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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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孩子便是在火红的炉灶旁边，看着火烧红的铁块，听着叮当的锤打，看着火星的飞迸，长大起来。在三岁上，便死去了母亲，这孩子不知道悲哀，而爹爹是知道的。爹爹每天早晨，用熟练的手给她穿上裤子，系上带子，便放她在风箱盖上，叫拉风箱的哥哥逗她玩，叫她听风箱呼打呼打的声响笑……爹爹最怕她哭。

去年，遭了敌人的烧杀，爹爹和哥哥，便也不能安静住在那个镇上了。他们背着、担着家具，从这里走到那里，做着零碎活，冬天，爹爹便下决心，给她找了个婆家。

爹爹，夜里敲打着铁铲，卖了去，给她换了一条洋布格花棉裤，因为买的不够长，下面又接了一截裤筒……

自从她嫁娶了以后，爹爹来看过她两次。

第二次，是前几天来的，爹爹拿了一把鹤嘴锄，送给了婆家，算是陪送女儿罢。当这被烟熏黑了脸，衣服上带着许多火烧的小洞的老人走了以后，她的丈夫邢福红跑到我这里来了，我问他：

“你丈人来了呢，叫人家吃的什么？”

“吃的不错呀，萝卜条菜。”

“人家给你们拿来了个鹤嘴锄呢……”

“谁稀罕他那个，麻烦的很，你，你知道吗，他想要我们的粮食呢！”

我不明白这个，他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丈人给他们送来鹤嘴锄，可是还肩上背了个“背褡”，这“背褡”据邢福红的母亲推测：“一定是想换些粮食走的！”

“你们给了他粮食吗？”

“谁给他，我们还没的吃哩！”

我就想起那老者，如果真的怀着这么颗心走来，那就该怀着颗什么样的心走回去了……

又一回，这女人的哥哥来看她，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青年人，在邢福红家院里梯子上整靠了一个上午……

邢福红的爹坐在房顶上抽烟，邢福红的娘坐在房子里，邢福红来到我房子里，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

然而，我始终望着那个细长而有点颠跛的人垂着头……

当下午，这个哥哥告辞要走，而已经走到斜坡的时候，妹妹不知从什么地方跑来，送下去……

回来，这女人的两眼红红的了。

这女人，据我看聪明而良善，我每天看见她围绕着婆婆，跟在后面，问着一些事情，她有时拉着小弟弟到坡下面去，有时捧着饭，喂着妹妹……

我常看见她，领着弟妹们，而当弟妹们不走时，她便默然地蹲下身去，等到那孩子伏在她的背上，她便一闪斜身子走起来，走过去了……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记着这个女人还充当着村子里孩子们的教员，她一到上课时间，看见孩子不到齐，便很着急，东跑西跑，呼叫着孩子们。

（原载《晋察冀文艺》第1期，1942年1月20日出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二　风云小记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平原景色

一九四四年三月里，我有机会到曲阳游击区走了一趟。在这以前，我对游击区的生活，虽然离的那么近，听见的也不少，但是许多想法还是主观的。例如对于“洞”，我的家乡冀中区是洞的发源地，我也写过关于洞的报告，但是到了曲阳，在入洞之前，我还打算把从繁峙带回来的六道木棍子也带进去，就是一个大笑话。经一事，长一智，这真是不会错的。

县委同志先给我大概介绍了一下游击区的情形，我觉得重要的是一些风俗人情方面的事，例如那时地里麦子很高了，他告诉我到那里去，不要这样说：“啊，老乡，你的麦子长的很好啊！”因为“麦子”在那里是骂人的话。

他介绍给我六区农会的老李，这人有三十五岁以上，白净脸皮，像一个稳重的店铺掌柜，很热情，思想很周密，他把敞开的黑粗布破长袍揽在后面，和我谈话。我渐渐觉得他是一个区委负责同志，我们这几年是培养出许多这样优秀的人物来了。

我们走了一天一夜，第二天清晨到了六区边境，老李就说：“你看看平原游击根据地的风景吧！”

好风景。

太阳照着前面一片盛开的鲜红的桃树林，四周围是没有边际的轻轻波动着就要挺出穗头的麦苗地。

从小麦的波浪上飘过桃花的香气，每个街口走出牛拖着的犁车，四处是鞭哨。

这是几年不见的风光，它能够引起年幼时候强烈的感觉。

爬上一个低低的土坡，老李说：“看看炮楼吧！”

我心里一跳。对面有一个像火车站上的水塔，土黄色，圆圆的，上面有一个伞顶的东西。它建筑在一个大的树木森阴的村庄边沿，在它下面就是出入村庄的大道。

老李又随手指给我，村庄的南面和东面不到二里地的地方，各有一个小一些的炮楼。老李笑着说：

“对面这一个在咱们六区是顶漂亮的炮楼，你仔细看看吧。这是敌人最早修的一个，那时咱们的工作还没搞好，叫他捞到一些砖瓦。假如是现在，他只能自己打坯来盖。”

面前这一个炮楼，确是比远处那两个高大些，但那个怪样子，就像一个阔气的和尚坟，再看看周围的景色，心里想这算是个什么点缀哩！这是和自己心爱的美丽的孩子，突然在三岁的时候，生了一次天花一样，叫人一看见就难过的事。

但老李慢慢和我讲起炮楼里伪军和鬼子们的生活的事，我也就想到，虽然有这一块疮疤，人们抗毒的血液却是加多了。

我们从一条绕村的堤埝上走过，离那炮楼越来越近，渐渐看得见在那伞顶下面有一个荷枪的穿黑衣服的伪军，望着我们。老李还是在前面扬长地走着，当离开远了的时候，他慢慢走，等我跟上说：

“他不敢打我们，他也不敢下来，咱们不准许他下来走动。”

接着他给我讲了一个笑话。

他说：“住在这个炮楼上的伪军，一天喝醉了酒，大家打赌，谁敢下去到村里走一趟。一个司务长就说：他敢去，并且约下，要到‘维持会’拿一件东西回来作证明。这个司务长就下来了，别的伪军在炮楼上望着他。司务长仗着酒胆，走到村边。这村的维持会以前为了怕他们下来捣乱，还是迁就了他们一下，设在这个街头的。他进了维持会，办公的人们看见他就说：‘司务长，少见，少见，里面坐吧。’司务长一句话也不说，迈步走到屋里，在桌子上拿起一支毛笔就往外走。办公的人们在后面说：‘坐一坐吧，忙什么哩？’司务长加快脚步就来到街上，办公的人们嬉笑着嚷道：‘哪里跑！哪里跑！’“这时从一个门洞里跳出一个游击组员，把手枪一扬，大喝一声：‘站住！’照着他虚瞄一枪，砰的一声。

“可怜这位司务长没命地往回跑，把裤子也掉下来了，回到炮楼上就得了一场大病，现在还没起床。”

我们又走了一段路，在村庄南面那个炮楼下面走过，那里面已经没有敌人，老李说，这是叫我们打走了的。在这个炮楼里面，去年还出过闹鬼的事。

老李说：

“你看前面，那里原来是一条沟，到底叫我们给它平了。

那时候敌人要掘围村沟，气焰可凶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抓去，昼夜不停地掘。有一天黄昏的时候，一个鬼子在沟里拉着一个年轻媳妇要强奸，把衣服全扯烂了。那年轻女人劈了那个鬼子一铁铲就往野地里跑，别的鬼子追她，把她逼得跳下一个大水车井。

“就在那天夜里，敌人上了炮楼，半夜，听见一种嗷嗷的声音，先是在炮楼下面叫，后来绕着炮楼叫。鬼子们看见在炮楼下面，有一个白色帐篷的东西，越长越高，眼看就长到炮楼顶一般高了，鬼子是非常迷信的，也是做贼心虚，以为鬼来索命了。

“不久，那个逼着人强奸的鬼子就疯了，他哭着叫着，不敢在炮楼上住。他们的小队长在附近村庄请来一个捉妖的，在炮楼上摆香坛行法事，念咒捉妖，法师说：‘你们造孽太大，受冤的人气焰太高，我也没办法。’再加上游击组每天夜里去袭击，他们就全搬到村头上的大炮楼上去住了。”

抗日村长

在路上有些耽误，那天深夜我们才到了目的地。

进了村子，到一个深胡同底叫开一家大门，开门的人说：

“啊！老李来了。今天消息不好，燕赵增加了三百个治安军。”

老李带我进了正房，屋里有很多人。老李就问情况。

情况是真的，还有“清剿”这个村子的风声，老李就叫人把我送到别的一个村子去，写了一封信给那村的村长。

深夜，我到了那个村子，在公事台（村里支应敌人的地方，人们不愿叫维持会，现在流行叫公事台）的灯光下，见到了那个抗日村长。他正在同一些干部商量事情，见我到了，几个没关系的人就走了。村长看过了我的介绍信，打发送我的人回去说：

“告诉老李，我负一切责任，让他放心好了。”

村长是三十多岁的人，脸尖瘦，眼皮有些肿，穿着一件白洋布大衫，白鞋白腿带。那天夜里，我们谈了一些村里的事，我问他为什么叫抗日村长，是不是还有一个伪村长。他说没有了。关于村长这个工作，抗战以后，是我们新翻身上来的农民干部做的，可是当环境一变，敌伪成天来来往往，一些老实的农民就应付不了这局面。所以有一个时期，就由一些在外面跑过的或是年老的办公的旧人来担任，那一个时期，有时是出过一些毛病的。渐渐地，才培养出这样的既能站稳立场，也能支应敌伪的新干部。但大家为了热诚的表示，虽然和敌人周旋，也是为抗日，习惯地就叫他们“抗日村长”。

抗日村长说，因为有这两个字加在头上，自己也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责任了。

不久我就从他的言谈上、表情上看出他的任务的繁重和复杂。他告诉我，他穿孝的原因是半月前敌人在这里驻剿，杀死了他年老的父亲，他要把孝穿到抗日胜利。

从口袋里他掏出香烟叫我吸，说这是随时支应敌人的。在游击区，敌人勒索破坏，人们的负担已经很重，我们不忍再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但他们总是这样说：

“吃吧，同志，有他们吃的，还没有你们吃的！你们可吃了多少，给人家一口猪，你们连一个肘子也吃不了。”

我和抗日村长谈这种心理，他说这里面没有一丝虚伪，却有无限苦痛。他说，你见到过因为遭横祸而倾家败产的人家吗！对他的亲爱的孩子的吃穿，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心理。

敌占区人民对敌伪的负担，想象不到的大，敌伪吃的、穿的、花的都是村里供给；并且伪军还有家眷，就住在炮楼下，这些女人孩子的花费，也是村里供给，连孩子们的尿布，女人的粉油都在内，我们就是他们的供给部。

抗日村长苦笑了，他说：“前天敌人叫报告员来要猪肉、白菜、萝卜，我们给他们准备了，一到炮楼下面，游击小组就打了伏击，报告员只好倒提着空口袋到炮楼上去报告，他们又不敢下来，我们送不到有什么办法？”

抗日村长高声地笑了起来，他说：“回去叫咱们的队伍来活动活动吧，那时候就够他们兔崽子们受，我们是连水也不给他们担了。有一回他们连炮楼上的泔水（洗锅水）都喝干了的。”

这时已快半夜，他说：“你去睡觉吧，老李有话，今天你得钻洞。”

洞

可以明明告诉敌人，我们是有洞的。从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冀中大“扫荡”以后，冀中区的人们常常在洞里生活。在起初，敌人嘲笑我们说，冀中人也钻洞了，认为是他们的战绩。但不久他们就收起笑容，因为冀中平原的人民并没有把钻洞当成退却，却是当作新的壕堑战斗起来，而且不到一年又从洞里战斗出来了。

平原上有过三次惊天动地的工程，一次是拆城，二次是破路，三次是地道。局外人以为这只是本能的求生存的活动，是错误的。这里面有政治的精心积虑的设计、动员和创造。这创造由共产党的号召发动，由人民完成。人民兴奋地从事这样巨大精细的工程，日新月异，使工程能充分发挥作战的效能。

这工程是八路军领导人民共同来制造，因为八路军是以这地方为战争的基地，以人民为战争的助手，生活和愿望是结为一体的，八路军不离开人民。

回忆在抗战开始，国民党军队也叫人民在大雨滂沱的夏天，掘过蜿蜒几百里的防御工事，人民不惜斩削已经发红的高粱来构筑作战的堡垒；但他们在打骂奴役人民之后，不放一枪退过黄河去了。气得人们只好在新的壕沟两旁撒撒晚熟的秋菜种子。

一经比较，人民的觉悟是深刻明亮的。因此在拆毁的城边，纵横的道沟里，地道的进口，就流了敌人的血，使它污秽的肝脑涂在为复仇的努力创造的土地上。

言归正传吧，村长叫中队长派三个游击组员送我去睡觉，村长和中队长的联合命令是一个站高哨，一个守洞口，一个陪我下洞。

于是我就携带自己的一切行囊到洞口去了。

这一次体验，才使我知道“地下工作的具体情形”，这是当我问到一个从家乡来的干部，他告诉我的话，我以前是把地下工作浪漫化了的。

他们叫我把棍子留在外间，在灯影里立刻有一个小方井的洞口出现在我的眼前。陪我下洞的同志手里端着一个大灯碗跳进去不见了。我也跟着跳进去，他在前面招呼我。但是满眼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也迷失了方向。我再也找不到往里面去的路，洞上面的人告诉我蹲下向北进横洞。我用脚探着了那横洞口，我蹲下去，我吃亏个子大，用死力也折不到洞里去，急的浑身大汗，里面引路的人又不断催我，他说：

“同志，快点吧，这要有情况还了得。”我像一个病猪一样“吭吭”地想把头塞进洞口，也是枉然。最后才自己创造了一下，重新翻上洞口来，先使头着地，栽进去，用蛇行的姿势入了横洞。

这时洞上面的人全笑起来，但他们安慰我说，这是不熟练，没练习的缘故，钻十几次身子软活了就好了。

钻进了横洞，就看见带路人托引着灯，焦急地等我。我向他抱歉，他说这样一个横洞你就进不来，里面的几个翻口你更没希望了，就在这里打铺睡吧！

这时我才想起我的被物，全留在立洞的底上横洞的口上，他叫我照原姿势退回去，用脚尖把被子和包袱勾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