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圣经-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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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万岁！”红卫兵纠察队骑著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从长安大街上列队驰过，一路高喊这口号。

他也碰到过他们盘查，夜间才十点钟左右。他骑车从钓鱼台国宝馆有武装警卫把守的大门前刚过，前面明晃晃的水银灯柱下停了几辆带斗的摩托车，一排穿军装戴红绸黑字

“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袖标的青年拦在路上。

“下来！”

他猛的捏闸，差点从车上跌下来。

“甚麽出身？”

“职员。”

“干甚麽的？”

他说出他工作的机关。

“有工作证吗？”

他幸好带著，掏出给他们看。

又有个骑车的年轻人从自自行车上拦下来了，剃的平头，那时候“狗崽子”凸贱的标记。

“这夜里还不老老实实在家待！”

他们放过他了。他刚骑上车，听见背後那剃平头的小伙子吱唔了两句便打得嗷嗷直叫，他却不敢回头再看一眼。

接连几天，从深夜到将近天亮，他面对炉火，眼烤得通红，白天还得强打精神，应付每天都可能出现的危机。等烧完最後一叠笔记本，泥灰搅拌得不露痕迹，再倒上一盘剩菜和半碗面条，他已筋疲力竭，眼皮都撑不开了，和衣躺在床上却不能入睡。他记得家中还有张可能意是生非的老照片，是他母亲年轻时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的抗战救亡剧团穿军装的合影，那军装想必是慰问抗日将士时赏给演员们的—军帽上有个国民党标志的帽徽，这照片查抄到的话肯定会出问题，那怕他母亲早已去世。他不知道他父亲是不是把这些照片也处理了，可又不便去信提醒。

销毁了的那堆稿子中有一篇小说，他曾经给一位有名望的老作家看过，本指望推荐，至少得到认可，谁知老人毫不动容，没有一句鼓励後生的话，竟然沉下脸，声色俱厉告诫他：

“出手的文字，要三思而行！别随便投稿，你还不懂文字的风险。”

他并非立即就懂。那年初夏六月—这文革刚发动上天傍晚，他去老人那里想打探运动的消息，刚进门，老人便赶快掩上，压低声音盯住他问：

“有没有人看见你进来？”

“院子里没人呀，”他说。

老人平时训导青年虽不像那些老干部，开口闭口我们党我们国家如何如何，可好歹也是有一番革命资历的名人，说起话来中气也足，有板有眼，毫不含糊，此时突然蔫了，缩缩瑟瑟声音都压在喉管里：

“我已经是黑帮分子，别再到我这里来了。你年轻，别惹上麻烦，你没经过党内斗争”

老人不容他把问候的话说完，紧张得不行，打开一线门缝，望了望，说：

“以後再说，等过了这阵子—以後再说，你不知道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怎么的？”他还傻问。

“以後再告诉你，快走吧，快走！”

这前後时间不到一分钟。一分钟前，他还以为这党内斗争远在天边，没想到就到了跟前。

十年之後，他听说老人从牢里放出来了，他那时也从农村总算回到了北京，去看望这老人家。老头乾瘦得只剩下一副皮包的骨头架子，断了条腿，靠在躺椅上，手里抱只长毛的大黑猫，椅子的扶手边搁根拐杖。

“还是猫比人活得好。”

老人咧嘴，似笑非笑，露出还剩下的几颗门牙，一边抚摸那老猫，深陷的眼窝里，圆睁睁的眼珠也像猫眼发出奇异的光。老人在狱中的遭遇没同他说一句，直到临死前不久，他到医院里去看望时，才对他吐了真话，说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该入这党。

当时，他从老人家门出来，便想到他自己的那些稿子，虽然同党毫不相干，也会给他带来灾难。可那时还没决、心烧毁，背了一大书包，藏到他有次得痢疾住医院结识的朋友大鲁的家。大鲁高个子，北京人，中学校教地理的，在追求一个娇小的女子，一份份情书都是找了他代笔起草的。等大鲁新婚的妻子发现是他帮助作弊，已生米成了熟饭，他同他们夫妇也就都有点交情。大鲁同他父母住一起，自家有个四合小院，藏一包东西倒是不难。

八月盛夏，红卫兵兴起，大鲁的妻子突然打电话到他办公室，约地中午在一家喝牛奶卖西式糕点的铺子见面。他以为他们夫妻间又出了基麽纠葛，骑车赶到那糕点铺。老招牌已经摘掉！贴上了新标语

“为工农兵服务”。铺子里的座位上方墙上，歪歪扭扭墨笔写的一大条口号：

“资产阶级臭怠子们滚蛋！”

从中学校发端的红卫兵

“破四旧”，开始还像是小儿胡闹，伟大领袖给他们写了封公开信，称赞

“造反有理”，青少年的暴力就这么煽动起来了。他横竖不是臭息子，进去了，牛奶倒是照卖。他还没找座位坐下，大鲁的妻子进来，便拉住他手臂像是他女友，说：

“这会儿不饿，你先陪我街上走走，我要买点东西。”

他们出了糕点铺，到了街上，她才小声说，大鲁被学校的红卫兵吓得自己先剃了光头，因为家有房产，不算资本家也是小业主，红卫兵随时可能搜查，叫他把塞在他们家院子煤棚里的那包东西赶快取走。

是林救了他。早晨刚上班不久，林在走廊上过了几趟—他办公桌面对走廊，注意到林在向他示意，便从办公室出来，跟随林到走廊尽头楼梯拐角，见没有人来，两人便站住。林急匆匆告诉他，快回家准备一下，机关的红卫兵马上出发，要搜查他同屋的老谭的东西。他连忙下楼，拚命骑车，汗流浃背赶了回去，把他的东西全堆到他床上和床边地下。又急忙翻了翻老读书桌的抽屉，见到老谭解放前上大学时穿学生制服的一张旧照片，合影的一夥同学帽子上都有国民党的十二角白日标志的帽徽。他握在手里操成个纸球，出去扔到院外街上公共厕所的深坑里，转身回到院里，机关的小汽车就到了。

四名他机关里的红卫兵进到屋里，林也在其中。林知道他写作，却没有看过他的稿子，恋的是他，对他写的甚麽并不在意。她当然并非为他的稿子而来，放心不下的是他拍了她不少照片，并非怎样裸露，却也相当惹眼，是他们在西郊八大处树林里野合前後拍的，只要拿到一张，一眼就可断定两人早越过了同事乃至革命同志的关系。林是位副部长的小女儿，已婚，丈夫是军人，也老革命家庭出身，在军队的一个研究所工作，研制的不外乎火箭或甚麽新式武器。他对国防机密毫无兴趣，迷恋的是这位丽人，林比他还更主动，也更火热。

林故意显得十分轻松，大声嚷嚷：

“你这房里好小呀！也没个地方可以坐的。”

她分明来过，当然是趁老谭不在的时候，那时穿的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背上的拉链一扯，便可撩开亲到她的奶，不像这会儿改穿一身军装，松松一系的大长辫子也剪成了两把刷子，用橡皮筋扎著，部队女兵标准的发式—也是现今红卫兵的款式。

“你弄点茶呀，渴死啦！”

林还故意敞开房门，站在门槛上掏个小手帕直插，显然要让院里在窗後张望的邻居明白，他们来查抄的并非是他，把这番查抄也弄成像串门一样热闹。

他赶紧给大家泡茶。那几位都说不用，不用，可已经败坏了这场清查具有的森严的气氛。再说，平时大家都认识，没带红袖章之前看不出家庭出身的界线，彼此彼此，似乎是平等的。红卫兵的头儿大年，一个胖墩墩的嘎小子，平时午间休息同他一起打乒丘、球，他们混得还熟。大年的父亲是部队师政委，戴的是他老子的旧军帽，洗得浅黄发白，扎的也是现役军人都不用的旧皮带，更显出血统的革命接班人气派。

红卫兵刚成立的时候，他和一些非

“红五类”出身的青年也应邀列席会议。这大年崭露头角，骑坐在长桌的一端，对没资格入红卫兵的青年们说：

“今天来列席我们红卫兵会议的都算是咱们革命队伍的同路人！”还指名道姓冲他说，

“你当然也是！”以示不外。可他读过一联共党史一，知道

“同路人”到头来意味甚麽。这突然袭击要不是林通风报信，查到他这些稿子的话，他可不就毁在这小子手里了。

大年一时还没拉下脸；只是说：

“我们来查抄谭信仁的反动罪证，同你没关系，哪些是你的东西？都分分开。”

他也做出笑脸，诅：

“东西都分开了，还有甚么要帮忙？”

他们也就都说：

“没你的事，没你的事，哪是他的书桌？，”

“那张，抽屉都没上锁。”

他指点给他们，站到一边，这话算是他对同屋老谭能做的唯一的辩护，同时也就划开了界线。他事後才知道，就在他下楼骑车往这里猛赶的时候，机关大楼的前厅里贴出了红卫丘一的通令：

“揪出历史反革命分子谭信仁！”老谭就此隔离在机关大楼里，失去人身自由。

他们翻出了谭的笔记本、译稿、信件、照片和英文书籍。谭业馀翻译点英文小说，也都是亚非作家颇为革命的作品。可有本英文小说封面是个半裸的洋女人，这书便也搁到一边。抽屉垫底的旧报纸下；还翻出个白信封，打开竟然有几只避孕套。

“这老东西还干这档子事！”

大年拎出一只，晃了晃，大家都笑了。

不是当事人乐得轻松，人人都显示出清白无辜，他和林也都笑了，但避免目光相遇。

後来在批斗老谭的群众会上，追查有

“不正当两性关系”的这女人，怀疑是特务网路，谭不得不交代出这个寡妇，当即便通知这女人工作单位的红卫兵，也抄家了。谭的抽屉里”些感伤的旧体诗词，也许是写给那女人的，都成了

“怀念失去的天堂，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

红卫兵们见屋内砖地上有两块松动的砖，撬了起来。

“要不要找邻居借把铁锹？”

他故意问大年，免得也处於受查抄的难堪境地，同时也想恶作剧一下，不如挖地三尺作考古发掘，恐惧来自事情发生之後。他去隔壁退休的老工人屋里借来把铁镐—他们还真挖起来，弄得满屋泥土和碎砖没处下脚，镐便扔下了，没人再动手。

他後来才知道，机关的保卫处得到街道居民委员会的报告，说这屋里有无线电发报机声响，报告的想必就是隔壁邻居那位姓黄的老工人。他和谭上班去了，这退休在家的老头听见上锁的房门里志关了的收音机里的杂音，想当然以为在秘密发电报，要能抓出个敌人，便足以证明对领袖和党一片忠心。查抄之後，他在院子里同这老家伙照面，那老脸上的皱纹依然堆满笑容。灾难就这样从他身边擦过。红卫兵们走了，他望著一屋子挖开的砖块和泥土，、心想到等灾难也这样落到自己头上就晚了，这才下决心，把那些稿子和日记付之一炬；终於埋葬了他的诗情，童年的记忆，青少年的自恋、幻想和当作家的梦。

10

熄了灯，暗中同一个女人躺在一张床上肌肤相挨，讲甚麽文革，没有比这更无聊的了，也只有这样学中文又有德国头脑的犹太妞才有这兴趣。

“还说不去吗”你问。

“听著呢，”她说。

你说有位中年女编辑，同你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政工干部来叫她，说保卫处有她的电话。几分钟後她回到办公室，收拾好桌上的校样，望著一屋子的人面无表情，说她丈夫在家放煤气自杀了，她回去处理一下。同办公室的业务科长已经隔离了，处长老刘也被打成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她只好向大家请一。第二天一早，她已经在办公室写好了大字报，同

“自绝於人民，由自绝於党”的她丈夫划清界线。

“别说了，听了特别忧伤，”她在你耳边说。

你说你也没一点欲望。

“这究竟为甚麽？”她又问。

“要寻找敌人，要没敌人这政权还怎么专政？”

“这就是纳粹！”她愤愤然，

“你应该把这儿一都写出来！”

你说你不是历史学家，没被这历史吃掉就够侥幸的了，不必再买奉给历史。

“那就写你亲身的经历，你个人的经验。应该把这些写出来，会很有价值！”

“史料的价值？等有一天成千上万吨的档案都能公布，这不过是一叠废纸。”

“可索尔任尼津——”

你打断她说你不是斗士，不充当旗手。

“可总有一天会改变的！你不相信？”她需要信念。

你说你不是预言家，不活的虚妄中，不期待夹道欢迎，有生之年你再也不会回去，也不必再浪费你剩下的这点性命。

她轻声说对不起，勾起你这些回忆，了解你的痛苦也就了解你，这你还不懂？

你说你从地狱里出来，不想再回地狱里去。

“可你需要说出来，这样你也许就轻松了，”她声音变得很柔，想宽慰你。

你问她玩过麻雀吗？或是见过小孩子玩麻雀吗？用根绳子栓住脚，一端牵在手里，翅膀一个劲直扑打，飞不了的那麻雀，拨弄来拨弄去，临了便闭上眼，一动不动吊死在绳子上。你说你小时候捉过螳螂，那碧绿的身子细长的腿，两把举起像大刀样的钳子，挺神气，到小孩子手上，拴根细线，两折腾三折腾，几下便支解了。你问她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验？

“可人不是麻雀！”她抗议道。

“当然也不是螳螂，”你说，

“也不是英雄，抗拒不了权力和暴力，只有逃命。”

房里充满黑暗，浓厚得似乎在流动。

“贴住我。”她声音浓厚绵软，折腾了你，又给你点安慰。你侧著她的睡裙，抱住她肉乎乎的身子，但确实激不起欲望。她便抚摸你，手掌轻柔，感受她的温存。

“那麽，说说女人，一她柔声在你耳边撩拨，像个体贴的情人。就讲讲地。

“谁？”

“你那女人，她是不是叫林？”

你说那并不是你的女人，是别人的妻子。

“总之是你的情人，你有过许多女人？”

“要知道，那时候在中国，也不可能有。”

你又说，那是你第一个女人，说来她都不会相信。

“你爱她吗？”她问。

你说是她先挑逗你，你并不想搅进这种没希望的爱情中去。

“你还想她？”她问。

“马格丽特，问这干甚麽？”

“我想知道女人在你、心中的地位。”

你说她当然挺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