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作品集-第4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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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在这三方面，都已经达到了不朽的地位。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喜读《民主》第一、二两期启撷同志：

看了两期的《民主》使我狂喜，我为我写的那篇自卑的祝词，感到羞愧！我居然发出了

“我们办得好这个刊物吗？”

这种“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疑问！

对于许多的大块文章，除了拜服之余，我就不多说了，我只讲几篇使我特别感动的较

短、较轻松的作品。

如第一期中柯灵的《幸存者的足迹》。夏衍同志是我的老朋友，他也送过我一本《懒寻

旧梦录》，我也细看了，知道了许多本来不知道的事，感触也很深，但那些旧梦都已过去多

年，不寻也罢。我倒是同意柯灵同志所说的：“我们期望能看到旧梦以后的新梦。”我想

“新梦”定比“旧梦”难写多了！

江北同志的《黑色的星期六》读了使我泪下。正像胡耀邦同志夫人李昭所说的那样，他

“为党为人民操劳了一生”。

我自己特别感受到的是他为千百万个错划为右派的知识分子改正了冤假错案，使这些本

来就不被人重视而又打入地狱的臭老九，重见了天日！文章里有这么一段；

“从天安门到八宝山，１５，５里长的街道两旁，到处

挤满了人，宽阔的十里长街，再一次记录下一个悲哀的史实。”

这里说的再一次，指的是上一次悲痛的“十里长街”，是１９７６年千千万万的人民，

号哭着追送周恩来总理灵车的动人场面。这时我想：第三次这样的“十里长街”，会什么时

候重新出现呢？

贺宛男同志的那篇《一个非党副县长的心里话》，我想请同志们细细地去重读一遍！为

什么一个“非党”的副县长，她要为民主政治争气，却弄到了“欲干不能，欲罢难休”的痛

苦境地？为什么中青年非党从政者中不少发出了“要从政，一定要入党的声音”。现在的中

国的执政者，当然是共产党，但是非党人士不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吗？为什么只能

“该握手时握手，该举手时举手，该拍手时拍手”呢？这是我们中国的公民们应该严肃地思

考的问题。

金性尧同志的那篇《功臣不可为》是读了故宫博物院印过的汪景祺的《读书西征堂随

笔》里谈到的一些“功高震主”而不得善终的事实。使我想到那个“主”，所关心的只是自

己的权利，而不是人民的好处，所以“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是古来枭

“主”心中不易的真理，从近代的世界史看来，又何尝不是如此！

在第二期的《民主》里有徐章英的《关于教育问题的某些思考》也值得细读。这里我只

引用文章里一段“老调”，就是每次领导上做“政治报告”，必有一句：“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但是在分配“经费”时，却总是“一工交，二财贸，剩下多少给文教”。这是不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中国的公民们也要弄个明白。

最后我要提到赵丽宏同志的“岛人笔记”——赵丽宏同志也是民进会员，这使我十分高

兴——我在《散文选刊》上已看到了《花痴》和《秘方》两篇，而在《民主》第二期上我居

然能看到那篇举发性的《友尊》！一个博物馆警卫居然变成了博物馆革委会主任。他和四人

帮时期的康生一样，“都是抄家物资，凡是有点古气的，都集中在我这里了”，“由我一人

掌管，旁人不得过问”，骄横之气，使人发指！这使我想到至今还没有下落的我的被红卫兵

们抄去的郭老、茅公和老舍先生夫妇送我的字、画、扇子等等……

启撷同志，回到《民主》这本刊物的编辑工作罢，我佩服你们年轻人的勇气。正如你说

的“……既已办了，就要敢说敢言，反正我也无乌纱帽，不怕承担风险……”

我也没有乌纱帽，但是我老了。

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

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民主》的年轻编辑们，当以此为座右铭！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急就儿童是最真诚

的

《小学语文报》的编辑同志来给我看了几篇有奖征文，题目叫做《我的家庭》。征文要

求，第一是“所记事实必须真实”。据我和小朋友们数十年来接触的经验，儿童是最真实

的，只要你和他平起平坐，以诚相见，他们决不会对你说半句假话！

现在让我从我看过的第一篇文章说起：

这是北京市昌平县秦城小学五年级同学宋治华写的。

她讲了她的爸爸当医生，妈妈当会计的一个三口之家，讲到她的家庭生活，“一切都是

那样自然，有规律”，最后高兴地说：“我的家庭是多么幸福啊！我为自己的家庭感到自豪

和骄傲。”

第二篇是山东昌邑县都昌镇中心小学五（１）班张京伟同学写的。

她是一个从小失去父母的孤儿，跟着姐姐住在姥姥家。姥姥去世以后，她和姐姐相依为

命，度过了童年辛酸的生活。她在文章结尾时说“朋友们，好好珍惜自己幸福的家庭生活

吧！

我所在的这个不幸家庭，使我尝到了生活中酸甜苦辣，但也磨练了我的意志，使我对生

活有了全面的认识，更加懂得了珍惜生活长河中的每一滴幸福。”

第三篇文章是四川省万县市城四校五年级（１）班同学晨雾写的。

他有一个工作认真，待人和善的爸爸，可是在机关里总是“受气”。回家来向妈妈诉

说，妈妈的火就上来了。有时爸爸也发火，便和妈妈争吵……于是这个孩子发表了他的公正

的看法：“作为家庭的一员，我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爸爸工作认真负责是好的，可恨的

是单位上一些得过且过，无真才实学的‘寄生虫’”。

“我是多么希望真正的人才有用武之地，爸爸妈妈不再为这事儿争吵了啊。”

这位小同学是在严肃地“议政”了！

第四篇文章是四川南光地区棉纺厂子弟学校五年级刘征同学写的。他说“每个家庭，都

是大集体中的小集体，它们每天都演奏着喜怒哀乐变奏曲，我们的一家也不例外。”接着他

说，“我爸爸是我家的‘笑星’，他说话非常幽默风趣……

他很爱音乐。”他妈妈是个“心直口快”的人，虽有时也和他爸爸“吵吵闹闹”，但都

被他爸爸的幽默逗笑了！这篇文章的结尾是：“我的家庭充满了幽默、欢乐。我爱这充满欢

乐和幸福的三口之家。”

第五篇文章是黑龙江尚志市珍珠山乡小学四年级（１）班王贯利同学写的。

他说“提起我的家庭令人心寒……爸爸妈妈三天两头打架，邻居大叔、大婶说他们战斗

了一辈子。”他五岁时，他爸爸就“举起菜刀要砍人……我一直跪到他放下菜刀为止……

从那以后，‘战争’不断发生，有时打仗后爸爸好几天都不让我们吃饭”。他最后悲愤

地说，“每当我看到别的孩子有幸福的家庭，美好的学习环境，十分羡慕。我多么希望能像

他们那样在肥沃的土壤中快快成长，成为祖国的有用之材。”

这个同学是有理想的！他在开篇里就说，“家庭好比土壤，滋润着幼苗茁壮成长”。他

希望他的家庭是一块好土壤，倒不只是使他脱离苦难，而是为了使自己能在好环境中长大，

将来能成为祖国有用之材。这是一个多么有志气的苦难的家庭中的孩子呵！

往下我又看了几篇征文，但是越看越累，心中也不大愉快。这些篇名和作者就不提了。

有的家庭，因为爸爸有一个“漂亮”的脸，就招来了一个姑娘，成了家庭中的第三者，但他

妈妈是个善良容忍的人，离婚后仍劝他不要怨恨爸爸，因而他只能对爸爸说“愿您的内心如

同外表一样美好”！

还有个家庭是：爸爸很爱他，妈妈却天天和爸爸吵架。他八岁那年，妈妈忽然对他说

“你的爸爸走了，不要你和我了。”

当天晚上，他被警车声惊醒了，妈妈被扭上了警车！原来妈妈把爸爸杀害了。这件事更

是出我意外！

我没有精神往下看了。编者的话说：征文启事登出，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得到来自

全国各地的应征稿件一千五百多份。我还是说：孩子是最真诚的，他（她）们总对真诚对他

们的人，倾吐出心里的快乐和悲哀。他们不会“顾面子”，也不懂得“家丑不可外扬”。我

认为想做社会调查的学者们，应当向《小学语文报》的编者学习，向小孩子们征文，倒可以

得到一些社会的实况！！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９日阴雨之晨急就（本篇最初发表于《小学语文

报》１９９０年１月４日。）

关于男人（之九）十一怀念郭小川

我和郭小川熟悉，是在一九五五年他在中国作协当党组副书记的时候。我们曾一同参加

过一九五八年八月在苏联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他似乎从来没有称呼我“同

志”，只叫“谢大姐”。我对他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的爱怜。我觉得他在同时的作家

群中，特别显得年轻、活泼、多产、才华横溢。关于他的诗作，读者们早有定论。关于新

诗，我又早已是个“落伍者”，在此就不多说了。我只想讲些我和他两人之间的一些事情。

十年浩劫期间，作协的“黑帮”们都囚禁在文联大楼里，不准回家，每天除了受批挨斗

外（我是比较轻松的，因为在我上面还有“四条汉子”以及刘白羽等大人物！我每次只是陪

斗。）就坐在书桌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是一边看书，一边手里还编织一些最不动脑筋的小

毛活，如用拆洗后的旧毛线替我的第三代的孩子们织些小毛袜之类。小川看见了，一天过来

对我说：“大姐，你也替我织一双毛袜吧。”我笑了，说：

“行，不过你要去买点新毛线，颜色你自己挑吧。”第二天他就拿来几两灰色的毛线，

还帮我绕成圆球，我立刻动手织起来。一天后织好交给他，他就在我面前脱下鞋子，把毛袜

套在线袜上，笑着说：“真合适，又暖和，谢谢大姐了。”这是我一生中除了家人以外，替

朋友做的唯一的一件活计！

大约是一九六六年以后吧，作协全体同志都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

这一批“老弱病残”如张天翼、陈白尘等人和我下去得最晚。小川虽然年轻，但是他有肝

炎，血压又高，还有牙周炎，属于病残一类，当然也和我们在一起；直到林彪第一号命令下

来（总是七十年代初吧），连“老弱病残”也不准留在北京了，而郭小川和我却因为要继续

在医院拔牙，直到六九年底才从北京出发，我记得我们两家的家属都到车站送行。

我永远也忘不了，我们中途到了武昌，住在一处招待所里，那时正是新年，人们都回家

过年去了，招待所里空荡荡的。只因为我们来了，才留下了一位所长和一位炊事员。晚饭后

孤坐相对，小川却兴奋地向我倾吐了他一生的遭遇。他是河北人，在北京蒙藏中学上过学，

还是他当教员的父亲千方百计替他弄进去的。他因为年纪小，受尽了同学们的欺负。

再大一点，他便在承德打过游击。三七年后他到了延安，进过研究学院，听过毛主席在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就一直过着宣传和记者的生涯……他滔滔不绝地讲到了中夜，还

是因为我怕他又犯高血压的毛病，催他去睡，他才恋恋不舍地走进他屋里去。

我们在武昌还到医院里去治牙，从医院出来，他对我抱怨说：“你的那位大夫真好，你

根本没哼过一声。我的这个大夫好狠呵，把我弄得痛死了！”

我们在武昌把所有的冬衣、雨衣、大衣都套起穿在身上，背着简单的行李，在泥泞的路

上，从武昌走到咸宁，当我们累得要死的时候，作协来接我们的同志，却都笑着称我们为

“无耻（齿）之人”，这又把我们逗笑了。

我到咸宁作协干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调到湖北沙洋中央民族学院的干校去了，从此便和

小川失去了联系。

以后的关于小川的消息都是从朋友们的口中知道的：说是他写了什么诗触怒了江青，被

押到了团泊洼；一九七五年十月，中央专案组派人到团泊洼，澄清了他的问题，分配了工

作；十一月他到了河南林县；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他从广播里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

“哭得几乎起不了床”，他写了一首《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的诗，印了许多份，散发给了许

多朋友；十月九日他听到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欣喜若狂，以上这些都是我能想象

到的，意外的是就在当年的十月十八日凌晨，不幸发现他在服安眠药后点火吸烟，卧具着了

火，竟至自焚而逝！

小川逝世后，他的儿子和女儿曾来过我家里，我的眼泪早已流尽，对着这两个英俊聪明

的孩子，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４日市场上买不到一尊女寿星

今年我的生日时，我的小老弟萧乾送来了一尊寿星，还附了一张条子，大意说：这世界

上真不公平，我走遍了市场竟买不到一尊女寿星，只好送你一尊寿翁。小朋友李小雨送我贺

寿的礼物，也是一尊小寿翁。

这便是数千年来重男轻女的一个铁证！虽然不但在中国，在全世界上妇女的寿命一般也

长过于男子。

我想这可能是塑像或捏像的工匠都是男人，他们不会想起去塑或捏一尊女像。

我把人家送我的大小寿星，都转送给了过生日的男性朋友。我感谢我的朋友们对我的祝

福，但却不大愿意把寿翁摆在我的玻璃书柜里。一来因为我从来不信神佛，二来我相信“天

助自助者”，没有神佛的保佑，我也挣扎着活到了９０岁！１９８９年１１月１６日再谈我

家的对联

我的福州老家和我的北京老家，就说是谢家吧，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