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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作品集-第4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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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淫葩，s盃人之妖草”，是我最不喜欢、最头痛的一种花！不知别的老人以为如何？１９
*梗蹦辏苍卵艄饴葜*致黄秋耘①
秋耘先生：
陈钢回来，带来大作《风雨年华》，当天就拜读了。我们这一代人，哪个没有“风雨年
华”？把它写了下来，正如古诗中所说：
谢他昨夜风和雨
写完总是了却一件事，以后好好过日子吧。
冰心一九九一、二、廿五①黄秋耘，作家，１９１８年生于香港。１９３５年入清华大
学中文系。历任广州军管会文艺处创作出版组组长；新华通讯社福建分社代社长；《文艺
报》编辑部副主任；广东省出版局副局长。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浮沉》，报告文学集《控
诉》等。致严文井①
文井：
这些（按指《绝句八首》）是我在贝满中学上学期间（１９１４—１９１８）的少作。
《关于男人》（你一定有一本）中，我的小舅舅要把我培养成一个才女，教我琴、棋、书、
画，我一样也学不成（我从小男装，是个坐不住的孩子），却从他买给我看的诗集中，迷上
了龚定庵、黄仲则（《两当轩诗集》）
和纳兰性德。
如龚诗中有“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黄诗中有“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
风露立中宵”，都是极好的句子。
龚定庵有己亥杂诗三百首，当然可以集成不少绝句。我把记得的都写下了。有人问我要
字，我只好写这些（北京医院吴蔚然院长、葛翠琳和你，别人就不写了）。第一首就没写
过，因我不喜欢“暮气颓唐”四字。第八首我也没写过，因①严文井，儿童文学作家，１９
１５年生，湖北武昌人。１９３８年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历任《东北日报》副总编，中
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人民文学》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主要作品有《山寺暮》、
《“下次开船”港》、《小溪流的歌》等。
为有点“老王卖瓜”之嫌。“我”若原是“汝”字，就可以写赠许多女作家了！又有客
人来。匆祝
双安。春寒望珍摄！
冰心二、廿五、一九九一《神州轶闻录》序
让我为《神州轶闻录》这部很有分量的书作序，使我惶恐！虽然在九十年的岁月中，有
七十年是住在北京的我，住过“天棚鱼缸石榴树”的四合院，从西直门骑驴到过卧佛寺，吃
过赛梨的萝卜和糖葫芦……但是看起《京华感旧录》，那五卷里掌故、风土、艺文、名胜、
人情等，大都是我所不知道的。首次到北京的外国朋友和国外华侨，往往来问我：“你是老
北京，请你告诉我逛北京要如何逛法？”我居然大言不惭地说：“你首先要去的是天坛公
园，那座祈年殿，是我觉得在欧、美、亚、非的任何建筑都不能与她相比的；再就是去登上
景山之巅，俯看北京城全景，故宫的设计也全看到了。此外，去吃顿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
的涮羊肉；此外就是我认为可去可不去的地方，你再听听别人的意见吧。”
我从八○年伤腿之后，不良于行，新北京的建筑我都没有看见过，但这不是古迹，也不
在我们谈话之列了。
我所能写的，就是这些。致袁静①
袁静大姐：
书②和来函都拜领且已拜读。你写的科学童话连我这老人看了都感到有趣，孩子们一定
更欢迎了。何时来京？请到舍下一叙。春寒望珍摄冰心
中。）①
②《众英雄和小捣蛋》。
袁静，女作家。祖籍江苏武进，１９１４年生于北京。１９４０年赴延安。１９４５年
调边区抗敌文艺协会创作组从事专业创作。１９５０年调中央电影局任编剧，１９５７年任
天津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主要作品有《新儿女英雄传》、《淮上人
家》、《小黑马的故事》、《逃》、《芳芳和汤姆》、《众黄雄和小捣蛋》等。致周达宝
达宝小友：
你来信为何不写你家的地址？你不是退休了吗？忽得来书，如晤故人。我很好，就是忙
些。我的事你也帮不上忙，谢谢你！（我的事都是回人家的信。）
春寒望珍摄！冰心三、二、一九九一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在我们的想象里，“百花齐放”是一幅多么鲜丽的画图；“百家争鸣”是一个何等痛快
的场面！但是要“百花齐放”，必须有风和日丽的“天时”，也要有阔大肥美的“地利”。
“百家争鸣”也要有据理力争（这“理”是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理）、畅所欲言的自由激发
的论坛。
提倡双百方针的领导者，必须布置安排下一个能促成“齐”与“争”的空气和环境。
我的手边正放着一本《龚自珍全集》，随便翻开，正看到他的一首《咏史》：
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
团扇才人踞上游。
·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重点是引用者
加的）
足见中国历史上已有了不少的“文字狱”！但诗人还有一首沉痛的呼吁：
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材。
今天，我们不信天公，却相信人力。只要有“抖擞”起来的人力，那么，“不拘一格”
的“人材”，自然会一群一群地“降”下来的！１９９１年３月５日晨急就回忆中的胡适先
生
作为“五四”时代的大学生，胡适先生是我们敬仰的“一代大师”。他提倡白话文，写
白话诗以及许多文哲方面的研究的文章，还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思想，他创始了当时一代的白
话文风。我们都在报刊上寻读胡适先生的作品，来研究欣赏。同时自己也开始用白话来写
作。
我和胡适先生没有个人的接触，也没有通过信函。只记得二十年代初期，我是燕大女校
学生自治会的宣传股长，我的任务中有：当校方邀请教育界名人来演讲时，我就当大会的主
持人，我在台上介绍过胡适先生，鲁迅先生，金陵女大吴贻芳校长各位名人，请柬是校方送
的，我在讲台介绍过后，就在演讲者身后台上坐下，演讲完了，我又带头鼓掌致谢，和名人
们并没有个人谈话。
胡适先生是美国留学生，燕大的美籍教师们和他特别熟识，称他为胡适博士，而不是
“先生”。在一九八九年香港出版的英文《译丛》３２期上有“冰心专号”一栏，里面有燕
大美籍教师鲍贵思女士在她的《春水》译本里曾引用了一段胡适先生对我的作品的评价。我
请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的杨立民教授代译如下：
“（当时）大多数的白话文作家都在探索一种适合于这种新的语言形式的风格，但他们
当中很多人的文字十分粗糙，有些甚至十分鄙俗。但冰心女士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
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因此她给这一新形式带来了一种柔美和优雅，既清
新，又直截。”“不仅如此，她还继承了中国传统对自然的热爱，并在她写作技巧上善于利
用形象，因此使她的风格既朴实无华又优美高雅。”
一九二八年冬，文藻和我在上海我的父母家里举行了简单的订婚仪式，那仪式是我的表
兄刘放园先生一手操办的。我记得在红帖上，女方的介绍人是张君劢先生（他的夫人王世瑛
是我的好友），男方的介绍人却是胡适先生。我不知道文藻和胡先生是否相识，但刘放园表
兄做过北京《晨报》的编辑，同这些名人都是熟悉的。我不记得那天张、胡两位是否在座；
这张红帖也已经找不到了！
我最清楚的是在一九三一年，燕京大学庆祝建校十年的时候，我给校长住宅取名为“临
湖轩”，那块青色的匾，是胡适先生写的，下面还有署名，大概也是我通过燕大的美籍教师
请他写的。如今那块匾也不在了，虽然当燕大校友们在那里庆祝校庆时，仍称它为“临湖
轩”。
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张小鼎先生送来一本台湾出版的《国文天地》六卷第
七期“海峡两岸论胡适”专号，让我写一篇纪念胡适先生百岁诞辰的文章。从这本杂志里我
才详细地知道了胡适先生的生平，并知道胡适先生是在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中央
研究院的酒会上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并葬在台北南港旧庄墓园。这已是二十九年前的事
了！我为他没有在故乡地下安眠，而感到惋惜。１９９１年３月２６晨（本篇发表于《新文
学史料》１９９１年第４期。）致陆星儿①
星儿先生：
您为什么称我“老师”呢？这使我惶恐。
我等我看完您的书，才给您写信，客人多耽误些日子，您认得的“女人”比我多得多
了，写得真好！北京正开人大，来往的人太多，信也写不长，愿您再写下去！祝好！冰心
四·一·一九九一
①陆星儿，女作家，１９４９年生，上海人。１９８２年中央戏剧学院文学系毕业后，
到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任编剧；１９８８年到上海作协任专业作家。主要作品有《枫叶殷
红》、《遗留在荒原的碑》、《留给世纪的吻》等。
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
我认识的共产党员不多，其中，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总理。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之际，我心潮澎湃的浪花上又浮现出周总理的高大身
影。第一次见到周总理
欢迎会上，第一次幸福地见到了周总理。这次集会是欢迎从外地来到重庆的文艺工作者
的。会开始不久，总理从郊外匆匆地赶来。他一进到会场，就像一道阳光射进阴暗的屋子里
那样，里面的气氛顿然不同了，人们欢喜活跃起来了！总理和我们几个人热情地握过手，讲
了一些欢迎的话。这些话我已记不清了，因为这位磁石般的人物，一下子就把我的注意力吸
引住了！只见他不论走到会场的哪一个角落，立刻就引起周围射来一双双钦佩的眼光，仰起
一张张喜悦的笑脸。他是一股热流，一团火焰，给每个人以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这在当时雾
都重庆的悲观、颓废、窒息的生活气氛之中，就像是一年难见几次的灿烂的阳光！周总理召
见我们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
横。
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１９４５年底我
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１９４６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
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
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
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
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
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
冰送回北平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妇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当年
的１１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
我们在东京的几年时间，是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
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
美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
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这时我们结交了一位很好的朋友——谢南光同志，他是代表团政治组的副组长，也是一
个地下共产党员。通过他，我们研读了许多毛主席著作，并和国内有了联系。文藻有个很
“不好”的习惯，就是每当买来一本新书，就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年、月、日。代表团里本来
有许多台湾特务系统，如军统、中统等。他们听说政治组同人每晚以在吴家打桥牌为名，共
同研讨毛泽东著作，便遣人趁文藻上班时，溜到我们住处，从文藻的书架上取走一本《论持
久战》。等到我知道了从卧室出来时，他已走远了。
我们有一位姓林的朋友——他是横滨领事，对共产主义同情的，被召回台湾即被枪毙
了。文藻知道不能在代表团继续留任。１９５０年他向团长提出辞职，但离职后仍不能回
国，因为我们持有的是台湾政府的护照。这时华人能在日本居留的，只有记者和商人。我们
没有经商的资本，就通过朱世明将军和新加坡巨商胡文虎之子胡好的关系，取得了《星槟日
报》记者的身份，在东京停留了一年，这时美国的耶鲁大学聘请文藻到该校任教，我们把赴
美的申请书寄到台湾，不到一星期便被批准了！我们即刻离开了日本，不是向东，而是向西
到了香港，在周恩来、罗青长的帮助下由香港回到了祖国！
这里应该补充一点，当年我送回北平学习的儿女，因为我们在日本的时期延长了，便也
先后到了日本。儿子吴平进了东京的美国学校，高中毕业后，我们的美国朋友都劝我们把他
送到美国去进大学，他自己和我们都不赞成到美国去。便以到香港大学进修为名，买了一张
到香港而经塘沽的船票。他把我们给国内的一封信缝在裤腰里，船到塘沽他就溜了下去，回
到北京。由联系方面把他送进了北大。因为他选的是建筑系，以后又转入清华大学——文藻
的母校。他回到北京和我们通信时，仍由香港方面转。因此我们一回到香港，北京方面就有
人来接，我们从海道先到了广州。
回国后的兴奋自不必说！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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