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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寒资料集-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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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召集神兵收妖破邪有开旗咒：「五雷猛将，火车将军，腾天倒地，驱雷奔云，队仗千万，统领神兵，开旗急召，不得稽停。急急如律令！」这一咒先是称引雷部神将，兼说其神武，同时也是说明他们职司所在，接著说明开旗（展开召将令旗）召唤他们来到，且令其不许拖延时刻，立即降临。最后以「急急如律令」收尾。
道教咒语的这种定式便是区别於以赞念佛号为主的佛咒的显明特色。
道教咒语的这种结构首先表明它是托於神授、从而也是有神效的。称太上老君、称神霄玉清真王，称天师，都是直接说出尊神的名号，来召役神将、镇压妖邪。对於比较低级、专供法师役使的神灵，则是直呼其名，以示自己有控制他们的能力。因此道教咒语的施行，与其整个神仙谱系是紧密相联的，其中表现了他们的信仰，也反映了他们实践信仰的方式。不过称引神名，并不是道咒特有的现象，甚至不是咒语特有的现象。基督教徒在祈祷之后总要说「奉耶苏基督的名」。那是对神强烈的信赖敬仰的表现。所以道咒中的称引神名，表明的是许多宗教中共通的对神灵的信仰、依赖，只不过各自的神有不同的面貌罢了。其更能表达道咒本身特色的还是下一方面：它表明咒语是对祈使对象的命令，而「如律令」，既是催促，又是强调其命令必须执行，不执行，则依律惩罚。咒语的内容都直言不讳地讲清命令的目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是道教咒语具备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一般说来，中国的民众对待宗教的态度，以祈求解决眼前的困难为主导，求得平安便算有福。象西方社会和印度人那种对神灵的虔诚皈依，是有相当差距的。比如印度传来的《主夜神咒》：「婆涉演波底」，据说夜行时念它可以辟邪。但其辞实际上是印度人所奉夜神的音译。佛教的重要咒语《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即民间比较熟悉的大悲咒，共有八十四句，句句皆表示对观世音的皈依礼敬之意，八十三句系称呼菩萨（包括观音的种种变相）名。这部咒语，佛教徒认为其威力极大，使用也很广泛，《大悲心陀罗尼》详细记载有用它治病、催产、解蛊毒、辟蛇蝎等等的方法。就功能言，佛咒与道咒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但从结构看又很不同。大悲咒的特点，在叫人先皈依，倘皈依了，一念它，观音就能帮助解决各种魔难，直至接引他上西方极乐世界，念咒的本身就是皈依。道咒则是直接驱策鬼神，让它们走开或者完成凡人无法完成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实的目的是前提，对神的敬仰，乃以当下直接的利益为中心。道教咒语的这一特点规定了每一咒的应用范围相对较窄，所以道咒各有针对性，数量极多。
念咒与气禁：念咒时常常要求与体内的运气、在意念中存想相关的神灵形象（存想）统一起来。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内气作用於对象，使之受到控制，或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方法称为禁咒，又称气禁，简称为禁。气禁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巫术中就已经使用。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至理》说：「吴越地方有称为禁咒法的，很有显著的效验，（那原因）是法师气充沛。」（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气耳。）从近几年来考古发现看，气禁流行的地区不限於吴越地区。楚、蜀等地区都有类似的方术。据葛洪的记载，禁咒的应用范围广泛，有入大疫不受传染、驱逐邪魅，禁虎豹蛇蜂、为人治病，乃至於禁水倒流等。气禁术被道教所吸收，成为道法的一部份，早期道教正一盟威道的二十四阶箓中专有一种《禁气箓》，可见已经是整个法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份。一般道士在念咒时与内气的发放相伴随，念咒兼有以气作用於对象（通常称为布气，又称内气外运），因此对於道士平时的炼气，提出了一定要求。
房中术
房中术或称**，黄赤之道，混气之法，男女合气之术，为道教倡导在男女性生活方面的养生术。道教认为，精、气、神为人生“三宝”，精足则气充，气充则神旺。如人能时常保持精足、气充、神旺的状态，必然健康长寿，乃至长生；反之，不断耗损三宝，必罹病夭亡。为此以“爱气、尊神、重精”为宗旨，讲求重精、宝精的修炼之术。
房中术源于战国神仙家。据今人蒙文通先生考证，晚周仙道分行气（含导引）、服饵、房中三派，行气导引源于巴蜀，尊彭祖、王乔、赤松子为始祖服饵兴于齐鲁，以羡门、安期生为中坚房中起于秦中，以容成、务成子为代表。⑴《汉书·；艺文志》著录房中书八家百八十六卷，计：《容成**》二十六卷，《务成子**》十六卷，《尧舜**》二十六卷，《汤盘庚**》二十卷，《天老杂子**》二十五卷，《天一**》二十四卷，《轩辕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表明战国至秦汉间，房中术是十分盛行的。以上诸书早佚。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和部分竹、木简，经整理，发现医学著作15种，其中有5种为房中术著作，被定名为：《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养生方》《杂疗方》。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房中术著作，据此可以概见先秦至汉初房中术的基本内容。
早期道教在全面继承方仙道术时，即将房中术纳入其道术系列中。最早创立的五斗米道，即引进此术，以之和行气、符咒术等配合修习。魏晋期间，方士道士多习此术。在曹操招致的大批方士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⑵后左元放（即左慈）传郑隐，郑隐传葛洪。葛洪《抱朴子·；遐览》著录房中书多种，计有《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等。⑶可见汉魏两晋时，房中术也很盛行。东晋以后，一些道派和道士相率反对房中术，如东晋中期出现的上清派，崇尚存思、行气，贬斥黄赤北魏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时，称房中术为“三张伪法”，要男女道官箓生“断改黄赤”。但是历晋至南北朝，不论道教内外，房中术并未断绝。南朝梁大医药学家著名道士陶弘景在所著《养性延命录》中即辟专章《御女损益篇》阐述房中术。《隋书·；经籍志》道经类称有房中书十三部，三十八卷，但未著录书名，而在医方类却著录房中书《玉房秘诀》十卷，《素女秘道经》一卷，《素女方》一卷，《彭祖养性经》一卷，《彭祖养性》一卷（似重出），《序（玉）房内秘术》（葛氏撰）一卷，《玉房秘诀》八卷（似重出），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新撰玉房秘诀》九卷。可知南北朝至隋代，房中术照样盛行不衰。至唐代，著名道教医学家孙思邈在其名著《千金要方》中又辟专节阐述“房中补益”，王焘在医书《外合秘要方》中又引录《素女方》。《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又在医术类著录房中专书葛氏《玉房秘术》一卷，冲和子《玉房秘录诀》八卷。可知房中术在唐代亦继续流行。直至宋代，由于理学的兴起，在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倡言下，房中术成为首先被冲击的对象，加上当时有人专事张扬房中术之糟粕，使其沦为玩弄妇女的淫秽之术。在此情况下，房中术遭到社会的摈弃，很多人不敢或不屑于修习和研究；《宋史·；艺文志》等再无房中新书的著录，唐前古书亦大多亡佚，房中术渐趋湮没。直至清代末，叶德辉始从10世纪日本学者丹波康赖所著的《医心方》及唐人医方中，辑录出《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附《玉房指要》）《洞玄子》《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各一卷，载入《双梅景闇丛书》。人们通过这些残篇，才得以略窥唐前房中古籍之面貌。
房中术的本旨是调协阴阳以养生，有其某些合理内核：
节欲慎施房中家一般都不主张绝欲，只主张节欲。他们从阴阳说出发，认为男女交合是天道之常，施之以法，有益于身心健康；如果强制禁欲，反而有害。葛洪认为“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但又不可纵欲，必须加以节制，如果“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⑷孙思邈说：“此方（按指房中术──引者注）之作也，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非苟欲强身力行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遣疾也。此房中之微旨也。”他又提出加强意志控制的办法，说：“善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⑸据说，彭祖曾提出“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千裹，不如独卧”和“一岁之忌，暮须远内”的主张，⑹其中心思想就是断绝异性接触，减少性欲冲动。
房中术不仅要求节欲，更要求慎施，即不任意施泄精液。
葛洪称之为“节宣”，即对宣泄精液实行节制。孙思邈将精液比作燃灯之油，谓油料充足，则灯火旺盛，不注意节油和添油，随意耗费，终至油尽灯灭。房中家忖度“节宣之宜”，根据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及气候变化等条件，提出不同的施精次数。《素女经》提出：人年二十岁者，四日一泄年三十者，八日一泄年四十者，十六日一泄；年五十者，二十日一泄年六十者，即闭精勿泄，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道士刘京提出：春三日一施精，夏及秋一月再施精（两次），冬常闭精勿施。⑺孙思邈则提出：一月再泄（两次），一岁二十四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施精次数，防止施精频率过高，影响身体健康。房中家还提出数交一泄或多交少泄的原则。《养性延命录》说：“数交而时一泄，精气随长，不能使人虚损；若数交接则泻精，精不得长益，则行精尽矣。”⑻数交而一泄，意味着多次交接中不能泄精，如何才能作到交接而不泄精呢？房中家曾提出若干交接方法与姿势，这些内容是否有益于性生活和性卫生，尚须科学论证。
房中禁忌为了保精养生，诸书都强调房中禁忌。《养性延命录》提出“**使人不寿”，谓其不寿，并非鬼神所为，实因其人用意俗琐，竭力无厌，又因心理不安，惊惶恐惧，只能导致惊狂或生恶疮。《素女方》和《玉房秘诀》提出日月晦朔、雷电风雨、饱食后、体疲劳，及大汗未干等不宜房事之七忌。据说彭祖加以归纳为三大忌：大寒、大热、大风、大雨、大雪、日月蚀、地震、雷鸣等自然变化强烈时，为天忌醉饱、喜怒、忧愁、悲哀、恐惧、疲劳、远行初归、金疮未愈、女子月事未绝、忍小便交接等，为人忌；神庙、寺观、井灶等处为地忌。⑼诸书并对违犯上列禁忌之恶果作了详细说明。如《素女方》谓，日月晦朔时合阴阳，“令人临敌不战，小便赤黄”；雷电风雨时合阴阳，“生子令狂癫，或有聋盲瘖痖”；饱食后合阴阳“六腑损伤，腰脊疼痛”。⑽《养性延命录》和《千金要方》谓，忿怒中交接，令人发痈疽忍小便以交接，令人得淋病，或茎中痛远行疲劳行房，则五劳虚损妇人月事未绝以交接，生白驳等。
还精补脑房中家主张交而不泄或多交少泄，不仅是为了避免耗精过多，导致疾病，更重要的是为了还精补脑。葛洪说：“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补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⑾道书说，贮精之所为肾（此说不科学），它与大脑有经脉相连，人们可以采取方法不让精液外流，而迫使其循上述连通之脉返归大脑，使大脑获益。此说载于《胎息精微论》之《胎息神会内丹七返诀》，又名“留精回气补脑”。它说：“缘肾中精属水，常被脑脉来克，脾气应脑为泥丸，泥丸是土，有两条脉下彻肾精，其精在肾谓精，流入泥丸则为脑，脑色黄，故象于土也。脑有两条脉，夹脊降到脐下三寸，是名气海，脑实（满实）则气海王（旺），王则元气盛，盛则清，清则神生。
故水能长养万物，水竭则万物枯干。”⑿上述理论和方法是否正确，或如何正确理解，值得进一步研究。
以上是房中术较有积极意义方面的内容，元人李鹏飞在《三元延寿参赞书》中曾将其归纳为如下几句话：欲不可绝（指不能禁绝正当的性生活），欲不可早（指性未成熟的青少年不宜房事），欲不可纵（指必须节欲），欲不可强（指不能用暴力强迫对方及情绪不佳、精力不足时勉强行房），欲有所忌（指房中禁忌），欲有所避（指避开气候不佳之时和神庙寺观之处）。并引证诸书逐条加以解释。⒀这可说是对房中术主旨的基本概括，也是值得加以科学总结的内容。
房中术产生和发展于古代社会，主要的修习者和研究者又大都是方士、道士，必然受到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糟粕。首先，房中术是在以男人为主体、女人为实验对象的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故又称御女术），它的着眼点是如何使男方不损和受益，对女方是否有益或有害则不在考虑之列。尤有甚者，为了企求补益男方，更不惜采取损害女方的所谓“广御众女”以“采阴补阳”。这种作法，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而且为社会道德所不容；它只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欲求，为他们纵欲和广置姬妾提供了理论依据。
房中术虽然精华糟粕杂呈，但就其主体说，实为我国性医学性心理学最早的记录。它所记述的性卫生知识、治疗性机能障碍的方法、以及注意男女情绪的和谐、促进性高潮到来的方法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注释
⑴蒙文通《晚周仙道分三派考》，载四川《图书集刊》第八期，该文认为房中术祖容成，非彭祖。
⑵《博物志校证》65页，中华书局，1980年
⑶⑷⑾《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333页，150页，150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⑸⑹⑻⑿⒀《道藏》第26册545页，第18册483～484页，484页，447页，529～532页，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
⑺《素女经》已佚，此为叶德辉所辑，载《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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