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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集-第4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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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八年之久，而且燕大那时还照旧开学，日伪统治下的中学毕业生还纷纷投考燕京大学。我
又因为怀着小女吴青，她的诞生期预料是在３７年的１１月。我们就又留了下来。但燕大虽
然不受干扰，我们出入城关，看到北平人民在日伪统治下的惨状实在气愤，同时北大和清华
大学都已南迁，我们顿然失去了许多朋友。文藻是清华学生，他总觉得在燕大等待抗战胜
利，不是个好对策，于是我们又通过几位清华同学的努力才得到一笔由英庚款在云南大学设
置的社会人类学讲座，我们决然地在１９３８年的夏天离开了北平。
前天因为整理旧书籍，忽然找出燕大吴雷川校长写赠我们的一幅字，真是喜极欲涕，这
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我们敬爱吴老亲笔呵！那上面录的是潘博词一首：
无用武，尚有中原万里！胡郁郁今犹居此？驹隙光阴容易过，恐河清不为愁人俟。闻吾
语，当奋起。青衫搔首人间世，叹年来兴亡吊遍，残山剩水！如此乾坤须整顿，应有异人间
起，君与我安知非是？漫说大言成事少，彼当年刘季犹斯耳，旁观论，一笑置。
下面写“潘博金缕曲一首”又题：
“文藻先生将有云南之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诸同
学眷恋师门，殷殷惜别，谋有所赠，以申敬意，乃出此幅，属余书之。余书何足以当赠
品？他日此幅纵为文藻先生所重视，务须声明所重者诸同学之敬意，而于余书渺不相涉，否
则必蒙嗜痂之诮，殊为不值也。附此预言，藉博一粲
廿七年六月杭县吴雷川并识”
下面印着两个图章，字迹端谨秀润，正像吴老本人。从３８年起我们一直带在身边，从
云南到四川、日本，又带回国来，却因为藏得太密了，不知夹在哪里，直到昨天，才找了出
来，可惜文藻不能再拜读一遍了！
如今再接到上面的话，我永远忘不了１９３７年的圣诞节前夕，在寒风中有一队男女学
生半夜里来到我小楼前，唱起圣诞颂歌“平安夜”，我站在窗前抱着刚过满月的小女儿吴青
一面静听，一面流着感谢的热泪，我想要不是为了她，我早就走了！还听不到这美妙的歌声
呢！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有个化名为“小猫”的男同学，常在半夜里到教授们家门前，来收集
我们为西郊游击队捐献的衣服被褥等，我记得文藻的母亲还从自己床上抽下一条褥子捐了。
以上只说到我们在北平沦陷以后一年中在校的经过。其他的如我们怎样地从云南又到了
重庆以后又去了日本，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１年我又回来。这些事在文藻写的自传中
都已详述，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惦念的是那两名投到解放区的学生朱南华和方绰，在解放后总该露面了，但是我总没
有得到消息，后来从方家的人听到，说是大概他们到了京西，就被北洋军阀鹿钟麟的驻军截
住杀害了！多么可敬可爱的青年呵，在我的心中，他们永远是两位烈士！致肖凤
肖凤同志：
你写的《冰心传》收到了，十分感谢！
书里真是没有失实之处，（只是我回燕大教书时，不是住在朗润园，而是在燕南园５３
号女教授宿舍，因为我的自传还没有写到这里，不能怪你！）因为都是根据我的作品写的，
比我的回忆还详细，只是在用作者的口气说话时，有时会把我“捧煞”，这是你的罪过！一
笑。纶此鸣谢，并请双安冰心十一，廿六，大雪之晨我回国后的头三年
我回到祖国，先住在来接我的放园表兄的上海家里。在上海的亲戚朋友们请我吃了好几
顿丰盛的筵席。回到北京家里，自然又有长辈亲戚们接连请“接风酒”，把我惯吃面包黄油
的胃，吃得油腻了，久泻不愈。中西医都治过了，还没有多大效验，燕京大学又是九月初就
要开学，我着急的了不得。
这时我们的房东、旗人祈老太太来看我，说：“大姑娘，您要听我的话吃一种药，包您
一吃就灵。”我的父母和我听了都十分高兴，连忙道谢。当天下午她就带一位十分慈祥的旗
人老太太来，还带了一副十分讲究的鸦片烟灯和烟枪，在我的病床上，点上了白铜镂花和很
厚的玻璃罩的烟灯，又递过一杆黑色有绿玉嘴子的烟枪，烟斗上已经装上了烟泡，让我就着
灯尽管往里吸。我十分好奇地吸着呛着，只觉得又苦又香，渐渐地就糊涂过去了，据说那天
我一直昏睡了十八个钟头，醒来时痢疾就痊愈了。回到燕大时，许多师友问我最后是怎么治
的？我竟不敢说我是抽了大烟！
我回到母校教学，那正是燕京大学迁到西郊新校址的第一年，校舍是中国式的建筑，翠
瓦红门，大门上挂着蔡元培先生写的“燕京大学”的匾额，进门是小桥流水，真是美轮美
奂！最好的是校园里还有一个湖。据说这校址是从当时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手里买来的，是他
在北京的房产中之一。那时湖里还没有水，湖中的小岛上也没有亭子，只在岛旁有一座石
舫。我记得刚住到校里时，有一夜从朗润园回到我住处的燕南园５３号时，还是从干涸的湖
底直穿过来的。后来不久这湖里才放满了水，这一片盈盈的波光，为校景添了许多春色！
那时四座称为“院”的女生宿舍里，都有为女教师准备的两室一厅的单元，还可以在宿
舍里吃女生餐厅的“小灶”。
差不多中国籍的女教师如生物系教师江先群，教育系教师陈克明等都住进去了。我来得
晚了一些，只好住进了燕南园５３号英美国籍女教师居住的小楼。这个楼里吃的当然都是西
餐，我在５３号吃早餐，中晚两餐却到女生宿舍的第二院去吃中餐。我住在燕南园５３号也
有方便的地方，因为女生宿舍的会客室里，是“男宾止步”的，男宾来访女生，只能在院门
口谈话，而燕南园５３号的会客室就可以招待男宾。那时我的二弟为杰已考上燕大，三弟为
楫也在预科学习，他们随时都可以到５３号来看我。
这一年住进新校舍里的新教师、新学生……大家都感到兴高采烈，朝气蓬勃，一切都显
得新鲜、美丽、愉快。特别是男女学生住在同一校园里——男生宿舍是六座楼，是坐西朝
东，沿着湖边盖的。我的两个弟弟都住在里面，他们都十分喜欢这湖边的宿舍，说是游泳和
溜冰都特别方便。于是种种活动也比较多，如歌咏团、戏剧团等等，真是热闹得很。
我在《当教师的快乐》一文中，曾提到我在教授会里是个“婴儿”，而在学生群中却十
分舒畅愉快，交了许多知心朋友。一年级的新生不必说了，他们几乎把我当姐姐看待。现在
和我们有来往的如得到世界护士荣誉奖的王瑛，协和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晚年成为虔诚
的基督徒的陈梅伯等等，至于现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学的林耀华等，因为居处密迩，往来就更
多了。
记得那时我为高班同学开的选修课中有《欧洲戏剧史》，用的是我在美国读过的笔记
本，照本宣科，本来没有什么意义，但这个班里，有三年级同学焦菊隐，他比我只小三四岁
吧，我们谈话时，一点不像师生，记得有一天早晨八时，他来上课——燕大国文系里的教
师，大半是老先生，他们不大愿意太早上课，因此教务处把我的功课表都排在八时至十时之
间——他进门来脱下帽子，里面还戴有一顶薄纱的压发帽，我就笑着说“焦菊隐同学，你还
有一顶帽子没摘下来！”同学回头看了都笑了，他也笑着赶紧把压发帽撸了下来，塞进袖子
里。
因为我喜欢听京戏，我同焦菊隐的课外谈话，常常谈到京戏。他毕业后就办了一所中国
戏剧学校。学生实习的场所就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焦菊隐为我在戏院楼上留了一间包
厢，说是谢先生任何时候进城，都可以去看戏。这所戏校的四个年级学生的排行是：德、
和、金、玉。所以以后的那几位名演员如王金璐、李和曾、李玉英……等，他们小时候演的
戏，我都看过。学生的待遇也十分平等，在上一出戏里演主角的，在下一出就可能跑龙套。
我觉得他是个很得学生敬爱的校长。七七事变后，我离开了北平，从此我们的消息便断绝
了。关于焦菊隐以后的事迹，我还要细细地去打听。
前天收到一本《泰安师专学报》１９８７年第二期，里面有一篇《高兰评传》，使我猛
然忆起我的学生郭德浩，他写诗的笔名，便是高兰！这篇文章里提到高兰做学生时受到我的
影响时，有许多溢美之词，我就不往我的脸上贴金了。但里面有一段话，使我回忆起：“冰
心给他教大一《国文》和《写作》时……有别具一格的指导方法……有一次她给学生出个作
文题——《理想的美》，她要男同学在文章里写出《我理想中的美女子》，女同学却写《我
理想中的美男子》，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对思想解放的学生设下种种禁区……她认为爱情要
坚贞而洁美……”我真不记得那时我会给大一学生出这样的题目，还有一次我的女学生潘玉
美——她也有七十多岁了——从上海来京，顺便来看了我，也笑着提起，我给她们出过《初
恋》的作文题目，还说“无论是亲身经验还是虚构的都可以写。”这些事我都忘得一干二
净，我想我那时我真是大胆到“别具一格”，不知学生的家长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教师，有
什么评论，我也没有听见我们国文系的老先生们对我有什么告诫，大概他们都把我当做一个
“孩子头”，“童言无忌”吧。
我在头一年回国后，还用了一百元的《春水》稿费，把我们在北京住了十几年的家，从
中剪子巷搬到前圆恩寺一所坐北朝南的大房子里。这房子的门牌我忘记了，这房子的确不
小，因为那时我的父亲升任了海军部次长，朋友的来往又多了些，同时我的大弟为涵又要结
婚，中剪子巷的房子不够用了，就有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了圆恩寺那所房子，说是本来有个
小学要租用它，因为房东怕小学生把房子糟蹋了，他便建议租给我们。我记得我的父母亲住
北房的三间，涵弟夫妇住了三间南屋，我住在东厢房的三间，杰弟和楫弟就住三间西厢房。
我写的《关于女人》中第五段《叫我老头子的弟妇》，便是以那所房子为背景的，我说：
间屋子是周末养静之所，收拾得相当整齐，一色的藤床竹椅，花架上供养着两盆腊梅，
书案上还有水仙，掀起帘来，暖香扑面。……猛抬头看钟，已到十二时半，南屋里新房里还
是人声鼎沸……
我回国的第二年，我父亲的学生们便来接他南下，到上海就任上海海道测量局长，兼任
海道巡防处长，离开了北洋政府。我们的家便也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徐家汇，和在华界的父
亲办公处，只隔一条河。这房子也是父亲的学生们给找的。这一年涵弟便到美国留学去了。
我仍在北京的燕京大学任教，杰弟和楫弟在燕大的本科和预科上学。那时平沪的火车不
通，在寒暑假我们都是从天津坐海船到上海省亲。我们姐弟都不晕船，夏天我们还是搭帆布
床在舱面上睡觉。两三天的海行，觉得无聊，我记得我们还凑了一小本子的“歇后语”，如
“罗锅儿上山——钱短”、“裱糊匠上天——糊云（胡云）”、“城隍庙改教堂——神出鬼
没”、“老太太上车——别催（吹）了”、“猪八戒照镜子——前后不是人”，等等，我们
想起一句，就写下一句，又笑了一阵。同时也发现关于“老太太”和“猪八戒”的歇后语还
特别多。
这三年中，我和文藻通信不断。他的信寄到我上海家里的，我母亲都给锁在抽屉里，怕
有人偷拆开看。寄到学校里的当然没有问题。住在同一宿舍的同事们，只知道常有从美国来
的信，寄信人是Ｗ．Ｔ．Ｗｕ．她们也不知这个姓吴的是男是女，我当然也没有说。如今这
些信都和存在燕大教学楼上的那些书箱，在珍珠港事变后，日军进驻燕大，把我们的存书都
烧掉了。
往事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不但我年老的父母，就连文藻和我的三个弟弟此时也都已离
开了我！“往事如烟”，我这一身永远裹在伤感的云雾之中了！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宫
玺的《人生小品》序
这本《人生小品》是宫玺同志对大千世界的一木一石、一枝一叶、一点一滴、一鳞一
爪、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之后，写集下来的。这见、闻、思、想，都只是一闪念之间的
事。一闪念也许只是一秒钟，写下来也许只是几分钟的事，这些事采集了下来，都成了“大
珠小珠落玉盘”般的有声有色的小品。
这本小品我很喜爱，我愿把它推荐给像我一样的一辈子护“短”的人们。１９８７年１
２月８晨追念何其芳同志
前日傍晚卓如同志给我送来一本《衷心感谢他》，这是一本悼念何其芳同志的文集。我
匆匆地看了一遍作者的名字和文章的题目，许多往事，涌上心头，这一夜我竟没有睡好！
明天又要开其芳同志诞生七十五年和逝世十年的纪念会，卓如让我写一篇短文，我竟不
知道从哪里谈起。
我同何其芳同志的来往不多，但是从１９５１年归国后，从作协的朋友口中，我所听到
的关于何其芳同志的学问之深、藏书之富、著作之多、待人之诚等等事迹，真是洋洋盈耳。
我还记得有一次文藻对我称叹说：“你们文艺界有一位何其芳同志，真是一位很渊博的学
者！”我竟没有问他看的是其芳同志的哪一部书。
我至今感到可惜的是：其芳同志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上班，而我是在作协，见面时
候不多，因而也没有了向其求教的机会，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做学问的人，见
了他也无话可说。
但是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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