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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集-第4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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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演《琵琶记》，由谢文秋演赵五娘，由谢文秋的挚友、波士顿音乐学院的邱女士（我忘
记了她的中国名字）演宰相的女儿，我只管服装，不参加演出，不料临时邱女士得了猩红
热，只好由我来充数，好在台词不多，勉强凑合完场！
还有一次，记得是在一九二六年春（或一九二五年秋），在中国留学生年会上，就和时
昭酥、徐宗涑演了一出熊佛西写的短剧（那时熊佛西也在美国），这剧名和情节都已忘记得
干干净净。现在剧作者和其他两位演员，都已作古，连问都问不到了！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２
日补记关于男人（之六）八我的三个弟弟
我和我的弟弟们一向以弟兄相称。他们叫我“伊哥”（伊是福州方言“阿”的意思）。
这小名是我的父母亲给我起的，因此我的大弟弟为涵小名就叫细哥（“细”是福州方言
“小”的意思），我的二弟为杰小名就叫细弟，到了三弟为楫出生，他的小名就只好叫“小
小”了！
说来话长！我一生下来，我的姑母就拿我的生辰八字，去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这
一定是个男命，因为孩子命里带着‘文曲星’，是会做文官的。”算命纸上还写着有“富贵
逼人无地处，长安道上马如飞”。这张算命纸本来由我收着，几经离乱，早就找不到了。算
命先生还说我命里“五行”缺“火”，于是我的二伯父就替我取了“婉”的大名，“婉”
是我们家姐妹的排行，“”字上面有两个“火”字，以补我命中之缺。但祖父总叫我“
官”，和我的堂兄们霖官、仪官等一样，当做男孩叫的。而且我从小就是男装，一直到一九
一一年，我从烟台回到福州时，才改了女装。伯叔父母们叫我“四妹”，但“官”和“伊
哥”的称呼，在我祖父和在我们的小家庭中，一直没改。
我的三个弟弟都是在烟台出生的，“官”字都免了，只保留福州方言，如“细哥”、
“细弟”等等。
我的三个弟弟中，大弟为涵是最聪明的一个，十二岁就考上“唐山路矿学校”的预科
（我在《离家的一年》这篇小说中就说的是这件事）。以后学校迁到北京，改称“北京交通
大学”。他在学校里结交了一些爱好音乐的朋友，他自己课余又跟一位意大利音乐家学小提
琴。我记得那时他从东交民巷老师家回来，就在屋里练琴，星期天他就能继续弹奏六七个小
时。他的朋友们来了，我们的西厢房里就弦歌不断。他们不但拉提琴，也弹月琴，引得二弟
和三弟也学会了一些中国乐器，三弟嗓子很好，就带头唱歌（他在育英小学，就被选入学校
的歌咏队），至今我中午休息在枕上听收音机的时候，我还是喜欢听那高亢或雄浑的男歌
音！
涵弟的音乐爱好，并没有干扰他的学习，他尤其喜欢外语。一九二三年秋，我在美国沙
穰疗养院的时候，就常得到他用英文写的长信。病友们都奇怪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用
英文写信？”我笑说：“是他要练习外文并要我改正的缘故。”
其实他的英文在书写上比我流利得多。
一九二六年我回国来，第二年他就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去学“公路”，回国后一
直在交通部门工作。他的爱人杨建华，是我舅父杨子敬先生的女儿。他们的婚姻是我的舅舅
亲口向我母亲提的，说是：“姑做婆，赛活佛。”照现在的说法，近亲结婚，生的孩子一定
痴呆，可是他们生了五个女儿，却是一个赛似一个地聪明伶俐。（涵弟是长子，所以从我们
都离家后，他就一直和我父亲住在一起。）至今我还藏着她们五姐妹环绕着父亲的一张相
片。她们的名字都取的是花名，因为在华妹怀着第一个孩子时，我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一
个老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上面写着“文郎俯看菊陶仙”，因此我的大侄女就叫宗菊。“宗”
字本来是我们大家庭里男孩子的排行，但我父亲说男女应该一样。后来我的一个堂弟得了一
个儿子，就把“陶”字要走了，我的第二个侄女，只好叫宗仙。以后接着又来了宗莲和宗
菱，也都是父亲给起的名字。当华妹又怀了第五胎的时候，她们四个姐妹聚在一起祷告，希
望妈妈不要生个男儿，怕有了弟弟，就不疼她们了。宗梅生后，华妹倒是有点失望，父亲却
特为宗梅办了一桌满月酒席，这是她姐姐们所没有的，表示他特别高兴。因此她们总是高兴
地说：“爷爷特别喜欢女孩子，我们也要特别争气才行！”
一九三七年，我和文藻刚从欧洲回来，“七七”事变就发生了。我们在燕京大学又呆了
一年，就到后方云南去了。我们走的那一天，父亲在母亲遗像前烧了一炷香，保佑我们一路
平安。那时杰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车站送我们，他仍旧是泪汪汪地，一
语不发，和当年我赴美留学时一样，他没有和杰、楫一道到车站送我，只在家里窗内泪汪汪
地看着我走。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对伤离惜别的悲痛的眼睛！
我们离开北京时，倒是把文藻的母亲带到上海，让她和文藻的妹妹一家住在一起。那时
我们对云南生活知道的不多；更不敢也不能拖着父亲和涵弟一家人去到后方，当时也没想到
抗战会抗得那么长，谁知道匆匆一别遂成永诀呢？！
一九四○年，我在云南的呈贡山上，得到涵弟报告父亲逝世的一封信，我打开信还没有
看完，一口血就涌上来了！
不敢说的……谁也想不到他走的那样快……大人说：“伊哥住址是呈贡三台山，你能记
得吗？”我含泪点首……晨十时德国医陈义大夫又来打针，大人喘仍不止，稍止后即告我：
“将我的病况，用快函寄上海再转香港和呈贡，他们三人都不知道我病重了……”这时大人
面色苍白，汗流如雨，又说：“我要找你妈去！”……大人表示要上床睡，我知道是那两针
吗啡之力，一时房中安静，窗外一滴一滴的雨声，似乎在催着正在与生命挣扎的老父，不料
到了早晨八时四十五分，就停了气息……我的血也冷了，不知是梦境？是幻境？最后责任心
压倒了一切，死的死了，活的人还得活着干……
他的第二封信，就附来一张父亲灵堂的相片，以及他请人代拟的文藻吊我父亲的挽联：
本是生离，竟成死别，深闺何以慰哀思
信里还说“听说你身体也不好，时常吐血，我非常不安……弟近来亦常发热出汗，疲弱
不堪，但不敢多请假，因请假多了，公司将取消食粮配给……华妹一定要为我订牛奶，劝我
吃鸡蛋，但是耗费太大，不得不将我的提琴托人出售，因为家里已没有可卖之物……一切均
亏得华妹操心，这个家真亏她维持下去……孩子们都好，都知吃苦，也都肯用功读书，堪以
告慰，但愿有一天苦尽甜来……”
这是涵弟给我的末一封信了。父亲是一九四○年八月四日八时四十五分逝世的。涵弟在
敌后的一个公司里又挨了四年，我也总找不到一个职业使他可以到后方来。他贫病交加，于
一九四四年也逝世了！他最爱的也是最聪明的女儿宗莲，就改了名字和同学们逃到解放区
去，其他的仍守着母亲，过着极其艰难的日子……
我的这个最聪明最尽责、性情最沉默、感情最脆弱的弟弟，就这样在敌后劳苦抑郁地了
此一生！
关于能把三个弟弟写在一起的事：就是他们从小喜欢上房玩。北京中剪子巷家里，紧挨
着东厢房有一棵枣树，他们就从树上爬到房上，到了北房屋脊后面的一个旮旯里，藏了许多
他们自制的玩艺儿，如小铅船之类。房东祈老头儿来了，看见他们上房，就笑着嚷：“你们
又上房了，将来修房的钱，就跟你们要！”
还有就是他们同一些同学，跟一位打拳的老师学武术，置办一些刀枪剑戟，一阵乱打，
以及带着小狗骑车到北海泅水、划船，这些事我当然都没有参加。
其实我在《关于女人》那一本书里，虽然说的是我的三位弟妇，却已经把我的三个弟弟
的性情、爱好等等都已经描写过了。不过《关于女人》是写在一九四三年，对于大弟只写了
他恋爱、婚姻一段，对于二弟、三弟就写得多一些。
二弟为杰从小是和我在一床睡的。那时父亲带着大弟，母亲带着小弟，我就带着他。弟
弟们比我们睡得早，在里床每人一个被窝桶，晚饭后不久，就钻进去睡了。为杰和一般的第
二个孩子一样，总是很“乖”的。他在三个弟兄里，又是比较“笨”的。我记得在他上小学
时，每天早起我一边梳头，一边听他背《孟子》，什么“泄泄犹沓沓也”，我不知道这是
《孟子》中的哪一章？哪一节？也许还是“注释”，但他呜咽着反复背诵的这一句书，至今
还在我耳边震响着。
他的功课总是不太好，到了开初中毕业式那天，照例是要穿一件新的蓝布大褂的，母亲
还不敢先给他做，结果他还是毕业了。可是到了高中，他一下子就蹿上来了，成了个高材
生。一九二六年秋他考上了燕京大学，正巧我也回国在那里教课，因为他参加了许多课外活
动，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
有一次男生们演话剧“咖啡店之一夜”，那时男女生还没有合演，为杰就担任了女服务
员这一角色。他穿的是我的一套黑绸衣裙，头上扎个带褶的白纱巾，系上白围裙，台下同学
们都笑说他像我。那年冬天男女同学在未名湖上化装溜冰，他仍是穿那一套衣裳，手里捧着
纸做的杯盘，在冰上旋舞。
一九二九年我同文藻结婚后，我们有了家了，他就常到家里吃饭，他很能吃，也不挑
食。一九三○年秋我怀上了吴平，害口，差不多有七个月吃不下东西。父亲从城里送来的新
鲜的蔬菜水果，几乎都是他吃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生吴平那一天，我从产房出来，
看见他在病房等着我，房里桌上有一杯给产妇吃的冰淇淋，我实在太累了，吃不下，冲他一
努嘴，他就捧起杯来，脸朝着墙，一口气吃下了！
他在燕大念的是化学，他的学士和硕士的论文，都是跟天津碱厂的总工程师侯德榜博士
写的。侯先生很赏识他，又介绍他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化学博士，毕业时还得了金钥匙
奖。回国后就在永利制碱公司工作。解放后又跟侯先生到了化工部。一九五一年我们从日本
回到北京，见面的时候就多了。
我是农历闰八月十日生的，他的生日是农历八月初十，因此每到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十一
日，他们就买一个大蛋糕来，我们两家人一起庆祝，我现在还存着我们两人一同切蛋糕的相
片。
一九八五年九月文藻逝世后，他得到消息，一进门还没得及说话，就伏在书桌上，大哭
不止，我倒含着泪去劝他。他晚年身体不好，常犯气喘病，家里暖气不够热时，就往往在堂
屋里生上火炉。一九八六年初，他病重进了医院，他的爱人李文玲还瞒着我，直到他一月十
二日逝世几天以后，我才得到这不幸的消息。化工部他的同事们为他准备了一个纪念册，要
我题字，我写：
他这么一个对祖国的化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的弟弟，我又感到无限的自慰与自豪。
他的爱人李文玲是金陵女子大学音乐系毕业的，专修钢琴。他的儿子谢宗英和儿媳张薇
都继承了他的事业，现在都在化工部的附属工程机关工作。
我的三弟谢为楫的一切，我在《关于女人》写我的三弟妇那一段已经把他描写过了：
急躁，好动，因为他最小，便养得很任性，很娇惯。虽然如此，他对于父母和兄姐的话
总是听从的，对我更是无话不说……
他很爱好文艺，也爱交些文艺界的年轻朋友。丁玲、胡也频、沈从文等，都是他介绍给
我的，我记得那是一九二七年我的父亲在上海工作的时候。他还出过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
我忘了，那时他也不过十七八岁。
他没有读大学就到英国利物浦的海上学校，当了航海学生，在五洲的海上飘荡了五年，
居然还得了一张荣誉证书回来。从那时起他就在海关的缉私船上工作。抗战时期，上海失守
后，他到了香港，香港又失守了，他就到重庆，不久由港务司派他到美国进修了一年，回来
后就在上海港务局工作。
他的爱人刘纪华，是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的女儿，燕大的社会学系优秀的硕士研究生，
那时也在上海的“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他们是青梅竹马的恩爱夫妻，工作和生活都很愉
快。他们有五个儿女。为楫说，为了纪念我，他们孩子的名字里都要带一个“心”字。长女
宗慈，十一二岁就到东北上学，我记得是长春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他们的二女儿宗爱、
三女儿宗恩，学的是音乐，是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上千人中考上的五十人中之二。我听
见了很高兴，给她们寄去八百元买了一架钢琴，作为奖励。他们的两个儿子宗惠和宗悫那时
还小。
一九五七年，为楫响应“向党进言”的号召，写了几张大字报，被划成了右派，遣送到
甘肃的武威劳动改造，从此丢弃了他的专业，如同失水的枯鱼一般，全家迁到了大西北。
那时我的老伴吴文藻，和我的儿子吴平也都是右派分子，我的头上响起了晴天的霹雳，
心中的天地也一下子旋转了起来！
但我还是镇定地给为楫写一封封的长信，鼓励他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求得重有报效祖
国的机会，其实那几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的！只记得为楫夫妇都在武威一所中学教
书，度过了相当艰苦的日子。孩子们在逆境中反而加倍奋发自强，宗恩和宗爱都在西安音乐
学院毕了业。两个男孩子都学的是理工，在矿学事业自动化研究所里工作，这都是后话了！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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