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日之学校-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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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利用其感官去理解那些事物和人对于他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的意义。因此，在校内需要自由以对付和解决这些问题，几乎和在校外需要自由以应付和解决问题是一样的。另一方面，蒙台梭利认为，通过各种情景——这些情景不是典型的社会生活，而是为了锻炼某个专门的感官而已经安排好的，以便发展辨别和比较的能力——儿童能很好地学习生活的技能。
这种意见上的分歧，可以解析为所接受的人类智慧的性质的观点不同。蒙台梭利与过去的心理学家一样，相信人类具有各种预先形成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根据各种一般的目的而加以训练和发展，而不管训练这些才能所要用到的动作，除了它们本身提供的训练外，究意是否还有其他意义。儿童生来就具备了各种未经开发的能力，这些能力通过适当的用具就能得到发展，然后就可以供随意运用。美国的教育家多半赞成较新的心理学理论，认为技能的获得，单靠用上一些工具，或者在完成某种特定的目标的过程中制作某个物体是没有用的。让儿童区分抽象的特性，如长度、色彩之类，而不顾哪些东西具有这些特性，这样的练习可以给儿童极宝贵的从事某种专门练习的技巧，但却不一定能使得他更为成功地把握这些特性，因为在实际生活情景中这样的练习是以各种基本生活要素的面貌出现的。更不用说这些练习能充分地培养比较和辨别的能力，以致它们可以迁移作任何用处。一个儿童并非生来具有未经展开的能力，而是具有特别的行动的冲动，在保存和完善社会的和自然的环境下的生活——在这些环境下生活才继续下去——的过程中，这些冲动通过利用要被发展。
因此，在美国的进步学校里，如果有人说儿童在随意走动和选择工作时间方面常常没有多大的自由，那么这种说明并不是指对自由的价值信心不那么足，而是要强调，必须对在典型的生活情景中运用和试验感官并做出判断这些方面给予更大的自由。因为这些情景是社会性的，因此需要儿童在共同的事业中更加合作；因为它们是社会性的，因此允许并且常常需要得到教师的帮助，正如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要得到他人的帮助一样。别人的帮助，不必担心是一种对自由的侵犯，除非那种帮助约束了儿童，使他们不能运用自己的智慧来确定目标，不能灵活主动并富于创造性地选择和修改材料。限定材料去进行特定计划的某种孤立的感官训练——这种情景决不能代表生活本身，这样的练习，在美国教师看来，比起共同活动时由于与他人合作的需要引起的那种限制，是对自由的更大限制。当别人去实现他们的目标时，儿童不仅应当学会不妨碍他们，而且应当学会能明智地与他们共事，这才是值得称道的态度。因此，材料的范围，不应当局限在单一感官的比较区别能力的训练上（不管这样做对于那些还不具备合作精神、并且主要是要学会运用自己的感官的年幼儿童来说可能有多大的价值）①，而是应该有足够的变化，以便能提供各种要在日常生活情景中运用比较和区别能力的那类典型问题。而且当学生制造真实的事物以供实用时，或者当他们去寻找校外生活中的各种活动和材料时，就会需要一些儿童从事同一件工作，并且有始有终地把这事情做好。
但是，如果美国的教育家与蒙台梭利对于存在着天生的能力，这些能力能用普通教具，通过只为了训练不是为了达到训练是附带的结果而设计的特殊练习予以训练这一点有分歧的话，那么，他们对于蒙台梭利努力保持教室内自由的程度，使教员得以认识儿童的真正能力和兴趣，因而可以为科学的教育方法提供资料这一点，倒是很欢迎的。他们赞赏她的观点的说服力，即人为的压抑状况，妨碍教师去真正认识他们所要处理的材料，因而造成教学仅仅是重现传统的过程。美国的教育家认识到，蒙台梭利坚持把用手触摸连带肌肉运动作为学习读和写的一个要素，这是对初等教育的方法的一个真正的贡献。在传播对任何真正的教育都不可少的自由的福音方面，蒙台梭利已成为一个最重要的人物。
①意味深长的是，许多实验过这类教具的人认为，这类教具对于三四岁的年幼儿童价值最大。——原注
随着对智力上和道德上的自由的意义的广泛理解，随着消极和强迫训练的观念的破除，教师不能运用自己的力量去观察和实验的主要障碍将会消失。需要个人观察、反省和实验活动的科学兴趣，将增进教师对于儿童的幸福怀有同情的兴趣。学与做相结合的教育将会取代传授他人学问的被动的教育。后者再怎么好，也不过是适应封建社会的，在那种社会里大多数人必须永远温顺地服从长官的权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教育，是与一个以创造和独立为原则以及每一个公民都应当投身于共同利益的事务之中的民主社会不协调的。与当代教育中自由的理想相一致的极有影响的呼声竟然从意大利发出，这正表明民主精神的广泛发展的重要性。
（吴志宏译）　　　　
第七章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
工作的性质从根本上说是社会性的，因为人们所从事的各种职业，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种种需要和目的。这些职业都在维持着构成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种种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种种关系。甚至维持生存的各种活动，也要被适当安排在一个改变了人类的一切本能活动与思维的社会结构之中。与这一社会结构有关的一切事物，无不取决于人们成功地合作工作的能力。假如人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一个均衡、幸福和繁荣的社会就会出现。没有各种职业——这些职业是基本的社会生活即人类生活——文明就无从绵延下去。结果是必须有一种社会教育，因为每一个都必须学会使自己适应他人和整个社会。这种教育当让它听其自然时，虽然是必要的，可是却杂乱无章。我们送儿童入学，想象中就是要他们系统地学习生活所必需的各种职业，但是绝大部分的学校在其教学方法和教科书中，却忽略了这一社会生活的基础。这些学校不是把具体的工作和工作中的人的方面放在中心，相反却强调抽象的东西，结果使工作成为经院式的——非社会化的。工作于是不再与所有从事种种职业的人群发生联系，而成为孤立、自私和个人主义的。这样的工作所依据的社会概念已不再符合现实情况，这种人人为己的社会早在一百年前就不存在了。通常的学校课程，忽视了今天的科学的民主的社会，忽视了这一社会的需要和理想，却培养儿童去为个人的生存而斗争，并通过一点智力的“修养”以满足个人的享受，使之变得柔和一些。
美国的学校在拓荒时代就创办了。当时比较少量的人散布在一个辽阔的国家里，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未经探究的机会。拓荒者依靠自己的能力抓住这些机会，努力向前，并利用自然界的原料。由于人丁稀少，物资无限丰富，社会无组织，没有传统或风俗习惯，因此拓荒者独自生活，自给自足，没有人一定要依靠他人的关系。国家的福利，全靠两种主义的传播，一种是进取，另一种是人人为己。新学校要反映这种观念，要设计它们的工作使这一道理被人理解，这完全是自然的。我们最早的移居者们都来自于那些有文化和有“学问”的传统的国家；很自然，他们希望在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学校能使移植过来的这些理想保持活力。文化陶冶在他们看来并不指儿童所有能力的和谐发展，而是指积贮历史资料，学些过去的知识和文学作品。学问也不是指了解周围的事物，或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东西，而是指回顾过去的成就，学会阅读死去的语言，语言越是死的，“学问”的名声越大。因此，学校课程主要致力于使学生的眼光转向过去，只有从过去，他们才能发现值得学习的东西，也只有从过去，他们才能发现发展美感和智慧的精华。读、写、算的知识和一点自然的“时髦”，是一个儿童所需要的全部的社会装备，这一切的准备就是他开始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需要的东西。儿童一经有了这些装备，学校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到给予他们文化的素养。
不管这样的文化素养对个人来说是多么的有趣和有启发作用，很显然，公立学校的第一任务是教儿童在他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里生活，理解他在这个世界上分担的责任，使他在适应社会方面有个良好的开端。只有当他把这些事情做得很成功时，他才有时间或兴趣去从事纯属智力活动方面的修养。
公立学校创始于自由民主精神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科学是如此迅速地改变了所有的社会和工业状况，因此，如果极少数人完全垄断了科学材料，就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机会。当这些大众学校被创办后，社会就很自然地求助于现有学校的课程和组织了。但是，旧学校并没有被引向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机会的道路，而是恰恰为了相反的目的，把阶级的界限划分得更加鲜明，给予有闲阶级和有产阶级每个人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以满足他们自矜高贵的欲望，并给他们提供消闲的方法。
人民大众世世代代生活在同样的地方，在同样的条件下从事着同样的职业。他们的世界那样狭窄，似乎没有什么材料可供学校教育之用；所能贡献的不过是基本的谋生之道。但是学校是为那些不用去为谋生操心的人，那些满心希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附庸风雅和引人注目的人创办的，因此所使用的材料也是抽象的，有意与具体实用的东西保持距离。文化及教育的观念至今在很大程度上还完全以贵族和有闲阶级的利益及要求为基础。有了这种文化的观念，先驱者们自然要去抄袭那些合乎旧观念的学校课程了，即使他们的办学目的是要给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就业和社会机会。公立学校成立之始，课程内容反映的就是当时即将过时的社会情形，也反映那些建筑在贵族利益之上的发展了的封建社会的教育理想。
科学在工业中的应用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又导致爆发法国革命和1848年的欧洲大革命，影响了几乎一切文明制度的改造，绝大部分死亡了，更多的诞生了。普及教育的需要就是这种变化的结果之一，公立学校便是由于这种需要产生的。由于这些公立学校的体制未能适应新情况，而只简单抄袭现有的学校，因此符合新社会的改造过程仍在进行着，并且仅仅正开始变成自觉的行动。一个民主的社会，依靠的是运用科学来求得它的一切的繁荣和福利，而不能指望非常成功地利用在一个仅仅使用人力来求得其产业和财富的贵族社会里为了统治团体而发展起来的教育制度。对学校日益增长的不满，正在兴起的贸易和工业教育方面的各种实验，就是对于墨守这种陈腐制度的抗议。它们是建立新教育使人人有真正平等的机会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因为这种新教育是以儿童生活的那个世界为基础的。
如果学校要成为现代社会的反映，旧式学校必须变革的有三件事：第一，教材；第二，教师处理教材的方法；第三，学生掌握教材的方法。教材将不改变名称。读、写、算和地理总是要学的，但是它们的内容要大大修改和扩充。首先，现代社会懂得，身体的爱护和成长，就像心灵的发展一样重要；不仅如此，由于后者要依赖于前者，因此学校要成为使儿童学会过身体健康的生活如同过精神的生活一样的场所。还有，现在我们需要知道怎样读和写，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事最简单的日常活动，如不会搭错市内有轨电车，避开危险的地方，能与不能见到的人和事物保持联系。实际上，就是做与我们的职业有关的一切事情。但是学校仍然把教会读和写本身当作目的，当作学生为了他们自身的精神启迪而要掌握的单纯的奢侈品。同样的情况对地理学科也是适用的：学生学习地理疆界，人口和河流，似乎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积累不是每个人也许都了解的各种事实。但是在一个由于火车、轮船、报刊以及邮电而使整个世界成为近邻的社会里，没有一个地区能自给自足，因此真正地了解这些近邻的情况的愿望是很显然的。换句话说，由于机器还来的我们周围的事物和习惯的变化，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那样惊人的扩大和复杂，我们的眼界也那样开阔起来，我们的同情心得到了激发，没有表现出同样发展的一个学校的课程的成就只能是极有限的。课堂的教材必须考虑到各种新要素和社会的需要而加以扩充。由于实行了第二和第三件事的必要的变革，这样可以做到不加重学生负担。
由于机器的复杂和多种多样以及由于科学的发现，使已经知道的事实数量增长，因此即使掌握一门学科的作业，几乎也不可能。当我们考虑一下与本国地理教学有联系的一切事实，气候和地质状况，种族状况，工业和政治状况以及社会和科学状况等等，我们开始认识到要教列举的东西是无指望的。地理学几乎包括全部人类的知识和努力。课程中的所有科目在较小程度上也都是如此。任何一个学科我们所能处理的材料是如此之多，使我们仅仅把主要的部分区分出来似乎都是一时之计。因此教师们不能只让班里的学生阅读，然后背诵课本上的材料，而必须改变他们的方法。材料本身对每一个人来说浩如烟海，因此真正有用的东西不是它们的名称，而是理解它们并认识它们的相互关系及应用状况的能力。所以，教师的作用必须从一个向导和指挥者变为一个观察者和帮手。由于教师注意到每个学生而着眼于允许每个人最大限度地发展思维和推理能力，并且利用读、写、算的课作为训练儿童判断力和活动能力的工具，因此儿童的作用也必然发生改变。它变成了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儿童成为询问者和实验者。
只有有极好的智力的人才能从听到的简单的事实中了解事物的一些关系并引出结论。大部分的人在说明这些事物怎样运转和它们的意义是什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