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3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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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万众一心，励精图治的大好形势，是极不相宜的。

我不妨把我自己少年时代关于看书和室外活动的经验和教训，说给小朋友们听听。

我从小是在山边海隅长大的，在山路上骑马或在浅海上划船，都给我以最大的快乐。就

感到和大自然接触，在清新的空气中、灿烂的阳光下，总使人心胸开朗，精神振奋，学习起

来头脑也加倍清醒，学得快也记得牢。但在风晨雨夕，我出不去的时候，就关起门来找书

看。那时候社会上并没有多少儿童读物，我在大人书架上所能找到的小说，就是《三国演

义》、《水浒传》以及英国作家迭更斯写林琴南翻译的《块肉余生述》，等等。我一口气看

了下去，坐久了，眼力用多了，就觉得精神恍惚、天地异色！特别是看到书中人物受折磨、

受苦难的时候，如《水浒》中“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块肉余生述》中，孤儿大卫受到后

父凌虐的一段等等，我就伤感抑郁，不能自已。这时候，我就赶紧放下书本，跑到户外去，

让天上的雨丝风片，来洗掉吹散我的愁绪，来恢复我的精神。

小朋友比我小时幸福多了，你们现在不但有许许多多的儿童读物，可供你们翻阅，而且

也不像我小时没有过学校生活以前，只能单独地在户外活动。你们在学校里的体育课是集体

活动，可以训练整齐严肃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在班际、校际比赛中还可以培养出团结合作，

勤学苦练的良好作风。这巨大的效果，在二十年后，你们做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主力军时，

就会充分地显示出来。那时你们就会满意地说：亏得我们小时候，积极参加了健康有益的活

动，使得我们胜利地对抗了资产阶级的东西，锻炼了意志，坚持了学习，才有这么多的精

力，来为人民作出应有贡献！

话就讲到这里吧，祝小朋友们在新学年开始的时候身体健康，学习进步！

你们的朋友冰心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上海——南下北上的中心

我这一生中，没有在上海呆过多久，但是上海给我的印象却是深刻的，因为它的一切都

和我心幕上的亲爱的人的面庞，联系在一起！

在我两三岁的时候（那是清朝光绪年间）曾跟着我的祖父和父母亲住过上海的昌寿里。

这昌寿里我不知道是在上海的什么地区，但那两楼两底的上海式弄堂房子，很小的天井，很

高的大门，我却记得十分清楚。

解放以前，上海是租界区，是冒险家的乐园，街市旅馆，喧闹不堪。我记得一九三六年

我再次赴美，从上海上船，这时我住在新亚饭店，因为这间饭店，曾划出一层楼来，专给不

打牌，不摆酒的客人居住，这在当时的上海，是难能可贵的！我给这饭店题签名本时，曾写

着说，“因为有了新亚饭店，使我不怕再经过上海”。

也就是这时候，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在他家里做了极好的福建菜，给我饯行，就在这

次的席上，我会见了我所尊重而未见过的茅盾先生，胡愈之先生等。

话说回来吧，一九二七年，我父亲在上海海道测量局工作，测量局在华界，我们的家就

住在徐家汇，和父亲工作的地方，只一河之隔。那时我在北京燕京大学任教，只在年假暑

假，才回到上海去。这时期，也因为我不喜欢上海的殖民地气氛，除了到南京路的百货公司

买些东西之外，从不外出，只记得在一九二八年，在徐家汇家里，会见了我的小弟弟的朋

友，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这是我和他们结交的开始。

一九三○年的一月，我的母亲在上海逝世了。我们议定不把她的遗骨运回福州，而把她

葬在上海的虹桥公墓（抗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北平逝世，解放后他的遗骨也和母亲安葬在一

起），因为：“上海是中途，无论我们南下北上，或是到外国去，都是必经之路，可以随时

参拜。”现在听说虹桥公墓已经迁徙，父母亲的遗骨也不知道迁到哪里，但是我的心却仍旧

是依偎在那一片土地上的。

解放后，上海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里，正如一位印度作家朋友惊叹地对我说的：“在上

海，已看不到一点帝国主义的痕迹！”它是整齐，宁静，表现出中国人民的自信与庄严！我

在一九五六—五七年之间，回到福州故乡的时候，和六十年代的初期，陪日本女作家松岗洋

子和三宅艳子两次南下参观的时候，都住过上海的上海大厦（前百老汇大厦），和平饭店

（前华懋饭店），和锦江饭店等，这些饭店现在都是很安静而又整洁。我陪日本朋友参观了

上海的少年宫，参拜了鲁迅墓……这其间，我的朋友靳以和巴金还陪我去逛了豫园，参观了

园内的点春堂，那本是小刀会的驻扎地。我们在九曲桥上徐步，他们给我介绍了上海解放前

后的许多奇险而壮丽的人民革命的场面和事迹。他们还请我到城隍庙吃酒酿圆子和面筋百

叶，据说这些都是上海著名的小吃——这些都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

此外，我还短期地经过上海，看见了许多我所爱敬的亲朋，这蜻蜓点水般的波纹，常常

在我的脑海中荡漾。上海，的确是一个值得我回忆的地方。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五日我的热切

的希望

我没有能够自己参加这个“儿童文学创作座谈”的盛会，但是我翘望南天，能够想象有

五十多位儿童文学作家济济一堂，热烈地讨论如何为新时代儿童写作的盛况。我从心底为祖

国二十一世纪的主人翁们——我国两亿多的儿童们欢呼，高兴！

我十分同意上海师大附小倪谷音老师的建议。倪老师要求作家同志们多写一些描写有新

时期特点的少年儿童形象的作品，为我们小读者提供学习的榜样。她说，我们现在找来找去

只找到铁木儿、张嘎、海娃、刘文学……虽然这些是少年儿童可以学习的榜样，但毕竟是以

前时代的，我们常常为找不到合适的“教育工具”而苦恼，请多写这个时代的少年儿童吧。

作为小读者的家长，我愿在倪老师的建议书上签上我的名字！

现在写这个时代少年儿童的短篇小说，还是不少的，例如我最近看到的，在这次中国福

利会儿童时代社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短篇小说征文中，就有几篇时代气息很浓，孩子大人看了

都会感动的作品，如杭州市张微同志写的《他保护了什么》，北京夏有志同志写的《买山里

红的孩子》，和北京罗辰北同志写的《一张电影票》等等。我觉得以有新时代特点的儿童形

象，作为题材，不但可以写短篇，也可以写中长篇，因为儿童文学的中长篇，总要比写给大

人看的短小简练一些。

孩子们真的太需要中长篇小说了，我发现小学三年级以上的孩子，在认识了一两千个汉

字以后，就开始在大人的书架上，寻找长篇小说看了。他们的求知欲是那样地旺盛，一旦掌

握了文字这个工具，他们就感到短篇的东西，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我们自己十一二

岁，甚至比这年纪还小的时候，不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吗？

我们的确更加欣赏和我们的生活更吻合的作品，从我们熟悉亲切的生活中来的正反面人

物，我们对他们的爱憎就更强烈一些，对人物周围的环境也更了解一些。但在我自己的儿童

时代，的确没有这样的作品，我所寻找到的短篇的只有《聊斋志异》，长篇的只有《西游

记》。

但是在一九五三年，一位初中一年级的小朋友，曾给我以启发，他对我说他最爱看《西

游记》。我问他是否每一段故事，包括章回首尾的诗词，和中间的比较艰深繁缛的战斗描

写，他都看得懂？他笑着说，“遇到这些地方，我就跳过去不看了。我看的只是他们师徒四

人一路走去，每天都会遇见不同的惊险或有趣的事情，这就总引着我继续看下去……而且孙

行者和猪八戒这两个‘人’写得多活，简直就像我们有些同学那样！”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我写了《陶奇的暑期日记》，以陶奇为线索，写了她的周围在这一

暑期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写实际生活，还有作者的世界观来引导，有了正确的歌颂和批判的

标准，这作品才能收到像倪老师所说的“为小读者提供学习的榜样”的效果。

在这里，我不谈什么“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和“必须热爱孩子”等等儿童文学作家

尽人皆知的起码的常识，但从现在的儿童中长篇小说中，以学校生活为题材的仍是少数这个

事实看来，没有“深”入生活，和不探求儿童的兴趣所在的作者，还是有的，抄袭模仿的东

西，孩子们是不爱看的。

七十年代的书中人物，讲着四十年代和“文化大革命”时代的话，干着四十年代和“文

化大革命”时代的事，孩子们的批语是：“假的，没劲！”

学校是新时代儿童聚集的地方，他们的生活特征像万花筒一样，千般万种，色彩鲜明，

他们的家庭环境不同，个性特点不同，在目前这一段时期里，他们身上有的还带着林彪、

“四人帮”时期的余毒，又有了大大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迫促，各人的家庭、学校、社会的

环境，都给他们以种种不同的反应和感受。这里面，可写的东西就多了，生活在招手，作家

们怎么样呢？

我对于我们的中青年作家抱着满腔热情的希望，他们是最多产的一代（中年的如刘宾雁

同志这一代，青年的如刘心武同志这一代——虽然拿五四时代在二十岁左右就大胆提起笔来

的人看来，他们就是老年和中年人了），过去二十年，十年的压抑、混乱的生活环境，把他

们锻炼得更成熟更智慧了。

他们痛切地回顾过去，就不能不热烈地瞻望未来，他们一定能为现代新儿童写出我们所

看不到和想不到的、有深度和广度的有益于现代祖国儿童健康成长的中长篇作品来！

那么，我这个老人，是否就撒手不管了呢？也不是，我们也有自己可以写给儿童看的东

西。儿童的食物有多种多样，他们吃着富有营养的三餐，他们也爱吃些点心和零食，有时还

需要吃点“药”！不论是点心，是零食，还是药，我愿贡献上我微薄的一切。追念罗莘田先

生

北京语言学会议决定出罗常培先生诞生八十周年纪念文集，并约他的生前友好，写纪念

文章。在被约之列的我，既感到光荣，也感到无限的哀戚。

罗常培莘田先生逝世也将二十一周年了。这二十年之中，中国人民经受了一场史无前例

的考验，在一阵动荡漂摇之后，像莘田先生和我这样的“世纪同龄人”，已所余无几了。而

在我“晚晴”的年月，我所能得到的慰藉，使我对于祖国有着最大的希望的话，还是从和我

一般大年龄的人那里听到的。因此，我想到，假如莘田先生今天还健在，这棵雪后挺立的青

松，将对我说出什么样的安慰和鼓励的话呢？

莘田先生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逝世的，那正是多事之秋。这个时期的事情，比如

说：在他病中我们去探望了没有？他的追悼会我们参加了没有？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

了，但是四十余年前我们同在的情景，在我的心幕上却是十分清楚的。

我的老伴吴文藻，他先认识了莘田先生。我记得三十年代初期，有一次他从青岛开会回

来，告诉我说：“我在青岛认识了一位北大语言学教授罗莘田，我们在海边谈了半天的

话……”我知道他们一定谈了些社会科学上的问题，因为文藻这个人若不是谈到专业，而且

谈得很投机的话，他和人的谈话，是不会谈到“半天”的！

我自己和莘田先生熟悉起来，还是抗战军兴，北京各大学南迁以后。一九三八年，文藻

在云大任教，莘田先生在西南联大任教，我们家住在云南昆明的螺峰街以后又搬到维新街，

那时有几位昆明没有家的联大教授，常到我们家里来作客，尤其是自称为“三剑客”的郑天

挺（毅生）先生、杨振声（今甫）先生和罗莘田先生。罗先生是北京人，对于我们家的北方

饭食，比如饺子、烙饼、炸酱面等，很感兴趣。我总觉得他不是在吃饭，而是在回忆回味他

的故乡的一切！

第二年，我们家搬到昆明附近的呈贡去的时候，他更是我们的周末常客。呈贡是一座依

山上下的小城，只有西、南、东三个城门，从我们住的那个北边城墙内的山顶房子里，可以

一直走上西门的城楼。在每个星期六的黄昏，估摸着从昆明开来的火车已经到达，再加上从

火车站骑马进城的时间，孩子们和我就都走到城楼上去等候文藻和他带来的客人。只要听到

山路上的得得马蹄声，孩子们就齐声地喊：“来将通名！”

一听到“吾乃北平罗常培是也”，孩子就都拍手欢呼起来。

莘田先生和我们家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能说到一起，玩到一起。我们家孩子们的保姆—

—富奶奶，也是满族——那时还兼做厨娘，每逢她在厨下手忙脚乱、孩子们还缠她不放的时

候，莘田先生就拉起孩子的手说：“来，来，罗奶奶带你们到山上玩去！”直到现在，已经

成为大人的我们的孩子们，一提起罗伯伯，还亲昵地称他做罗奶奶。

莘田先生的学术造诣，在学术界早有定评，我是不能多置一词了。而他对于他的学生们

在治学和生活上的那种无微不至的诱掖和关怀，是我所亲眼看到又是文藻所最为敬佩和赞赏

的。当我们住在昆明城里的时候，我们也常到“三剑客”住所的柿花巷去走走。在那里，书

桌上总摆有笔墨，他们就教给我写字。这时常有“罗门弟子”如当时的助教吴晓玲先生、研

究生马学良先生等（现在他们也都是我们的好友）来找莘田先生谈话，在他们的认真严肃而

又亲热体贴的言谈之中，我看出了他们师生间最可贵的志同道合的情谊。吴晓玲先生曾对我

讲过：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