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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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治，对于它失伴时的同情，而我们中国的学生写得更多的是狗和主人之间的情感和它为

主人们做了什么。比如猎猎拿脑袋去顶因为要抱它而站不起来的弟弟；给爷爷的客人叼烟袋

和火柴；每天晚上送妈妈去上课；咬着小主人的裤角，拖着他去救一个在荒地上躺着的病

妇；可惜的是它被一个卖狗肉的秃老头看上了，而终于不见了。阿黄是只会保护母鸡，使得

黄鼠狼不敢来偷鸡，使得母亲能“每隔三日五日的”能以卖些鸡蛋给家里“换回油盐之类的

小东西”，或给作者“买几支铅笔或几个本子”。阿黄的死，是因为县上有一个干部到他们

村里蹲点，派饭到了作者的家，他母亲“东家借一瓢面，西家讨一勺儿油，还宰了一只大公

鸡”，不料已拔光了毛的鸡，却被一只狗叼走了，他母亲却误信人言，以为是阿黄偷的，把

它打得“奄奄一息”。但“阿黄不叫也不跑，老老实实地伏在地上”，当天夜里“鸡窝里传

来了鸡的惨叫”，“十五只大母鸡被黄鼠狼咬死了”。第四天阿黄蹲在门口，又摇尾，又伸

舌，母亲含泪端出一只煮好的鸡，给阿黄吃，阿黄却不张嘴，“把头歪向了一边”，“母亲

泣不成声”，“阿黄终于吃一口，仅仅一口”“这天夜里，阿黄死了”。抄到这里我落下了

眼泪，我一直喜爱忠实而友好的小动物！我不明白，为了一个县里下来蹲点的干部，为什么

必需：借面，讨油，杀鸡备饭？蹲点干部为什么不能和人民同吃粗茶淡饭？阿黄死得太冤枉

了！

方洁的《我和书》是篇很好的作品，最后她总结了“自己的知识还很贫乏……所以我还

要努力地去读书，读书，再读书”！但我注意的不是这些，而是在她出生不久，父母让她

“抓周”，她没有去抓点心或玩具，却抓了“一套精美的《看图识字》”，这“抓周”是中

国独有风俗，在孩子出生周岁的时候，在他面前放上一盘刀、尺、笔、书之类，来“预测一

下”孩子的将来。这虽是一种迷信，却也是一种笑话。古人传记里和小说上往往有这种记

载，《红楼梦》里的贾宝玉不是就抓些脂粉来玩吗？

霍德馨的《秋日的芦苇荡》和傅辉《城里有这一条小巷》都是回忆童年和故乡之作，芦

苇荡的作者想到的乡村，村外的河，河里的水鸟，和捉鸟的全叔，和怎样吃水鸟的蛋。傅辉

讲的是回忆童年居住过的一条小巷里的赵家奶奶、黄爷爷、王叔叔、李家姐姐、宋家哥哥、

张家阿姨、小朋友小翔。这叙述里，人物多于风景。十几年后他再回来，一切都变了，老的

死了，青年有的就业了，有的成名了，有的结婚了，有的脾气和爱好也变了，“人情味浓得

化不开的小巷”，如今也有了电视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马路被拓宽了”，“大

厦如林”，“城市换下了砖红色的外衣……”但是作者并没有慨叹，他是跟着时代走的。

“小巷，我爱你，但我更希望你成为历史，更希望在你的原地上立起一座摩天大厦”。我想

这是八十年代的青年共同愿望吧。

杨波的《那年我九岁》这恐怕是美国中学生所不能理解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一个九岁的

孩子，要强，好学，应该得到三好学生的奖状，虽然期末“以一致通过的票数，被选为三好

学生”，终于因为他外祖父的政治问题，只得了一张和别人不同的、用墨笔写的而不是印的

奖状，是老师们特为这个要强的孩子创造的！他说：“要不是后来粉碎了‘四人帮’，除去

了唯成份论的观点，我还进不了重点中学，还没有机会坐在这里参加作文竞赛呢？”对“十

年浩劫”记忆犹新的人，说“那发生在我九岁那年的事，我永远忘不了”的人，绝不止本文

作者一个！

华东的《信》也会是美国中学生所不能理解的。一个女学生得到男同学的一封询问一位

老师名字的信，她竟然先不敢打开，又想应该交给班主任，又想退给那个男同学。是什么缘

故使她这样恐慌呢？旧中国不是讲“男女大防”吗？“男女授受不亲”吗？班主任不是说过

“高中了，男女生都应该自重一些”吗？把信交给了班主任，她不成了“新闻人物”了吗？

她“陷入了沉思”，不写回信了，“轻轻地放下了手中的笔”。这篇写得很传神，但是我觉

得八十年代了，男女同学通信，还有这些顾忌吗？

高玲的《从挂帘子、安窗纱想起的》作者从挂帘子、安窗纱联想到目前的对外开放政

策。从小事想到大道理，一种政策，必然有“利”“弊”两方面，执行者要好好掌握，“使

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迅速地、健康地向前发展”。作者是个当编辑写评论的材料，我认为！

陈志刚的《小谈“文凭热”》这篇文章可供一些单位选拔人材的领导们的参考。“对于

文凭，有的热得发狂……甚至失去理智”“宁愿三年不上班（停薪留职）也要一张护身符—

—大学文凭”。一个学生到了“吃文凭”的地步，的确像作者所说的“荒唐”！作者“无意

全盘否定文凭热”，但要用“能力热”来取代，我认为是有道理的。

肖东的《我是青年》是值得现在的青年们去用心阅读的！

现在的青年的确有这两种，一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要努力冲过小学、初中、高

中、大学……几个考试难关，然后捧起一只铁饭碗，做一个平凡的公务员。一种是趋向另一

个极端，据说有许多被称为“衙内”的，整天在他们的大院里吃吃喝喝，听歌跳舞，反正他

们不愁将来没有吃饭的地方。难得的是像作者所称道“像当年的鲁迅、周恩来寻求‘救国之

道’一样”去创造、去开拓，“那怕我们追求的理想在我们这一代完不成，我们也愿为后代

作铺路石，我们的生命永远年轻，我永远是青年。”这是一篇正面说理的好文章。

黄素美的《有情世界》讲的是家人骨肉间的爱，以及引用“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的俗语，仿佛有一些“置身于庞大复杂的”台湾的“社会”里的一种畏怯的表示。“给别人

爱，别人才会对你产生情”，这话很天真，也有道理。

我没有想到我竟然把这篇序写得这么长。因为在我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的心情，忽

然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我教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时代。我对每一个“学生”，都有一种很深

的情感，我不知不觉地看得很细，也批得很多。这篇序拿起笔来一直写下去，没有起稿，希

望得到编辑的谅解！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５日中国的儿童文学

中国是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这个古国对儿童的教育特别重视，要儿童们全面健康地

发展。古代教育课目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和近代课目中的“德、智、体、美、

劳”的目的是一样的。

现在的新中国有十亿人口，居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中国十亿人口中又有两亿七千万

的儿童，他们心理是否健康，胸襟是否阔大，和世界人类的未来有密切关系的。因此中国对

于儿童文学也特别重视。现在中国全国和各省份的作协中就有将近两千人从事儿童文学创

作。近年来文化艺术发展迅速。十年来共拍摄了儿童电影七十多部，获二十四次国际奖；全

国有儿童剧院二十多处，仅１９８６年中央电视台每周就制作了少儿节目三百三十分钟；全

国儿童刊物有一百九十多种，每月都有二百多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问世。

我自己从来没有写过童话、儿童剧之类的文章，只有时给儿童们写些书信。但是从我写

《寄小读者》起，至今已有六十多年了，我每天几乎都得到一两封儿童的信，他们对我述说

他们的学习和课外活动，欢乐和苦恼……说的最多是他们的理想；他们想做怎样的人，他们

将来的国家是怎样的国家，他们将来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这样的国家和世界是他们立志要

建设的。他们的理想，总起来说，就是“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这八个字：我深深地感到这

都是中国儿童文学作者所培养出来的成功之花。我更因为我国有这么多的以“世界和平，人

类进步”为自己将来努力的目的的两亿七千万的中国儿童而感到无限的自豪！１９８７年６

月１日儿童文学专号”。）记富奶奶——一个高尚的人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我还在燕京大学教课，得了重感冒住在女校疗养所里。院里只有一

位美国女大夫和两位服务员。

大夫叫她们为舒妈和富妈（这大夫和服务员只照看轻病的人，一般较为严重复杂的病，

就送到协和医院去了）。这两位服务员都是满族，说的一口纯正的北京话。舒妈年纪大一

些，也世故一些，又爱说爱笑。富妈比较文静，说话轻声细语地。我总觉得她和舒妈不同，

每逢她在我身边，我的脑中总涌上“大人家举止端详”这一段词句。

有一天她忽然低声问我：“谢先生，您结婚后用人吗？我愿意给您帮忙。”我说：“那

太好了，就是我们家里就两个人，事情不多，而且人家已经给我们介绍一个厨师傅了（那时

在燕大教师家里的大师傅一般除做饭外，还兼管洗衣服、床单……收拾楼下的书房客厅等

等）。楼上我们卧室什么的，也没有什么重活……”她说：“我能给您做针线活。您新房子

里总得有窗帘、床单、桌布什么的，我可以先给您准备。”这方面我倒没想到。那时候燕大

指定给我们盖的小楼——燕南园６０号，已快竣工了。我感冒好后，就和她到我们的新居，

量好了门窗的尺寸，楼下的客厅兼饭厅想用玫瑰色的窗帘，楼上的卧室用豆青色的，客房是

粉红色的（那种房子一般是两重帘子，外面是一层透明的白纱布，里面只是一道横的短帘和

两边长的窄窄的长帘，这里层的帘子是有颜色的）。我就买了这几色的苏州棉绸，交给了

她。那年的六月十五号，我同文藻结婚后，就南下省亲，我们到了上海和江阴的家，暑假之

前赶回上课时，富妈已经把这些窗帘都做好，而且还做了各间屋子里的床单，被单都用的是

白细布又用和窗帘一色的布缘了边，还“补”上一些小花，真是协调雅淡极了！我们把房子

布置好了以后，她每天就只来一个上午，帮我们收拾房间。到了一九三一年，我们的大儿子

吴平出世后，她就来帮我带孩子，住在我家里，做整天的活。那时文藻的母亲也来了，就住

在原来的客房。我每星期还有几堂课，身体也不太好，孩子的照顾，差不多全靠富奶奶了

（她比我大十岁，自从她到我们家工作，我们就都称她奶奶）。说起来她的身世也够凄凉

的，有人说她是满族松公爷的堂妹，家道中落，从九岁起就学做种种针线活，二十岁又嫁黄

志廷做续弦，黄志廷是清华学校校警，年岁比她大许多，她生了六个孩子，都早夭了，最后

一个女儿活下来了，起名叫秀琴，是她的宝贝。她出来工作，自己指“富”为姓。她有心脏

病，每星期必到燕大医院去取一次药水，但她还是把孩子的衣服（除毛衣外）全部揽了去。

她总把孩子打扮得十分雅气，衣领和袖子上总绣上些和毛衣的颜色协调的小花，那时燕大中

美同事的夫人们，都夸说我们孩子穿得比谁都整齐，其实都是富奶奶给他们打扮的。

一九三五年我的女儿吴冰出世了，也是她照应的，吴冰从小不“挑食”，长得很胖，富

奶奶对于女孩子的衣着更加注意，吴冰被推着车子出去，真是谁看谁爱。一九三六年，是文

藻的休假年（燕大的教授们是每七年休假一次），我们先到日本，又到美国代表燕大祝贺哈

佛大学建校三百周年，以后又到英国、意大利、法国等，文藻自己又回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

大学，研究他们的导师制度，我那时正怀上了吴青，就在法国留下，在巴黎闲住了一百天。

那时文藻的母亲虽然也在北京，但两个孩子的一切，仍是全由富奶奶照管。一九三七年我们

从欧洲回来，不到一个星期，北京便沦陷了。因为燕大算是美国教会办的，一时还没有受到

惊扰，我们就仍在燕大教学，一面等待十一月份吴青的出世，一面做去云南大学的准备。因

为富奶奶有心脏病，我怕云南高原的天气对她不宜，准备荐她到一位美国教授家里去工作。

他们家只老夫妇二人，工作很轻松，但富奶奶却说：“您一个人带三个孩子走，就不放心，

我送您到香港再回来吧。”等到了香港，我们才知道要去云南必须从安南的海防坐小火车进

入云南，这条路是难走的！富奶奶又坚持说：“您和先生两个人，绝对弄不了这三个孩子，

我还是跟您上云南吧。”我只得流着眼泪同意了。这一路的辛苦困顿，就不必说。亏得在路

过香港时，我的表兄刘放园一家也在香港避难，他们把一个很能干的大丫头——瑞雯交给了

我，说是：“瑞雯十八九岁了，我们不愿意在香港替她找人家，不如让你们带到内地给她找

吧。”路上有了瑞雯当然方便得多，富奶奶把她当自己的女儿看待，两人处得十分融洽。到

了昆明，瑞雯便担任了厨师的职务，她从我的表嫂那里，学做的一手好福建菜，使我们和我

们的随北大、清华南迁的朋友们，大饱口福。

我们到了昆明，立刻想把富奶奶的丈夫黄志廷和女儿秀琴都接到后方来，免得她一家离

散。那时正好美国驻云南昆明的领事海勇（Ｓｅａｂｏｌｄ）和我们很友好，他们常说云南

工人的口音难懂，我说：“我给你们举荐一个北京人吧。”于是我们就设法请南下的朋友把

黄志廷带到了昆明，在美国领事馆工作。富奶奶的独女秀琴却自己要留在北京读完高中，在

一九四○年我们搬到重庆之后，她才由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