政见相悖,却在章惇面前为司马光辩护说:“这就错了,就像乘舟一样,偏重一边,有失天下之所望。”章大怒说:“司马光不务织述先烈,而大改成绪,误国。如此不算奸邪又是什么呢?”陈瓘毫无惧色,以理力争说:“不了解人的心迹,就怀疑人家的行为,是不可为的;没有罪证,就指责他人奸邪,盲目处治才是最大的误国。当今之急是消除朋党,公平持正,才可以救弊治国。”章惇虽然十分气愤,但也不得不佩服陈瓘的胆识和学识。陈瓘被任命为太学博士。蔡卞等人就抓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大做文章,大举排除异已。陈瓘上书言朋党之争误国,因而忤犯了蔡卞一伙,被贬“出通判、沧州知卫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徽宗即位后,陈瓘被任命为右正言,后又升为左司谏。陈瓘身为谏官,认为职责所在,不能不对朝政秉公进言。他对朋党之争深为痛绝。他在回答微宗询问时说:“做事应该持公正态度,顾及大体,不要抓住人家枝节小事不放,以其一点,攻击其余。尤其是作为谏官的更应该尊重事实,不要以自己的孤见寡闻来妖言惑众。”御史龚尖因弹劾蔡京误国,被蔡京一党驱逐出京。陈瓘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严正陈词说:“绍圣以来七年间就有五次驱逐朝廷大臣的事件。被罢免放逐的都是蔡京不同政见的官员。今天又要驱逐龚尖,公理何在?”他公然上书奏请治蔡京等人结党营私,误国误民之罪。陈瓘还上书抨击皇太后干预朝政等事,得罪太后一党,被贬为扬州粮科院监官;不久又转任无为军知事。翌年,陈瓘被召回京城,任著作郎,后改任右司马员外郎兼代理给事中。其时,蔡京的党羽曾布为相。曾布派门客私下告诉陈瓘,将授予他实职,企图以高官收买他。陈瓘不为所动,他对儿子陈正汇说:“我与宰相议事多有不合,现在他们以官爵为饵来笼络我,如果我接受他们的推荐,那么与他们所为有什么区别呢?这样做于公于私都有愧。我这里有一道奏章,论及他们的错处,准备呈上去。”表现了陈瓘大公无私、为人正直的品德。不久,陈瓘就被贬为泰州知府。
陈瓘的儿子陈正汇在杭州举报蔡京一党有动摇东宫的企图。蔡京一党以同谋罪逮捕陈瓘。陈瓘说:“正汇举告蔡京将不利社稷的文书还在路上,我怎么有可能预先得知呢?既然我不知道,而要我违心地去指证他们犯罪,是情义所不容的;挟私愤,作伪证来迎合你们,是道义所不为的。蔡京奸邪,必定为害国家,这是我多次奏明的,用不着今天才说。”陈瓘大义凛然。字字掷地有声,连内侍黄经臣闻之都为之感动。他说:“皇上正要知道事情真相,就据陈瓘所言上奏吧。”后来,陈瓘被贬置通州。蔡京一党变本加厉地迫害陈瓘,宣和六年(1124年),陈瓘病逝于楚州,终年65岁。
靖康元年(1126年)宋钦宗即位后,蔡京一党受到了清算;蔡京也被贬岭南,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同年,朝廷追封陈瓘为谏议大夫,并在县学中建斋祠奉祭。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高宗对辅臣们说:“陈瓘当初为谏官,正直的议论,对国家大事多次陈言,现在看来都是对的。”因此,特谥陈瓘为“忠肃”,赐葬扬州禅智寺。
附:陈瓘传
陈瓘,字莹中,南剑州沙县人。少好读书,不喜为进取学。父母勉以门户事,
乃应举,一出中甲科。调湖州掌书记,签书越州判官。守蔡卞察其贤,每事加礼,
而瓘测知其心术,常欲远之,屡引疾求归,章不得上。檄摄通判明州。卞素敬道
人张怀素,谓非世间人,时且来越,卞留瓘小须之,瓘不肯止,曰:“子不语怪
力乱神,斯近怪矣。州牧既信重,民将从风而靡。不识之,未为不幸也。”后二
十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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