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代教育的拷问-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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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我们才有可能让上一代人来成为下一代人的榜样。众所周知，我们现在有些大学在入取新生是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特长生”，比如你钢琴弹得不错，给你加50分，比如你是游泳健将，清华大学就入取你了。然而我们至今没有听说过比如你是一个见义勇为者，人民大学给你加50分，如果你有着良好的诚信记录，北大就把你收入囊中……此刻，或许已经有人在说，你做梦吧你！是的，我确实是在做梦，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学校来教育孩子以诚信为本；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教课书上有很多讲述诚信的故事；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个个都以诚信为荣；我梦想有一天我们的北大清华对那位诚实的孩子敞开大门；我梦想有一天我们在谎言死亡的葬礼上让诚信来宣读悼词……
诚信为立业之本
很多年以前，一位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样一片“我梦想……”中开始了他对黑人命运之呼唤的。今天，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早已实现了。我不知道我的梦想哪一天能够变为现实……
2002年12月20日，中国企业领袖年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年会上，企业家的“诚信问题”被前所未有地提了出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的“软硬兼施”下，中国企业的这些巨头们，一个个就有关自己的“诚信”问题做起了集体“忏悔”。首先做忏悔的是现任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他承认，早在1986年的时候，联想代理了一家香港的公司以经销该公司的服务器。结果一直欠帐未还，直到两年以后的1988年，当联想公司在陕西做展览时碰到了香港那家公司。这时联想公司才把那些欠帐给对方结清了，从而了解了柳传志和联想公司的一块心病。在会上，柳传志坦陈：在联想公司早期的时候，赚钱与道德行为的冲突确实存在过。或许是在柳传志先生的感染下，新希望集团的董事长刘永好也开始了忏悔：“八十年代初我们下海创业，搞养殖业，养鹌鹑，因为大家都相信我们，我们越养越多，越孵越多，利润率可以说翻了十几倍、几十倍，真是这样。但是后来我们认为不能再做了，否则最终会害了农民……我们当地总经理在好原料买不到或者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就用了高分水的玉米，打饲料时水分都往下掉，那确实是害人，当时我们确实是赚到了钱，赚了五百万。但是以后第二年第三年，农民的猪吃了我们的饲料不长肉，不买我们的饲料。”
敢于站出来面对“诚信”问题而坦言的，我认为这是需要勇气的。我相信这些大企业的领导们如今已经视“诚信”为企业的立命之本了。因为用谎言构筑起来的庞大舰队，只要一旦东窗事发，那么就是它彻底沉没的一天。
中国蓝田，这个响亮的名字曾经在“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中风光一时。然而谁也不会知道，就在这优美的歌声中，就在这波光粼粼的洪湖水中，暗藏着一场巨大的骗局。2001年10月26日，在一份《金融内参》上，一篇仅600字的文章引起了高层有关领导的关注。然而就是这篇600字的文章，从而揭穿了用谎言构筑起来的“蓝田神话”。2001年12月13日，洪湖市人民法院给这篇600字文章的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的刘姝威老师，发来了一张紧急传票，起诉她侵犯了中国蓝田集团的名誉，并将于2002年1月23日进行开庭审理。然而就在法院即将开庭审理的九天之前，也就是2002年1月12日，蓝田集团中三名高层领导以及七名中层干部被司法机关依法逮捕。至此，蓝田“真实造假”的最终内幕大白于天下。对于刘姝威老师来说，她的行为不仅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她也挽救了成千上万的股民。2003初，在每年一度的经济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上，这位勇敢的揭发者刘姝威老师坦然地说：“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陈岱孙和厉以宁老师教导我们，只要你认为你自己是对的，你就要坚持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
这，就是教育的力量！
我想，不论是刘姝威老师，还是本章在前面提到的那位涂迁的同学，他们之所以能够最终站出来揭穿谎言，说明了在他们心中依然存在着一种对诚信的坚定执著。同时，老师对他们的教诲也在他们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所以，一种成功的教育之所以伟大，原因就在于此。然而，我们当下对诚信的教育显然是十分欠缺的，尽管我们并没有忽略它，但我们似乎并没有把诚信来作为一个人的必不可少的信念要求和行为要求来进行教育。我们对诚信的教育似乎是雾里看花式的，仿佛“诚信”只是一种美，它是让人观赏的一种非现实的品格。诚信似乎总是处在一种遥远的理想状态，它似乎让人感到这个本来就应该成为人之秉性的东西看起来却像是一种外星人般的稀罕和少见。所以，如今当我们表现出一种诚信的时候却时常被视为像英雄般的见义勇为。这实在是一种让人感到十分尴尬和可悲的事情。假如这种状况继续蔓延下去，假如我们的教育依然视“诚信”仅仅是一种正餐的调料品；假如我们的父母把“诚信”依然视为与自己的孩子考北大清华毫无关系；那么我们终将会有一天，当我们的“诚信”消失遗尽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那些用丰富的知识堆积起来的更大谎言将会以一种核武器般的力量，把人类尚存的最后一点尊严，彻底击毁！
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纽约上空，一场恐怖分子的惊世之举，震惊了整个人类。在两座象征着一种自信和力量的世贸大楼顷刻间倒塌之际，在美国人的内心，正经受着一场空前的心灵震颤。一种从未有过的权威性危机，使美国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人格虚空。然而就在一年以后，一场更大的危机使美国人的精神几乎崩溃。2002年，在美国商界相继爆发出一系列商业欺诈丑闻，安然、安达信、世通、环球电讯、施乐以及默克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公司纷纷爆出会计丑闻。从而使美国发生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这场危机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对心灵的震撼程度以及财物损失已经远远超过了“9·11”事件。事后，一向老谋深算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痛心疾首地向世人宣布：由于一系列此事件的发生，美国股市市值已经蒸发了八万亿美元！八万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把全中国的家当包括整个国家的、老百姓的家当全部凑到一块，也只是它的几分之一。
这就是一种毁灭！而这种毁灭就是因为缺乏“诚信”所导致的。此事发生后，美国参、众两院紧急制定并一致通过了《商业欺诈法》，该法明确规定以后对那些财务欺诈行为将采取严厉的惩罚。至此，一场大规模的拯救“诚信”的运动在美国展开。而与此正相反的是，由于美国通用公司基于一贯的诚信原则，它已经连续五年被评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公司。
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一位叫黄晓南的中国访问学者，他在一篇题为《信任也是一种约束》的文章中，讲述了他对美国社会中“诚信”的一种认知：
……当然美国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好的东西，但撒谎在美国人看来是最要不得的恶习，犹如我们中国人看待偷盗一样，为人所不齿。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撒谎，正如我们中国人不轻易怀疑别人偷盗一样。所以，一般说来，你说什么，人家就信，除非有规定须出示证明……
美国是个提倡“信用”的社会，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济活动中都离不开信用。申请家用电话、管道煤气、电、水、租房等等，都需要个人信用。公司贷款、贸易资金往来等，更要资信担保。但所有的信用都表现会永远记载在每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底下。人的名字可以更改，但个人的社会保险号却是从一而终。一旦发现作假或诈骗，个人信用就彻底砸锅。到那时，在生活和事业中便会处处遇见”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的窘境。正因为如此，人人把个人信用看得高于一切。
记得1994年我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时，夏天到纽约旅游。那天特意去参观仰慕已久的大都会博物馆。门口售票处的牌子上明码标价成人票价——16美元；学生——8美元。
尽管我很清楚，美国人指的学生，不仅仅是在美国学习的学生，而且是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学生，但我还是吃不准自己算不算学生。访问学者平时也与研究生一起听课。可以说是学生，但又没有像学生一样交学费，也没有学生证。我有心省下8美元，可又怕售票员要我出示学生证。万一弄得让人家怀疑咱撒谎，既丢“人格”，又失“国格”。
踌躇良久，我想了个两全其策。我向售票小姐递出16美元，同时又对她说，“我是从加拿大来的学生，如果……”我的下半句话是，“如果访问学者也能够算的话。”
可她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面带微笑地问：“几个人？”
“一个”。我回答说。
她很快递给我一个做通行证用的徽标和找回的8美元，并笑着说，“祝你在这里度过愉快的一天。”全然没有顾及我一脑门子的“思想斗争”。
的确，那天我的心情一直很愉快，不仅仅是因为欣赏了大都会博物馆精美的艺术和省下了8美元。
有了这种愉快的经历后，心里就时时想着珍惜它。就像一旦得到别人的尊重，就会加倍自重自爱一样。
时隔6年，去年夏天我带妻子和女儿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门票价格依然如故，但我的身份已不再是当年的访问学者，而是挣工资的驻美记者。尽管我和我妻子从外表来看要充当学生仍绰绰有余，但出于对“信任”的珍惜，也为了自重自爱，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两个成人、一个儿童的门票。尽管多花了16美元，但心情与上次一样愉快，因为我没有辜负别人的信任。
从此，我在心中形成了一种固执的想法：信任也是一种约束。
——引自《读者》杂志2003年第3期
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诚信“所导致的彼此“信任”，成了美国社会群体生存的一种纽带，同时也是一种约束。这种约束一方面来自于彼此真诚的互信；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一个人生存所必须的道德要求，否则这个人将难以生存。当一个社会中一个人生存的状态完全取决于一种“诚信”的时候，那么一旦“诚信”被毁坏，其结果就可想而知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美国发生一系列商业欺诈事件之后，就如同在美国本土引爆了两颗“精神原子弹”一样，美国朝野上下那种世界末的灭亡感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使我想起曾经假冒伪劣盛行一时的中国温州。大家都还记得，当时只要一提起温州，那么它的形象就如同在一片谎言汪洋中的一艘假船，而从这艘假船上卸下来的无一是真货。这种结果导致了温州经济的几近崩溃。后来温州政府下决心搞了一个“重塑温州形象”的诚信运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效果。若不是这样的话，我看如今的温州或许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劣的历史博物馆了。
石家庄有一位12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向他的父亲要15元钱，说是他有一篇作文在最近一个所谓的全国“新星杯”作文大赛中获了个“二等奖”。按理说，这位父亲听到此消息应该是很高兴的。但这位父亲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此之前，类似的作文比赛孩子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了，而且全部都获奖。这就使这位父亲对这种所谓的比赛产生了怀疑。据自己的儿子说，他们班上有77人，其中参加这次比赛的共有21人，并全部获奖，一等奖4人，二等奖3人，剩下的全部都是三等奖。父亲的犹豫，让孩子有点着急了：“爸，要是不交钱，就不给发获奖证书，没有证书做凭证，就等于白获一次奖。”此刻，父亲与孩子之间，其实心里谁都清楚这种奖意味着什么。但，一种虚荣成就了谎言的一次次得逞。于是，儿子又一次“获奖”。有记者调查发现，在这种铺天盖地的谎言“大赛”中，很多父母是知道其中原委的，但是他们却依然鼓励并推动着这种谎言的成功登陆。一个孩子是这样说的：“如果我没有这种获奖证书，那么以后老师就会看不起我，爸爸妈妈也会觉得很没面子的。其实我们都知道只要交了钱就行了，但别人都这样，我们也只好这样了。”于是，我们大家也就只能这样了：这是假的没错但你不是照样乖乖地自投罗网么？这就是假的但你寄给我们的人民币可千万不能是假的啊；这就是假的但记住那“获奖证书”可不是假的，这上面可是有国家级协会的印章啊；谁说这是假的如果真是假的我连获奖证书都不会寄给你，所以以后不要再说我是假的了……
中国式的造假逻辑
这是一种逻辑，一种中国式的造假逻辑，很多时候当你面对这种逻辑的时候，你会脑子发硬，思维堵塞，你有一种渴求让黑格尔活过来的强烈愿望。因为你解构不了这种逻辑，于是你企图让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来帮你。但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依然无济于事。就在前不久在达沃斯刚刚结束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一位素称对亚洲经济有深入研究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当他面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要求他回答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看法时，这位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竟尴尬地坦言道：“我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目前还没法回答你的问题，请给我时间。”
这位美国的经济学家是诚实的。因为他还没有做好关于中国的功课。所以他宁可保持缄默也不虚张声势。因为任何一位“做不好关于中国功课”的人，假如他开口就一定是胡说八道。为了避免这种信口开河，保罗·克鲁格曼选择了沉默。
因此，假如有朝一日黑格尔真的活过来的话，我看还是无济于事。因为关于中国的这种功课是很难能做的，这是一种复杂的、系列的、组织结构严密的“产业链”。现在我们再接着上面所说那种“假”作文比赛继续说下去，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未解的方程式：有一位记者他在调查此事中看到了这样一个“大赛通知”，上面这样写道：“通过对组织参赛的稿件继续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