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1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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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时代不同，思想变化，那就更难说了。我认为，现在不会有家长，再叫孩子们去读曾氏家训。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将不知他的“进德、修业”为何物。

我的结论是：凡是家书、家训，只能对当家长的人，有影响，有用处。对于青年人，总是格格不入的。

但是，什么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听说，曾氏的后人，情况还是不错的。这也可能是他们先世的遗泽，包括家书、家训，起了一定的作用。

耕堂曰：咸同之世，湘乡曾氏，号称伟人。对内尽忠于异族，对外屈膝于列强。接连讨伐起义之民众，极尽残酷。杀人日多，声势益隆。曾氏自言其初衷：为解君父之忧，不畏后世之讥。后虽亦自省：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盖饰词耳。早已盖棺论定，实已无案可翻。然政治风云，究非个人私事，时代如彼，对曾氏亦应论世知人。

当其显赫之时，正如长江上往来船只，无一艘不插曾氏旗号，他的一言一行，亦无不为人师法。其所著述，人手一编，众口一词，不敢异议。然仅至民国初年，新的学说兴起，革命者已视彼为粪土矣。因知伟人之言论，其价值，随时代之变化，或因其权势之消长，必有所升降。其升也迅，其降也速；其势也隆，其消也无声。万世不移，放之四海而皆准，乃夸张之说法。传人之论如此，名人之论亦如此。在历史长河中，一种言论，一种学说的沉浮现象，是常见的。它是与时代要求，社会现象相关联的。但一种学说沉落之后，有机会再为浮起，无论如何，不会再有当年的声势和影响。对曾国藩的家书、家训，也要这样去看。

1987年9月2日写讫

三

“天津教案”列在本书的《绥柔》中一章。著者王定安记其梗概云：

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五日，上谕曾国藩，著前赴天津，查办事件。初天津有奸民张拴、郭拐以妖术迷拐人口，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捕诛之。而桃花口民团，复获妖人武兰珍。兰珍迷拐幼孩李所，鞫讯得实。讪言受迷药于教民王三。闾阎大哗，疑西洋天主教堂所嗾，或言洋人抉幼孩目，剖其心为药料，城外义冢内尸骸暴露，皆教堂所弃。津民益怒，时相聚语谋报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檄天津道周家勋等，会法国领事官丰大业，至天主堂公讯。兰珍语言殊支离，案弗能决。适士民观者麇集，偶与教堂人有违言，抛砖石相击。丰大业负气，径至崇厚公署，诉其状。崇厚出见，以枪狙击不中。崇厚抚慰之，且戒勿轻出激民愤，弗从。恚愤出署，路遇杰，复以枪击之，误伤其仆。居民见者皆哗噪，殴丰大业毙焉。遂焚毁教堂洋房数处，教民及洋商死者数十人……

著者对这次事件的叙述，还是比较真实客观的，也很简练，头绪也清楚。在叙述中，又以夹注的形式，引用了当时天津知府张光藻写给曾国藩幕宾吴汝纶的信，详细地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并在文字中透露了知府本人的看法。这是官场的一种手法，所谓先通关节，以便使即将来查办此案的曾国藩先入为主，听信他的报告。

但现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已经是久经仕宦的老奸巨猾，他所注意的不只是下情，更注意的是上情——即朝廷的意图。

而朝廷的意图，又是常常变化的，对涉外的事件，尤其如此。

掌握不好，不只于事无补，甚至会弄得身败名裂。所以，这次皇帝（实际是慈禧太后）叫他查办此案，对曾国藩来说，实在是一个大难关，关系他一生荣辱利害的大考验，大关键。

我有一部石印的《曾文正公手书日记》，不妨再利用一下。

在日记第三十六册，五月十五日，他上了续病假的折子。但朝廷催得紧，他在二十六日记道：“廷寄派余赴天津查办事件。

因病未痊愈，踌躇不决。”二十七日记道：“思往天津查办殴毙洋官之案，熟筹不得良策，至幕与吴执甫一商。”三十日记道：“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六月初二日记道：

“余日内因法国之事，焦虑无已。”初三日记道：“将赴天津，恐有不测，拟写数条，以示二子。”六月初六日记道：“是日启行赴天津。”二十二日记道：“因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忍心害理，愧恨之至。”二十四日记道：“崇帅来谈，夜接廷寄二件，罗使照会一件，阅之郁闷之至，绕室行走而已。”二十五日记道：“是日竟日昏睡，盖心绪烦闷，而病又作也。”七月十六日记道：“非刑拷讯习教人，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

八月十九日记道；“是日天津陈镇及委员二人，在余寓审案，敲搒之声，竟日不绝。”

在知府写给吴汝纶的信中，是痛爱自己的“子民”，反对崇厚的袒护教民和向洋人屈服的。但崇厚是旗人，又是当时执政的恭亲王手下的，洋务得力人士，曾国藩不得不分清轻重，分清去向。与崇厚这个有强硬后台的人，站在一边，当然是上策。他迁就法国公使罗淑亚的要求，奏请将府县交刑部治罪（罗淑亚的要求，是将天津府县抵命）。这样做不能不引起朝野的议论。朝廷固然害怕外国人，但一时也不好大伤人民爱国御侮之气，一直在观望，没有决心。曾国藩对朝廷最终还是要屈服于外人这一点尤其明白。他洞悉清政府的实力空虚，外强中干，反复无常的习性。他下定决心：不惹恼外国人。他警告朝廷：自道光以来，对外常常是“先战后和”的，也就是先硬后软的。又说：现在外国还是强盛的。外国人是只重实力，不讲道理的。他先辩挖眼剖心之说，纯属谣言，然后捉拿凶犯，迅速结案。

王定安记述，当曾国藩初到天津，曾张榜通衢，“仰读书知理君子，悉心筹议。于是至公署条陈者，或欲借津民义愤，驱逐洋人；或欲联俄、英之交，以攻法国；或欲调集兵勇，以为应敌之师。公既谕津民不许擅起兵端，其致崇厚书，有祸则同当，谤则同分之语。报友人则云：宁可得罪于清议，不敢贻忧于君父。”

这就是说，他不听或没心思听，群众那些很正确很有见地的建议，而是一心一意保定清王朝，也就是保定他自己的官帽。

此案，“正法之犯二十人，军徒各犯二十五人”。其中有冯瘸子、罗生瓜旦子、小锥王五等名号。多系拷打成招，即所谓“但取情节较真，不能拘守成例”，变通办理，而定案的。

其结果，曾国藩自己承认：“民气既已大伤，和局仍多不协，不能不鳃鳃过虑也。”

人民反抗的骚乱，表面被压制下去了。但人民的愤怒之火，不会因压制而熄灭。压制越重，复燃之势也越凶。它种下了义和团兴起之火。

耕堂曰：平心而论，外交固以国势强弱为准。然清王朝何以衰败至此，还不是因为连年剿杀过多，使国家菁英，陷于无类。曾、左、胡、李，实参与执行，尚望此等人，珍视民气、民心？此次所开外交模式，不只为以后李鸿章、袁世凯所重蹈，民国以后之外交亦因循之。呜呼，实国家民族深重灾难之源也。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书：“然古来和戎，持圆之说者，例为当世所讥，尤为史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其内心矛盾，自亦可见。然利令智昏，遂使有些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恬不知耻矣。

1987年9月8日写讫

买《汉魏六朝名家集》记

之一

这只是初刻，共四十家，分装三十册。起汉枚叔，迄隋炀帝。续刻七十家，未见，恐未出书也。

此书为丁福保字仲祜（一八七四——一九五二）编辑。丁氏原学医，在上海开办医学书局，他印的医书，我未见过，却购置了他编印的几种文学书。除此书外，有《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唐诗纪事》，《历代诗话》。另买关于古钱的书两种。

他还印一些有关佛学的书。

他好像有些资财，从他的笔记中看到，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的一些古籍、古钱，都抵押在他手中。

当然，除去有钱，他还是个有学问的人，不然，就只能印书，不能编书；或所印之书，也都是乌七八糟，坑骗读者之物了。

鲁迅先生，曾经对他编印的书，表示满意。他在写给王冶秋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想买严可均的全上古……六朝文，还不如买一部丁福保的《汉魏六朝名家集》，既简便又实用。

我就是按照先生的意见，买这部书的。书很新，粉连纸，四号字排印。扉页标明：宣统三年七月出版，上海文明书局发行。盖较后印行之本也。

丁氏曾就读于南菁书院，学有渊源，很是用功。从他为此书和其他著述所撰绪言中，可以看出，他的治学方法，是很严肃的。趣味学识，是很广博的。作为一个出版家，印的书虽不甚多，却给读书界、出版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较之那种唯利是图，无视社会效益的书店老板，实不可同日而语。

在丁氏之前，汇集古人文章成集，系统编为大书，已有张燮所辑七十二家集；梅鼎祚所辑文纪；张溥所辑一百三家；

严可均所辑全上古……六朝文。皆因卷帙浩繁，价钱昂贵，购置阅读，均有不便，流传不广。丁氏此编，书型小巧，排印清楚。价钱为中人所及，（据丁氏自撰长篇广告，此书定价十元，实价五元。）销路可观。书存至今，已成古籍，余甚爱之。

在前人基础上，再出新编，就不能不指出前人的一些缺点，及自己的一些优长。丁氏也不能免俗。他在绪言中，特别指摘了张溥所编中的一些错误。其实，也只是枝节，张氏的劳绩，不会因此而被忽视的。

又如从史书、类书辑录残篇断简，零章短句，勉强成篇或成集，是鲁迅先生指出的严可均书中的现象。而丁氏书中，这些现象也存在，他是参考了严书的目录而后成书的。如第一册，枚叔、司马长卿、司马子长，三个人的文章，才薄薄一册。司马子长只有文章四篇，一共四页。能称为集吗？再就是有些作家的文集，过去已有成书，并有序跋，方便读者。

丁氏多删汰不录，也是一个缺点。当然，以上所指，也是枝节，不能淹没他的劳绩。

丁书在编辑上的好处是：在全书之前，冠以初刻四十家姓氏录，实为作家小传。每集之前，又有作家在史书上的本传，或录四库全书的提要，这就弥补了序、跋缺少的缺陷。

今人对作品的介绍，请作者自述，多阴阳怪气，放荡无根之言，识者笑之，不识者，以为狂徒。编者代言，亦多不着边际，无关痛痒之词，等于没说。此盖一时风气所致，古籍序跋中，从未见也。

此书既出版于“宣统三年”，则正当民国成立，一切都在变革之时。文运亦然。丁氏在绪言结尾，有一段牢骚文字，抄录于下：

窥情万象之际，留连视听之区，既与世而推移，亦随文而升降矣。今者，欧美东渐，变革将及乎文字，附之以东瀛学派，名词既别，涂辙遂殊。舍雅而就郑，将长此滔滔而不返乎？或天未丧文，如昌黎蔚起于巨唐，振八代之衰，而远宗扬马，亦未可知也。嗟乎！湘绮一老，将税驾于桑榆：桐城吴氏，倏已拱乎墓木。茫茫来哲，渺渺予怀，才难然乎？非所逆睹已！

其言词心态，可以说是很伤感的了。其实是一种杞忧。文运如天运，总是向前运行的。阻止新生，既不可能，废弃旧有，也是妄想。高山流水，汇细流而成江河。细流可断，江河之流，万古不断。湘绮何人，吴氏何功？五四以来，文学之域，不乏昌黎之才，且有过之。应对前景乐观，不应以泥沙泛起，鱼龙混杂，而疑江河澎湃之势，冲击之力。腐草朽木，浮萍野鹜，终有被淘汰澄清之一日。久处湖海，惯游江河者，固无须望而生畏，更无须悲观也。

虽然如此，历史江河，并不淹没真正之人才。时至今日，昌黎自昌黎，固无论矣。即王湘绮、桐城吴氏，亦自有其文学历史地位，并不因欧化、白话，陈独秀、胡适，而消减其影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此天地公平，虽有倾倚，不失允正，非以私心邪念作转移之规律也。

丁氏所谓：“大辂讵有椎轮之质，子孙宁留祖父之容”，既不合乎自然规律，也不合乎历史规律。文学总是向前发展的，也总是带有前人的成份的。

1987年11月24日

之二

前几年，写过一篇读北齐颜之推所著颜氏家训文章篇的笔记，文章收在《秀露集》。近读《汉魏六朝名家集》，每集之前，附有作家本传。我是先读他们的传记，然后再读他们的文章的，就是先知其行事和为人。发见过去那篇读书记，意有未尽，仍待发挥。今日，雨中无事，室内颇静，乃于灯下，对照颜之所指与本传史实，颇多出入，以知文字之事，实难于求是也。

一、颜说：“班固盗窃父史。”

后汉书本传：

父彪卒，归邺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

这是子继父业，和司马迁作《史记》的情况是一样的。在过去，这是一种文人美德，怎么能说是“盗窃”？

班固后来得祸的原因是：他依附大将军窦宪，窦败免官。

固对子弟、奴仆，教管不严，多有非法，得罪过洛阳令。及固失势，洛阳令把他逮考，遂死于狱中。

历史文人，多有为地方官所苦者，唐之陈子昂，遭遇与固相似。

二、颜说：“扬雄德败美新。”

这是指，扬雄写过一篇题为《剧秦美新》的歌颂王莽的文章。

前汉书扬雄传没有提到这篇文章，后来还有人为他辩诬讼枉，说他没有仕莽经历。

前汉书对扬雄的描述，是很客观的：

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无为，少嗜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

又说：

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

这样一个人，后来竟牵连到政治事件中，并投阁企图自杀，还留下一个恶名。

京师为之语曰：惟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