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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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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负责人及16名人员的鼻子和耳朵，随后又杀害了他们。 当蒋派遣的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前去和日本将领谈判时，也遭到逮捕。在胁迫下，他签署了一项声明，谴责中国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与此同时，济南城遭到了机关枪的扫射和炮轰。总司令面临着两种选择。他要么抵抗日本人，但这必须冒着剧烈对抗和战败的危险，要么屈服于日本人，继续向北进攻。他选择了后者，静悄悄地从济南撤出了他的部队，把他的主力部队转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区。当战火停息的时候，这一退却给他招来许多批评。 济南事件使北伐停止了一个星期。到五月底，蒋已铲除了阻碍其进程的三个军阀中的两个——吴佩孚和孙传芳。第三个军阀张作霖也准备让出北京，而且后来还丢了命。 6月3日，张发布了一则通电，宣布他的部队将撤出关内。 他和他的随从收拾好行装，登上火车，前往奉天。他们并不知道，日本人虽然曾经资助过他，但那只是因为他对他们有用，现在他们已决定放弃他，使他亡命。当火车接近奉天时，安放在张乘坐的那节车厢中的日本强力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了致命的重伤。 蒋并未迅速得知这一对他有重要意义的消息，因为少帅张学良对该事件加以保密，直到他已作出最佳选择为止，很显然，他决定加入国民党一方。 6月初，蒋介石和他的部队胜利进驻北方首府。张学良已宣布所有部队均撤回东北，随后，他派遣他的密使去北京与蒋谈判，但没有结果。进而，蒋又派密使到奉天。其中有一名记者叫萧冬竹，他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使者是因为他会打高尔夫球，爱跳舞，还能喝酒，而这些又都是张学良最喜爱的消遣。 几星期内，他们两人常常见面，尽管只是在舞厅或高尔夫球场。后来，萧向蒋汇报说，少帅很明白，只要他的部队能留在东北，他便准备加入到国民军方面来。 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蒋关于让他担任国民革命军副总指挥的任命，这是一项许多其他军阀企图得到而未得到的荣誉。这一典型的中国式的解决办法使得蒋能有效地控制住东北军阀。 或许，在这件事上，蒋也没有其他办法，因为他不愿意再抽出力量应付东北的战役。但是，他允许少帅继续占据东北却是有原因的：张学良处于这个职位可与山西军阀阎锡山抗衡，因为蒋不信任阎。 这一妙计是蒋从杨永泰那里得到的。杨是蒋最机敏的私人助手，当时是总司令的讲演稿撰写人，蒋很信任他（杨后来在镇压共产党时被暗杀）。 在占领北京的那段令蒋兴奋的日子里，南方2000英里外预示着不祥冲突的消息似乎被忽视了。 1928年6月和7月，国民党军不断进攻令他们头疼的共产党的堡垒——井冈山地区。第一次进攻中，国民党军开小差和被俘的达1000人；第二次，他们攻克并占领了共产党的一些城镇，但20天后又撤了出来。而这一次，国民政府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北方，所以，在冬天来临之前，毛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和平状态。 7月22日，国民军的一支部队举行起义，一个整团投靠了共产党，团长是彭德怀——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曾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他所率领的部队于1928年7月与当地农民武装联合，称为第五军。 毛泽东此刻处于某些麻烦中。土地改革使许多穷苦农民站到共产党一边，但却疏远了许多需要与之合作的中农。国民党军的封锁和夏季攻势带来了许多不利。毛的部队薪金很少，而且给养又很差，所以有些人也开始闹起事来。 在政治上，毛因头一年的失败仍不得志。他没能参加从7月17日到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共产党的领导权落到了李立三手中。他是一个知识分子，曾在法国留学。不久，他便卷入了与毛泽东的那场有历史意义的争论之中。周恩来被选为新的政治局委员，但毛泽东却没有。毛当选为中央委员。可是由于通讯设备太差，直到冬天，毛才知道自己已部分复职。 尽管蒋在他数年后的一本名为《中国的苏维埃》的书中曾提到这些情况，但是当时他当然也不知道这些变化。 进驻北京是他北伐的最高峰，他在高级军事将领的陪同下，到西山的碧云寺作了一次虔诚的朝圣。 在孙中山的灵枢前，蒋与他的同僚们脱帽伫立，不一会，蒋便抑制不住地抽泣起来。 情感是短暂的，胜利的欢欣也是如此。 现在，战斗结束了，国民党内立刻在左派与保守派之间及蒋介石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产生了新的派系斗争。 1928年7月下旬，蒋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他提交了辞呈，但无人对此感到意外，因为大家熟悉他的习惯，这次，他有了可以公开的理由。人们都很清楚，他只是在战斗中任总司令，而现在战斗结束了。 然而，蒋当时辞职的真正原因是要阻拦他的下属将领，因为他们希望蒋不要理睬少帅所表现的忠诚，继续用军事进攻占领东北。总之，他们认为，张学良的父亲曾在北京指挥了反对南方的军队，所以他的儿子一定要受到教训，向强硬路线低头，但是，蒋急于巩固他的权力以及他所构想的随之而来的革命，而征服东北将浪费本来就不足的人力物力。 蒋的下属们认为蒋错了，同时，他们强调说，蒋在和平时期不做总司令是没有道理的。其实如果蒋成为行政院主席的话，对他们来说才是真正有用的。但就真正的权力而言，所有这些都是不够的，蒋可以在他已有的职务上再加上新的头衔，但要让人真正对他服从敬畏则又是另一码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蒋的权力是虚幻的。 在北伐胜利完成之后，蒋的同僚和下属们注意到了他的一个变化，那就是他们发现他“骄做自负，独断专行”。 在他自己这方面，他宣称自己是孙中山革命的合法继承人，他把中国的统一看成是人们对他个人的服从，而他的革命同僚们则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委员们采纳了蒋的提案： 按照孙博士的意愿设立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五院。 这至少在纸面上使孙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五权制宪法得以体现。 接着他们重新开始争吵，右派人士退席，蒋宣布会议闭幕，这是8月中旬。 此后蒋极力说服国民党左、右派都同他合作。他同右派的合作比同左派的合作成功得多。他给汪精卫和正在欧洲的孙夫人发了电报，但皆无回音。 10月份，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开会，以贯彻落实已定下的决议，10月4日，颁布了“中华民国组织法”。“训政”时期—— 即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正式宣布开始，但没有说明结束的日期。不久，国民党中央最高政府机构被命名为“国民政府”。 10月10日（“双十节”，它是1911年革命的周年纪念日），蒋介石就任新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18名政府委员会成员中包括数名右派分子，但没有左派。 作为标志着“统一”的分赃交易的一部分，政府中包括北方的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和张学良。作为政府主席和总司令，此刻的蒋介石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而且，大家都同意他有权单独接待外国列强的代表，这使他在实际影响上而不是在名义上成为民国的元首。 这样，经过战争和几次下野，蒋已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 此时，他只有41岁。他选择南京作为民国首府。 后来，已故的萧冬竹，这位当了40年中央新闻社社长的人，于1947年在南京详细地向埃里克·周列举了定都南京的理由： 1．在南京，孙逸仙博士曾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2．北平离江西太远，共产主义者在江西建立了一个大本营，蒋介石要对江西用兵。 3．南京离上海很近，而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 4．蒋自己的部队大部分是南方人，他们在北方定居是困难的。 5．蒋希望南京和上海在地理上的紧密关联能增加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亮相机会。 6．蒋认为北平作为封建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时间长，故不宜被接受为革命的司令部。 有着传奇色彩的冯玉祥来到了南京这个争吵不休的政治舞台，他那顶众所周知的古色古香的破草帽，那身士兵穿的褪了色的灰色战地服装，还有那双手制的布鞋，使他成了享有俭朴名望的活化身。他喜欢自己驾着军用卡车环城行驶，在早饭前的某一刻不通报姓名地拜访某些高级官员，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这些拜访对于那些高级官员来讲远非象对冯玉祥那样令人愉快。他成了军事部长，显然人们希望他能够把消费降到最低只。 阎锡山极不情愿地来到了南京，随后，他被任命为内政部长，但事情并不象他所理解的那样，不久后他就回到了太原他的大本营。 这些新的安排只是权宜之计。在蒋表面上达到权力顶峰之际，他出外作了一次视察。1928年11月，在视察途中，他下令所有的赌博场所，鸦片馆和蚌埠的妓院在三天之内立即关闭。 在安庆，他召集地方官员开会，指示他们剿灭盗匪，修公路，办学校。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当他回到南京的政治争斗中时，他抱怨道：“自从孙博士去世后，我们没有一天能够完全一致和团结。” 他大声责骂说：“官员们并不知道工作的意义……我门的工作时间不长——一天才六小时……但我仍看见一些职员在办公桌前那副懒洋洋的样子，有的茫然地盯着空地，有的在看报，或者在睡觉。” 那一年结束时，形势对蒋极为有利。 他把少帅安排到行政院这一举动激怒了李宗仁，但张学良不负蒋所望，1928年11月29口，他下令奉天总部上空升起国民政府的旗帜，并公开宣布了他对国民政府的忠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年以后，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他绑架了蒋并使其蒙受了耻辱。 1928年底，蒋可以宣称在他的领导下已“统一”了中国。
第十一章失去的革命
第十一章 失去的革命
一时的荣耀，使蒋介石忽视了在一个封建国家里进行领土征服所应注意的唯一正确的原则： 那就是——“他应该除掉那些最初反对他的人，用自己选定的人来代替这些人，而新选出的人应该忠于新生的民国，并忠于民国首脑蒋介石”。 此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涌现出两个杰出的人物：毛泽东和李立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李立三由于受到忠于毛泽东的红卫兵的刺激而自杀身亡。 蒋介石自己及外界认为他在1928年底已经取得了中国的“统一”，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残酷的假象。 这一假象表面显得堂而皇之，并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它实质上并没有什么真东西。 蒋介石率军北伐一事深得民心，这使得许多敌对部队及其将领都投到他的麾下。但是这也带来了这样的问题：尽管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而不时与各地的军阀进行激烈的战斗，但他却从没有真正地控制他的对手或征服他们的地盘。 他们只是以一种中国传统的方式承认蒋介百比自己强大，因而才决定顺风转舵。这就是蒋介石在战场上为什么能够推进得如此迅速以及国民军能在1928年号称拥有200万人，比最初的10万人增加20倍的原因。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佛朗哥对西班牙的征服与蒋介石对中国的所谓征服是不可比的，但是，如果将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列举出来，也不无益处。 佛朗哥经过了差不多32个月艰苦和血腥的战争才成了整个西班牙的主人，而蒋介石只花了12个月时间——其中头9个月是在1926年和1927年之间。随后是一个政治上的休战时期；后3个月是在1928年4月至6月就“征服”了面积比西班牙大7倍的中原。 佛朗哥消灭了自己的敌人，在战场上击败了他们，并将残余的敌人流放或处死，而蒋介石却满足于对手们形式上的屈服。 北伐开始之前的中国与1928年底的中国之主要不同在于，那些原来与国民党为敌的军阀后来都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党员。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军阀在自己的地盘内仍保留着原有的权力。 由于蒋介石急于迅速取得成功，因为这会给他带来一时的荣耀和威望，所以，他忽视了在一个封建的国家里进行领土征服所应注意的唯一正确的原则，那就是—— 他应该除掉那些最初反对他的人，用自己选定的人来代替这些人，而新选出的人应该忠于新生的民国，并忠于民国首脑蒋介石。 蒋介石未能取得对地方的实际控制权，他很容易就满足于地方军阀对他的毫无意义的效忠，这是他判断上的最大失误。 在后来的岁月里，蒋介石的权威多次受到地方军阀的挑战。虽然蒋介石总是胜利者，但这些接连不断的地区战争消耗了他的力量，并使他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处理中国真正面临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正在日益扩大；此外，从1931年起，蒋介石还要对付日本侵略者所造成的巨大威胁。 1929年，蒋介石试图通过裁军来削弱地方军阀的势力，结果引起一场危机，这使他深切地感到自己权力之有限。其他任何事都不曾象这使他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 对蒋介石推崇备至的官方传记作者霍灵顿·唐也不得不承认： 国民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几个省。冯玉祥称雄于北方，同时又是有名的西北王，控制了山东、河南、陕西、甘肃、青海以及宁夏等省。而蒋的对手阎锡山则从他那座落子山峦起伏的山西省的大本营中向河北、察哈尔、绥远等省发号施令，在南方，李宗仁控制着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中国实际上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差不多可以算得上是诸侯割据……。 蒋介石只在长江下游的五个省里享有无可争议的权力。 裁军成了蒋介石最关注的问题，因为地方军阀依靠的是军队。蒋介石争辩说，既然国家已经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大部分军人都应该复员，回到他们的百姓生活中去。他的这些话不无道理，只是所有的军阀心里都清楚，将自己的军队遣散，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权力源泉。于是，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复员计划。他们这种自私的愿望最终挫败了蒋介石的企图。 当时的局势既荒唐又具有某种悲剧性。在国民军占领北京后，中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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