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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寒资料集-第7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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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称帝而治‘，‘跨海内制诸侯‘，‘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天下为一‘等等。这些不同的称呼反映着一个问题：各诸侯争为天下之主。诸侯们争吞天下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之外，不可能有别的目的。
秦始皇也不例外。唯一不同的是，他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人在这同样的轨道上都跑得快。顿弱说：‘皇帝，即以天下恭养。‘战国末年其他说客们也都很明白，秦‘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尉缭甚至在秦国也直言不讳地说：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在统一以后，秦始皇自己也说得很明白：‘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这些话同统一前别人对他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经济上的兼并运动决定着统一，这在战国各国君主那里是如此。那么为什么秦始皇能够完成统一，而东方六国国王们统一的美梦却破灭了呢这仍然需要从秦内部的经济运动中去寻找原因。我们认为，秦能够统一的因素很多，但它能严格地按照军功爵和公爵进行赏罚，是诸种因素的基础。秦自商鞅以来一直贯彻执行的军功爵制度，使全国上下军民都纳入了战争的轨道，而且这种多等级制吸引着每一个人来发挥自己的最大能量。这种制度之所以有威力，关键在于它是由国家不断进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基本形式，各级爵位的实际利益是落实在土地，赋税，徭役的分配以及个人身份升降等等之上的。这正如荀卿所说：‘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民地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厄，忸（习惯）之以庆赏，（制裁）之以刑罚，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由也；厄而用之，得而后功之，功赏相长也；五甲首而隶五家，是最为众强长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秦的统治者是怎样利用土地，租税，爵位等等调动臣民的战斗力，‘使天下之民要利于上者，非斗无田‘的。用经济手段调动了臣民的力量，打了胜仗又使秦国获取了更大的利益，如此循环，这就是秦强和秦始皇完成统一的基本原因，并吞诸侯的秘密基础。
既然秦的封建统一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建立是封建经济运动的产物，因此统一中央集权更有利于地主阶级，特别是便于君主对农民的掠夺与压迫。在农民未联合起来以前，封建统一的中央集权越强大，就愈有利于地主阶级宰割那些分散的个体的农民，这是封建统一中央集权的最本质的一般表现。
从我国历史上看，封建统一所直接继承的历史条件，大体有三种情况：一是经过长期的封建割据与兼并而形成的统一；二是在民族政权分立的基础上，互相兼并而形成的统一；三是农民大起义推翻了前王朝，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势力之后，由地主阶级再建的封建统一。这种历史背景的差异，对统一后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是有直接影响的。秦的统一是属于第一种情况。这种统一所形成的过程，一般地说，没有削弱地主阶级的势力，相反，是在地主阶级势力竞争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在统一之后，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与剥削往往表现得更为残暴和肆无忌惮。秦统一后，秦始皇所做所为就是最好的说明。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功是卓著的，但认为秦始皇统一代表了人民的要求，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等观点，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秦始皇统一后所实行的政策，从本质上与主流看，是他争取统一过程中实行政策的继续和发展。且看秦统一后的事实是怎样反驳上述观点的吧。
二，从社会实际效果来检验秦始皇政策，措施的意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又实行了一系列与这种统一相辅相成或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统治的政策，措施。例如，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收天下兵‘；‘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二十七年，‘治驰道‘。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五年，‘坑儒‘。与此同时，北征匈奴，筑长城，南戍五岭，五次巡游等等，显赫的事件排满了秦始皇的日程表。
有相当多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和讲堂上，几乎众口一词，无不称赞秦始皇的这些政策，措施，认为它有利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但是人们常常向历史学家们提出，赫赫的秦朝何以短祚经济文化的发展又表现在哪里秦始皇既然作了那么多顺应历史发展的事业，为什么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农民暴动，而死后不到一年就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这风云突变，如何解释我们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去分析秦始皇的政策与活动呢
我们认为，评论历史上一种政策，措施及其制定者的功过时，主要应根据当时的历史实践进行综合考察。
应该说，秦始皇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其中有一些是有利于经济文化发展的。然而是什么原因没有能够使这些政策，措施发挥作用，成为维系秦王朝长治久安的纽带，反而被淹没在愤怒的声浪中呢这就说明，一种好的政策的实施不是孤立的，必须有相应的措施，政策予以保证。如果有一些与之相反的政策或举动，双方不仅会有抵消作用，而且力量大的一方势必压倒另一方。任凭错误的政策和行为无限度泛滥，好的政策，措施就会黯淡无光，甚至根本失灵。
车同轨，修驰道，统一度量衡等等措施，照理讲应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特别是对商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秦始皇用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严密的队伍组织控制人民的迁徙自由，奉行比重农抑商更为严峻的‘除末‘政策，谪发贾人戍边，压制商业，使驰道不是通往经济繁荣，文化交流的康庄大道，而主要成为秦始皇吸吮人民血汗的大动脉和调兵遣将，运输军需，押送囚徒的干道。
‘书同文字‘，这无论如何评价，它本身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但文字毕竟只是交际的工具，文化的内容却要广泛的多。秦始皇奉行‘以吏为师‘的政策，要人们只学法律，这就不是发展文化，而是窒息文化了。书同文变成了秦始皇推行封建文化专制的工具。
‘使黔首自实田‘，‘上农‘政策和徙民垦荒等，对进一步巩固封建私有制和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本应有积极意义，但秦始皇却滥用民力，头会箕敛，使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可能性完全遭到破坏。
‘焚书‘‘坑儒‘，十几年来几乎都说是秦始皇反复古，反分裂，坚持改革，维护统一的一项重大措施。评价更高者则认为是一次具有反复辟性质的政治思想革命。事情果真是这样吗还是对事情的过程与效果进行一番考察吧。
始皇三十四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上前祝寿。仆射周青臣进颂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秦始皇听了喜形于色。没料到博士淳于越迎头泼了一瓢冷水。他建议应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以防大臣篡权，警告：‘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又指出周青臣‘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让群臣讨论淳于越的意见。随之，李斯发表了著名的‘焚书‘议，当即得到秦始皇的准许，付诸实行。
就李斯提倡‘师今‘，反对淳于越‘师古‘而论，无疑是对的。但考察一下事件的全部就会发现，出发点是对的，而落脚点却大谬。从焚书内容看，把非秦纪的史书和‘诗书百家语‘统统烧掉，显然过了头。那种认为焚书是为了统一，把百家争鸣同统一看成是格格不入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法家主张统一，儒家如孟轲，荀卿等又何尝不主张统一淳于越的建议尽管迂腐，其心还是向着秦始皇的。‘统一‘不应是‘统死‘，特别在思想上更不能‘统死‘。禁绝百家，以吏为师，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讨之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焚书‘的直接结果，是把秦始皇的极权推向了更高峰。焚书之时已是秦始皇统治的晚年，当时社会危机已明显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时刻，就是从秦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也应该让臣下七嘴八舌，寻求对策。可是焚书却完全堵塞了言路。对统治者来说，没有不同意见，就没有比较和选择，也就失去了应变的能力。秦朝只好沿着秦始皇那些极端政策更迅速地向覆亡滑去。所以‘焚书‘决不是秦始皇政治棋盘中的一步好棋。
关于‘坑儒‘，我们许多同志把它看作是‘焚书‘的继续或镇压反革命之举。为了分析这一历史公案，不妨把‘招祸‘那段文字摘引出来，弄个水落石出。
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上乐以刑杀为畏，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首先分析一下‘坑儒‘是不是‘焚书‘的继续。从卢生，侯生的议论看，与‘焚书‘事件无关。相反，他们是在焚书之后更加受到重用。秦始皇曾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接着便讲如何器重方术之士等等。事情是这样的乖戾，受青睐的方土也起来批评秦始皇了！秦始皇火冒三丈，勒令追查，结果把那些心怀不满的儒生一并拿来问罪，很显然，儒生是被株连受冤的。
其次，就事件的性质而论，卢生侯生等方士求仙药是荒唐的，而他们不正是投秦始皇之所好吗如果秦始皇能够翻然悔悟，不再迷信鬼神，杀了这些方土也算有些道理。然而他并没有迈出这一步。试问，有权的迷信家杀掉无权的迷信家能算是革命家吗再则，就其内容来讲，侯生，卢生对秦始皇的批评基本上是切中要害的，没有言过其实的诬罔谩骂之语。而秦始皇却以‘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为借口，搞了一场‘坑儒‘奇案。从社会效果看，如果坑儒之后带来了文化的新发展，我们完全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评价秦始皇的这一粗暴行为。事实上却不是这样。秦始皇以反复古为名走到了极端的文化专制，一怒之下又杀了那么多人，这难道能称得起是革命吗
综上所述，秦始皇所采取的某些政策，措施，就单项推论，似乎无可非议；然而却被另外一些政策，措施所抵消，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或起点不误，落脚点却走到了起点的反面。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都必须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上的各个阶级，阶层，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直接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劳动人民，能够进行起码的正常的生活。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著名悼文中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想从事任何其他活动都是根本不可能的。秦始皇恰恰从总体上无情地破坏了这样的基础。他的破坏来自两个方面：
首先，秦始皇好大喜功，他超越战后秦朝物资匮乏，人丁稀疏的现实，不惜动用大量民力财力，进行一系列浩大的工程。古长城，如龙腾蛇伏，绵延万里，巍巍壮观。它所表现出来的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和无穷智慧，仍为今天的人们所叹服。然而，这却又是秦始皇不顾‘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谬‘的现实，不顾百姓之急，不养老存孤，一意‘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的罪证。‘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呕哎哑，多于市人之言语。‘唐人杜牧的这篇名作《阿房宫赋》，自然带有艺术的夸张。但为修阿房宫和骊山墓，动用‘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那是司马迁清清楚楚写在《史记》中的。新近发掘出来的秦始皇陵兵马俑，浩大的规模，威武的气派，也足证史记之不误，杜牧之合理。始皇二十八年，‘为驰道于天下，东穷
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这驰道，路宽五十步，每隔三丈树以青松，坦坦荡荡，这在交通很不发达的古代，也算得上是空前的交通设施了。然而这又耗费了多少民力！另外，‘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坂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这又耗费多少的民力！还有戍五岭，击匈奴，又是百万之众。
不论上述这些工程，活动的性质如何，是它们的总和把人民淹没在大规模徭役，兵役的苦海里。试想，一个连简单的再生产都不能维持的朝代，无论怎样用第一个统一的王朝或某项事业有什么伟大意义来为它辩解，它也是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的。
其次，秦始皇是一个少见的暴君，他‘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刑罚之严使人没有伸屈之地，真是跋前后，动辄得咎。我们一触及秦代的历史材料，成千上万的刑徒，罪人便映眼而来。刑徙，隐宫者，黥首者，被谪者，各种各样的‘罪人‘，无处不有，无时不见，平均一，二十人中就有一名罪犯。‘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绝非虚言。整个秦王朝简直成了一个大囚场。范阳令‘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范阳令这种人物的出现，恰恰是秦始皇行苛法的必然结果。
就这样，秦始皇统治下的秦王朝成了一个刀光剑影，随时都可能身首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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