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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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我们各人心里都有自己的感触，旧社会里孤儿的悲惨情况，都跑到眼前来了。党和政

府对他们这样关心，办事处和街道上的人们这样帮忙，我们还能不拿出一份力量吗？于是我

们几个人裁的裁，缝的缝，忙了一夜。

“自从替那几个孩子做了棉衣以后，我心里总是放不下他们。春节前几天，我就跑到他

们家里去看了一看，又包了十四件该拆该补的衣服回来，我心里想，春节里要让孩子们穿得

光鲜整洁，可是春节前站里的活也特别忙，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来，一时做得了吗？

等我回到站，告诉大家这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有，就都忙起来，一个人

洗，五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街道干部

街道办事处干部田迈琴，是一位高个子，长方脸，双目有光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他告诉

我，“崇文区一直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方。解放前，这里住的是拉车的、修鞋的、拣破烂的

贫苦人民，生活都是朝不保夕的，五个孤儿的父亲周永寿就是其中之一。他白天拣破烂，夜

里就摆摊卖破烂，生活苦得很。解放后，他加入了废品公司，有了固定的工资，生活安定下

来了。五九年他又被调到一家煤厂当了送煤工，孩子的母亲参加了街道上办的纸匣厂，日子

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

周同山底下的四个弟妹，都是解放后生的。这对勤劳的夫妇刚刚尝到快乐家庭的甜味，

不幸在六一年孩子的母亲因患胆囊炎，六二年周永寿自己也因高血压病，先后去世了。突然

成了孤儿的五个孩子，就像天塌下来似的，悲痛而惊惶！他们无主地哭着喊着，感到世界上

最悲惨的境遇落到他们的头上来了。

“这时，街坊们都围上来了，劝慰这个，抚抱那个。周永寿做工的那个煤厂的韩厂长来

了，送来了人民币五百元的安葬费和抚助费，他一面料理着葬事，一面委托办事处的同志经

常照顾这几个孩子。

“在办事处的会议上，我们决定除了不收房租水电费之外，还由国家给孩子们免费上

学，医药费、文具也由国家供给；此外每月还给他们生活费。我还同他们同院的田淑英和其

他的街坊们商议，怎样帮助孩子们安排生活。

“十五岁的周同山那时还在中学上学，他突然负起一家的生活担子，感到手忙脚乱。他

认为照顾弟妹的担子重，不如退学去工作。我就劝他：你已经读到初中二年，丢下多么可

惜。你的父母当初想读书还念不成呢！今天，你的条件这样好，不好好念下去，将来后悔起

来也就晚了。这样，他才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初中毕业后，他考上了变电站当工人，分配到

一个东郊的工厂，后来大家认为东郊离他家太远，往返不便，就设法把他调到城里的另一个

工厂，还派给他一位劳动模范师傅。他现在每天可以回家，同弟妹们在一起，工作也很起

劲。最小的弟弟同义，也送进附近的东厅幼儿园，周末才回来。可是也有接不回来的时候，

因为幼儿园里的别的孩子的父母，来接自己孩子的时候，常常把小同义也接走了。

上星期就有一位工厂里的医务人员王桂兰，把同义和她的孩子一块儿接回家。她给同义

洗澡、理发、洗衣服，包饺子给他吃，到时候又把他们一起送回幼儿园去。”田大婶

和这五个孩子住同院的田淑英大婶，与孩子们的父母周永寿夫妇有过二十多年的交情，

她对我讲述周永寿一家解放前后的变化：

“周永寿是个苦孩子，从十几岁就拣破烂，那时是上顿顾不了下顿。周同山上面一个姐

姐，下面一个妹妹，都是因为出疹子，吃不起药，转成肺炎死的。我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

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

这院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

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在那里。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

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

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她谈到周同山开始不会安排生活，把钱花在乱买东

西上，她对同山说：“你是大哥，特别要学好，你想想你父母受过的苦，再想想今天的甜，

活在这社会里多么幸福，没了父母也不算孤儿。现在你做什么事、花什么钱，都得先好好想

一想。”她说：“那个小同来，又聪明，又淘气，常和街上的小朋友们吵架，学习也不专

心，我也是看了就说，也有把他们说哭了的时候。可是过了一会他们又来了，说，‘大婶，

您别生气，您的话句句对，我们一定听。’要说这几个孩子，倒是真不错，肯学，小同庆已

经学会发面做饭，小同来慢慢地也会帮哥哥姐姐的忙了，同山也会自己补衣服缝袜子了。”

到处有亲人

我们来到了五个孩子的住家，一间座北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床上

被褥整洁，墙上挂了相片和年画，桌上堆着书。

平常很活泼淘气的小同来，这时反而腼腆了。热情的小同贺，却一直紧紧地拉着我们的

手，让我们看了许多他们收到的赠品，还坚决地要留我们吃饭。当她知道留不住我们的时

候，还恋恋不舍地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我们送到门口，笑着喊着地招手，请我们常来！

我第一次看见周同山，是在他工厂的会客室里。这个笑嘻嘻的小青年，对我情不自禁地

感谢坐在我们旁边的工厂党委杨同志，说他是怎样地关怀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的一切。他又讲

到和他一起学习的团小组的同志，怎样地常到他家来帮助他做些家务事。他尤其喜欢比他才

大十岁的孙全德师傅，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的关系特好！”

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张少华，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

的。因为小同庆要照顾生病的父亲，张老师就特别安排她在第四节课时，可以回家照料父亲

吃饭。老师还安排一个很好的学习小组，到她家里帮助她学习，买菜，做饭。

小同来的老师崔承京同志，他是一位特别细心的教育工作者。他在教一课语文《一个孤

儿的回忆》的时候，事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地不同。在党和

政府的关怀下，孤儿和有父母的儿童们会同样地欣欣成长，他又教育同来的同学们，要加倍

地帮助爱护同来。有一次班上开联欢会，一个小同学把分到的一个苹果留着不吃，悄悄地塞

到同来的怀里。同来是个爱动的孩子，上课时常常注意力不集中，作业也比较马虎，在这一

点上，崔老师对他要求得特别严格，也告诫他不要糟踏书籍和本子，说国家的一分钱，都是

人民劳动得来的，不能随便浪费。

二十岁的青年教师李和平同志，是小同贺的老师，她怕小同贺回家去做不好功课，就每

天放学后把同贺留在校里自习，晚上送她回家。天气冷了她不忘记给小同贺买口罩，买润面

油。看门的老校工，每天从进门的孩子当中，留心着看小同贺是否来到了，他一天没有看到

她，就像心里添了一块病。

小同义的笑脸上，还比哥哥姐姐多一对酒窝。当东厅幼儿园的老师，轻轻地掀起被头，

把正在休息的同义的小脸露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他睁起一双大大的眼睛，向着我们笑。

幼儿园的老师们把照管小同义的负担，从兄姐的肩上接了过来，这是一个培养社会主义

接班人的负担啊！他们成长起来了

这些感受，我都写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在杂志上发表的《咱们的五个孩子》这篇报道里

了，在这几年中我又访问了他们好几次，他们也都来看过我。

一九六四年五月，他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汇报他们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过不多久，

毛主席就让中央办公厅回信，勉励他们珍惜幸福的童年，努力学习，好好锻炼身体，准备将

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一年的八月十七日晚，周总理委托他的妻子邓颖超同志派车把他

们兄妹五人接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央首长一起参加欢迎外国朋友及外国儿童的宴会。宴会快

结束时，邓颖超同志又一次来到他们面前，郑重地告诉他们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总理

问你们好，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全国人民的期望，好好学习、努力工作。”

这五个孤儿就是在这样的关怀下成长。现在大哥同山是北京市供电局的党委副书记，姐

姐同庆是北京市起重机器厂的技术员，妹妹同贺是北京市科技局的法文翻译，小弟同义去年

高中毕业，到北京郊区通县插队，老三同来现在解放军中担任排长工作。

祖国在前进，社会主义在前进，“咱们的五个孩子”也在成长。

颂“一团火”

张秉贵同志和我斜签着对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背后的电风扇，发出有节奏的细响，扇

起了满屋的凉风。我拿起一支笔和一个小本子，抬头看着坐在我对面的张秉贵同志，他也正

以那样亲切等待的目光在望着我，仿佛我问一句，他就能答上几十句似的！他是要以他心中

的一团火，通过我，传递给各条战线上的全国各族人民，使得大家都举起“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火炬，浩浩荡荡地以最高速度，在向着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广阔道路上迅跑。

我想写张秉贵同志的先进事迹，不是从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期间开始的，那已是

去年年底的事了。那时《人民文学》编辑部里的年轻人，就让我写点报告文学，并指定我写

张秉贵同志。我看了张秉贵同志自己写的《为革命站柜台》和当时《北京日报》上的几篇记

者和评论员的文章，都觉得极其感人。在五届人大开会期间，我在主席团席次单上找到了张

秉贵同志的座位，休息的时间，我就去约他和我谈谈。当然，那时间很短，而且我也不便拿

出本子来，做采访的工作。他和我谈的话，都跟他自己写的和记者写的差不了多少，可是我

记住了一句，就是他说他解放前曾在北京东城大华电影院旁边的德昌厚食品店当过售货员。

那时我正在日本，而我的儿子和大女儿却住在我的大弟媳家里，就是新开路。德昌厚食品店

就在新开路胡同西口的大街上。这时我猛然忆起，在今年初春的一个星期日，我的儿女们在

餐桌上热烈地谈着中共北京市委财贸部发出的认真学习张秉贵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一面笑

着对我说：“您知道这位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张秉贵同志，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对您讲的那

位张师傅呵！那时我们去买的只是五分钱的糖果，三分钱的冰棍，可是张师傅对我们可亲

啦……我们就是要向他学习这‘一团火’精神……”他们还说他们每次到百货大楼去，都看

见糖果部柜台旁边，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因此他们也不大敢过去招呼，也没有给他写过

信，怕耽误了他的宝贵的时间。

这一次，我就托我们《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年轻人，去要了一些青年人给张秉贵同志写

的信来看。我一口气看完了几十封，越看越感动，越看越似乎我心中也有一团越烧越旺的

火！我感到使我们心中的火越烧越旺的这一团火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推倒了压在人

们心上的旧社会的万丈冰山，人们心中的这一团热爱新社会的烈火是燃烧不起来的。这道

理，没有比我们这些从旧社会死生流转过来的人，更透彻其中的了！

张师傅在财贸大会的发言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这一段：

“在旧社会，我十岁当童工，十七岁到商店学徒，那时候给资本家站柜台，是为了混碗

饭吃。政治上没地位，经济上受剥削，人格上还要受污辱，整天低声下气，提心吊胆。那些

官僚老爷、太太小姐、兵痞流氓来买东西，稍不称心，我们就得挨骂。得罪了这些人，资本

家就得叫我们‘卷铺盖’，整天像是踩着‘地雷’干活……”

这时，我拿起笔来，向张秉贵同志笑着说：“我知道您是个忙人，我今天问您两个问

题。第一是：请您把您解放前的生活仔细地说一说，让我好有点感性认识。”

张秉贵同志也笑了一笑，用充满了回忆的目光看看我，说：“我是北京人，父亲也是一

个售货员，在金山汽水公司工作。我们有六个弟兄姐妹，我是老四。一家八口人，只靠我父

亲每月六块钱的工资过活。我母亲难过地说，‘你们孩子们也自谋生活吧。’我的大哥就到

十五间房一个卖烟卷煤油的杂货店里去当了学徒。那时我们住在永定门外的东铁匠营，我从

七岁就出去拣柴、挖野菜，那些野菜都是人家喂鸟的，说出名字来您也不会写！我们每天就

是吃那些野菜。我们还靠一位‘老朋友’，就是一位邻居老太太，卖白薯的，她每天把卖剩

下的白薯和白薯须子给我们吃。我八岁就去‘打执事’，那就是遇有什么红白喜事，出殡

的、娶亲的，我就带上红缨帽，穿上大褂子，去给背小鼓什么的。旧社会，这是实在没办法

的人才干的‘贱职’啊，可是我还唯恐人家嫌我小，不要我。天没亮就出去，太阳落山才回

来，每天只挣两个‘铜子儿’。这时候我母亲就给我带一块贴饼子在身边。我也不肯多拿，

家里还不够吃呢！有一次我把这块贵重的贴饼子，紧紧地掖在大褂的宽带里，没想到在路上

丢了！晚上回来，母亲问我‘一块贴饼子够不够？’当我低着头告诉她我把饼丢了的时候，

她就哭了。她不但心疼这块饼，她也心疼我呵！十岁那年，我和三哥到天津的一所地毯作坊

去当学徒。父亲本在天津给一个资本家看门，这时失业了。我投奔在天津的舅舅，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