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作品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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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不大理解，”她用沉静的口气说，“刚才你还一直说得头头是道，在提起大象之前。可一提起大象，你说话就好像一下子变得反常。听不出你想表达什么。到底怎么回事？莫非在大象上面有什么不好启齿的地方？还是我的耳朵出了毛病呢？”

“你的耳朵没有毛病。”我说。

“那么说问题在你罗？”

我用手指把酒杯里的冰块拨弄得旋转不止。我喜欢听冰块相撞的声音。

“并未严重得要用问题这个字眼。”我说，“不足挂齿的小事。也没有什么可向别人隐瞒的，不过是因为我没有把握说透而没说罢了。如果说是奇特，也确实有点奇特。”

“怎么奇特？”

我再无退路，只好喝口威士忌，开始叙说：

“其中一点要指出的是，我恐怕是那头失踪大象的最后一个目击者。我见到大象是5月17日晚上7点左右，得知大象失踪是第二天近午时分。这段时间再没有人见过大象。因为傍晚6点象舍就关门了。”

“逻辑上不好明白。”她盯住我的眼睛，“既然象舍已经关门，你怎么还能见到大象呢？”

“象舍后面是一座悬崖样的小山。山是私有山，没有像样的路可走，上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从后面窥视象舍。而知道这个地方的，想必只我一人。”

我这一发现完全出于偶然。一个周日下午，我去后山散步迷了路。大致判断方位行走之间，碰巧走到了这个地方。那是块平地，大小可供一个睡觉。透过灌木丛空隙朝下一望，下面正是象舍的房脊。房脊稍往下一点有个相当大的通风口，从中可以清楚看到象舍里面的光景。

从此以后，我经常去那里观望进入象舍里边的大象，逐渐成了习惯。如果有个问何苦如此不厌其烦，我也回答不好。只是想看大象的私下表现而已，没有什么深刻的理由。

象舍里黑暗之时，自然看不见大象。但刚入夜时饲养员打开象舍电灯为大象做这做那，我因之得以一一看在眼里。

我最先注意到的，是象舍中只剩大象与饲养员时，看上要比在人前那种公开场合表现得远为亲密无间。这点只消看他们之间一个小小的举动即可一目了然。甚至使人觉得白天时间他们有意克制感情，以免被人看出彼此的亲密程度，而到单独相守的夜晚便完全无此顾虑。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在象舍中有什么特殊举动。进入象舍之后，大象依然一副呆愣愣的样子，饲养员也一味地忙他作为饲养员的当务之急：用甲板刷给大象刷洗身体，归拢拉在地板上的巨大粪团，收拾其吃过的东西。尽管如此，其彼此间结下的信赖感所酿出的独特的温馨氛围不容你无动于衷。饲养员打扫完地板，大象便摇晃着身子在饲养员背部轻轻叩击几下。我很喜欢观看大象的这个动作。

“以前你就喜爱大象？我是说不仅仅限于这头象……”她问。

“是的，我想是这样。”我说，“大象这种动物身上有一种拨动我心弦的东西，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感觉，原因我倒不清楚。”

“所以那天也同样傍晚一人登后山看象去了，是吧？”她说，“呃——5月……”

“17日，”我接道，“5月17日晚上7点左右。那时节白天变得很长，空中还剩有一点火烧云。不过象舍里已经灯火通明。”

“当时象和饲养员都没有什么异常？”

“既可以说没有异常，又可以说有异常。我无法说得准确。因为毕竟不是相距很近。作为目击者的可靠性也可以说不是很高。”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喝了一口因冰块融化而酒味变淡的威士忌。窗外的雨仍下个不止，既不大下，又不小下，俨然一幅永远一成不变的静物画。

“也不是说发生了什么。”我说，“象和饲养员所作所为一如往常。扫除，吃东西，亲昵地挑逗一下，如此而已。平日也是如此。我感到不对头的只是其平衡。”

“平衡？”

“就是大小平衡，象和饲养员身体大小的比例。我觉得这种比例较之平时多少有所不同，两者之差似乎比平时缩小一些。”

她把视线投在自己手中的达伊吉莉杯上，静静注视良久。杯里冰块已经化了，如细小的海流试图钻进鸡尾酒的间隙中去。

“那么说象的身体变小了？”

“也许是饲养员变大了，也可能双方同时变化。”

“这点没告诉警察？”

“当然没有。”我说，“即使告诉，警察也不会相信，况且我若说出在那种时候从后山看大象，自己都难免受到怀疑。”

“那，比例与平时不同这点可是事实？”

“大概。”我说，“我只能说是大概。因为没有证据，而且我说过不止一次——我是从通风口往里窥的。不过我在同一条件下观看大象和饲养员不下数十次，我想总不至于在其大小比例上发生错觉。”

噢，也许眼睛有错觉。当时我好几次闭目摇头，但无论怎么看象的体积都与平时不同，的确有些缩小。以至一开始我还以为镇上搞来一头小象呢。可是又没听说过（我绝不会放过有关象的新闻）。既然如此，那么只能认为是原来的老象由于某种原因而骤然萎缩。而且仔细看去，象高兴似地抬右脚叩击地面，用多少变细的鼻子抚摸饲养员的后背。

那光景甚是不可思议。从通风口密切注视里面的时间里，我觉得象舍之中仿佛流动着唯独象舍才有的冷冰冰的另一种时间，并且象和饲养员似乎乐意委身于将彼此卷入——至少已卷入一部分——其中的新生体系。

我注视象舍的时间总共不到30分钟。象舍的灯比往常关得早，7时30分灯便熄了，所有一切都笼罩在黑暗之中。我在那里等了一会，等待象舍的灯重新闪亮，但再未闪亮。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大象。

“那么说，你是认为象就势迅速萎缩变小而从栅栏空隙逃走了？还是认为完全消失了呢？”她问。

“不清楚。”我说，“我只是力图多少准确地记起自己亲眼见过的场面，此外的事几乎没有考虑。眼睛获得的印象实在太强烈了，坦率地说，我恐怕根本无法从中推导出什么。”

以上就是我关于大象失踪说的所有的话。不出我最初所料，这些话作为刚刚相识的年轻男女交谈的话题未免过于特殊，况且其本身早已完结。说罢，两人之间出现了许久的沉默。在谈完与其他事几乎毫不相关的大象失踪的话之后，我也罢她也罢都不知再提起什么话题为好。她用手指摩挲鸡尾酒杯的边缘。我则看着杯垫上的印字。反复看了25遍。我还是后悔自己不该提起什么大象，这并非可以随便向任何人开诚布公那种性质的话。

“过去，家里养的一只猫倒是突然失踪来着，”过了好久她开口道，“不过猫的失踪和象的失踪，看来不是一回事。”

“是啊，从大小来说就无法相比。”我说。

30分钟，我们在宾馆门口告别。她想起把伞丢在了酒吧，我乘电梯帮助她取回。伞是红褐色的，花纹很大。

“谢谢了！”她说。

“晚安。”我说。

此后我和她再未见面。一次就刊登广告的细节我们通过电话，那时我很想邀她一起吃饭，但终归还是作罢。用电话讲话的时间里，蓦地觉得这种事怎么都无所谓。

自从经历大象失踪事件以来，我时常出现这种心情。每当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总是无法在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结果与回避这一行为所可能带来的结果之间找出二者的差异。我往往感到周围正在失去其固有的平衡。这也许是我的错觉。也许是大象事件之后自己内部的某种平衡分崩离析从而导致外部事物在我眼睛中显得奇妙反常。责任怕是在我这一方。

我仍然在这急功近利式的世界上依据急功近利式的记忆残片，到处推销电冰箱、电烤炉和咖啡机。我越是变得急功近利，产品越是卖得飞快。我们的产品宣传会所取得的成功甚至超过了我们不无乐观的预想。我于是得以为更多的人所接受。或许人们是在世界这个大厨室里寻求某种谐调性吧。式样的谐调，颜色的谐调，功能的谐调。

报纸几乎不再有大象的报道。人们对于自己镇上曾拥有一头大象这点似乎都已忘得一干二净。仿若广场上一度茂盛的杂草，业已枯萎，四周开始漾出冬的气息。

大象和饲养员彻底失踪，再不可能返回这里。

出击面包店

作者：村上春树

总之我们应该处于饥饿状态。不，不是肚子饿，简直像吞下了宇宙的空白一样的心情。起先其实是小小的，像甜甜圈中间的洞一样的小空白，但随着日子的消逝，它在我们的身体里渐渐增殖，终于成为不见底的虚无。成为庄重的幕后音乐般的空腹金字塔。

为什么产生了空腹感呢？当然是由于缺乏食物而来。为什么会缺乏食物呢？因为没有相当的等价交换物呢？这大概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力不够吧。不，空腹感说不定事实上是起因于想象力不足。

无论怎么说都行。

神、马克斯、约翰．蓝侬都死了。总之，我们处于肚子饥饿的状态，结果就是起了歹念、并非空腹感使我们起了歹念，而是歹念使我们为空腹感而走极端。虽然不怎么搞得清楚，就像存在主义似的。

“唉，我要走下坡路了。”伙伴说。简单说来他的话意便是如此。

也难怪，我们已整整两天只喝水，有一次吃了向日葵的叶子，但实在不想再吃了。

因此我们手持菜刀去面包店。面包店在那条商店街的中央，两邻是棉被店和文具店。面包店老板是一个秃头年逾五十岁的共产党员。

我们手持菜刀，从容由商店街走向面包店，像“日正当中”的感觉。走着走着，渐渐闻到烤面包香。而面包味越浓，我们走向邪路的倾斜度越深。袭击面包度和袭击共产共产党员使我们兴奋，两件事同时做，心里涌起了一种像纳粹青年团似的感动。

下午时间不早了，面包店内只有一个客人，是一个提着旧购物袋、不太机灵的中年欧巴桑。欧巴桑的周围散发着危险的气氛。犯罪者的计画性罪行，往往被不机灵的欧巴桑搞砸了，电视上的犯罪总是如此。我向伙伴使个眼神，示意在欧巴桑离开面包店之前，不要有任何举动。我把菜刀藏在身后，装出选购面包的样子。

欧巴桑挑选面包慢得令人昏倒，她如同选购衣橱和三面镜般，慎重地把油炸酥皮面包和果酱馅面包夹到浅盘上。但并不是马上买了结帐；油炸酥皮面包和果酱面包对她来说；不啻是一个论题。或者是遥远的北极；必须让她有一段适应的时间。

随着时间的消逝，首先果酱馅面包从论题的地位滑落下来。为什么我挑选了果酱面包呢，她摇摇头，不应该选这种面包的，因为它太甜。

她把果酱面包放回原来的架子上，稍微考虑一下，轻轻夹了两个新月形面包到浅盘上。新的论题诞生了。冰山微露，春天的阳光从云层间射下来。

“她还没挑选好吗？”我的伙伴小声说：“连这个老太婆也别放过吧。”

“且慢！”我阻止他。

面包店老板不管我们，出神地听着收录音机里卡式录音带流出的华格纳的曲子。共产党员听华格纳的曲子是否正确，我倒不知道。

欧巴桑依然望着新月形面包和油炸酥皮面包发呆。感觉有点儿奇怪，不自然。新月形面包和油炸酥面包看来根本不可以排成同列。她的样子像是感觉两者有什么相反的思想。宛若冷度调节装置故障的电冰箱般，放着面包的浅盘在她手上嘎吱嘎吱摇动。当然不是真的摇动，完全是比喻式的－－摇动。嘎吱嘎吱嘎吱。

“干掉吧！”伙伴说。空腹感和华格纳和欧巴桑散发出的紧张，使他变得像桃子毛一般敏感。我默默地摇头。

欧巴桑依然手拿着浅盘，在杜斯妥也夫斯基式的地狱里彷徨。油炸酥皮面包首先站上演讲台，向罗马市民发表动人心弦的演讲。优美的辞句，漂亮的雄辩术、声音浑厚的男中音．．．．．．大家劈劈啪啪鼓掌。其次新月形面包站上演讲台，发表什么关于交通信号的不得要领的演说。左转车要看正面的绿灯信号直进，确定有无对向车再左转，诸如此类的演说辞，罗马市民虽然不大了解，但觉得它本来就是难懂的道理，而劈劈啪啪鼓掌。新月形面包获得的掌声稍微大些。于是油炸酥皮面包回到原来的架子上。

欧巴桑的浅盘里极单纯的完壁造访－－新月形面包两个。

于是欧巴桑走出店外。

接下来轮到我们了。

“我们肚子很饿。”我坦白对老板说。菜刀仍然藏在身后。“而且身无分文。”

“是吗？”老板点点头。

柜台上放着一把指甲刀，我们两人注视着那把指甲刀。那把巨大的指甲刀几乎可以用来剪秃鹰的爪子，大概是为了开什么玩笑而造的。

“既然肚子那么饿，你们吃面包吧！”老板说。

“可是我们没有钱。”

“刚才我听到了。”老板感觉无聊般的说。“不要钱，随便你们吃。”

我再看一眼指甲刀。“可是，我们走上了邪路。”

“嗯嗯。”

“所以我们不接受别人的施舍。”

“嗯。”

“是这样的。”

“是吗？”老板又点点头。“那么这样吧。随便你们吃面包。但让我诅咒你们，这样好吗？”

“诅咒？怎样的诅咒？”

“诅咒总是不确实的，但和公共汽车的时刻表不同。”

“喂、且慢！”伙伴插嘴。“我不愿意被诅咒。索性把你杀了。”

“且慢且慢。”老板说：“我不愿意被杀。”

“我不愿意被诅咒。”伙伴说。

“不过，可以用什么来做为交换。”我说。

我们望着指甲刀沈默着。

“怎样？”老板开口：“你们喜欢华格纳的曲子吗？”

“不。”我说。

“不喜欢。”伙伴说。

“如果你们喜欢，就让你们吃面包。”

这话活像是黑暗大陆的传教师说的，但我立刻同意了。至少比被诅咒强得多。

“喜欢。”我说。

“我喜欢。”伙伴说。

于是我们一边听着华格纳的曲子，一边吃面包填饱肚子。

“这出在音乐史上光辉灿烂的‘崔斯坦与易梭德’歌剧，发表于一八五九年，是理解后期华格纳不可缺少的重要作品。”老板读着解说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