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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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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他病了以后，我长时间心情抑郁，若有所失。回顾四十年交往，虽说不上深交，也算是互相了解的了。他是我最接近的朋友，最亲近的同事。我们之间，初交以淡，后来也没有大起大落的波折变异。他不顺利时，我不在家。“文革”期间，他已不在报社。没有机会面对面地相互进行批判。
也没有发见他在别的地方，用别的方式对我进行侮辱攻击。这就是很不容易，值得纪念的了。
我老了，记忆力差，对人对事，也不愿再多用感情。以上所记，杂乱无章，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我们的一生，这样短暂，却充满了风雨、冰雹、雷电，经历了哀伤、凄楚、挣扎，看到了那么多的卑鄙、无耻和丑恶，这是一场无可奈何的人生大梦，它的觉醒，常常在瞑目临终之时。
我和邹明，都不是强者，而是弱者；不是成功者，而是失败者。我们从哪一方面，都谈不上功成名遂，心满意足。但也不必自叹弗如，怨天尤人。有很多事情，是本身条件和错误所造成。我常对邹明说：我们还是相信命运吧！这样可以减少很多苦恼。邹明不一定同意我的人生观，但他也不反驳我。
我发见，邹明有时确是想匡正我的一些过失：我有时也确是把他当做一位老朋友，知心人，想听听他对我的总的印象和评价。但总是错过这种机会，得不到实现。原因主要在我不能使他免除顾虑。如果邹明从此不能再说话，就成了我终生的一大遗憾。此时此刻，朋友之间，像他这样了解我的人，实在不太多了。
邹明一生，官运也不亨通。我在小汤山养病时，有报社一位老服务员跟随我，他曾对我老伴说：报社很多人，都不喜欢邹明，就是孙犁喜欢他。他的官运不通，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他脾气不好。在报社，第一阶段，混到了文艺部副主任，和我那副科长，差不多。第二阶段，编一本默默无闻，只能销几千份的刊物，直到今年十月一期上，才正式标明他是主编，随后他就病倒了。人不信命，可乎！
邹明好喝酒，饮浓茶，抽劣质烟。到我那里，我给他较好的烟，他总是说：那个没劲儿。显然，烟酒对他的病也都不利。
二三十年代，有那么多的青年，因为爱好文艺，从而走上了革命征途。这是当时社会大潮中的一种壮观景象。为此，不少人曾付出各式各样的代价，有些人也因此在不同程度上误了自身。幸运者少，悲剧者多。我现在想，如果邹明一直给首长当秘书，从那时就弃文从政、从军，虽不一定就位至显要，在精神和物质生活方面，总会比现在更功德圆满一些吧。我之想起这些，是因为也曾有一位首长，要我去给他当秘书，别人先替我回绝了，失去了做官的一次机会，为此常常耿耿于怀的缘故。
现在有的人，就聪明多了。即使已经进入文艺圈的人，也多已弃文从商，或文商结合；或以文沽名，而后从政；或政余弄文，以邀名声。因而文场芜杂，士林斑驳。干预生活，是干预政治的先声；摆脱政治，是醉心政治的烟幕。文艺便日渐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
邹明比我可能好一些，但也不是一个聪明人。在一些问题上，在生活行动上，有些旧观念。他不会投政治之机，渔时代之利，因此也不会得风气之先。他一直不能成为一个时代的宠儿，耀眼的明星。他常常有点畸零之感，有些消极的想法。然又不甘把时间浪费，总想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考核他几十年所作所为，我以为还都是于国家于人民有益的。但像这种工作方式，特别在目前局势来说，是吃不开的，不受重视的。除去业务，他没有其他野心；自幼家境富裕，也不把金钱看得那么重。他既不能攀援权要以自显，也不屑借重明星以自高。因此，他将永远是默默无闻的，再过些年，也许会被人忘记的。
很多外人，把邹明说成是我的“嫡系”，这当然有些过分。
但长期以来，我确把他看作是自己的一个帮手。进入晚年，我还常想，他能够帮助我的孩子们，处理我的后事。现在他的情况如此，我的心情，是不用诉说的。
写于1989年12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四 远的怀念 悼万国儒
前几天，张知行去世，得到消息，人已经火化，连个花圈也来不及送，心里很别扭。这件事还没有放下，昨天来了一位客人，又告诉我，万国儒也在前两天去世了。
这两位同志，都是天津的工人作家。近年，和我来往较多，在我的心目中，都是老实人。
我记得，原来和万国儒，并不太熟。“文化大革命”以后，他叫我给他的小说集写篇序，我写了。序中，好像还劝告他，不要只写车间，多读点书，各地走走看看等等。
这以后，国儒在创作上，就不很顺利。对他的作品，五十年代的热闹劲头，突然冷落下来。国儒想不通，生活得很落寞。
有些问题，第一次遇上，就容易想不通。比如国儒的小说，到底是写得好呢，还是写得不好？如果说，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思，为什么在五六十年代，大家都异口同声地吹捧呢？
如果说，实在是写得不错，为什么现在又到处遭到冷遇呢？
当然，也可以把小说比做服装，过时了，面料和款式，都不时兴，放到箱底去吧！但文学作品，实在又不能和服饰之类相比。因为，如果是那样，就不会有永久性的作品了。
这只能从更大的范围，更多的事例，去寻找解答。从天地之间，社会之上，去寻求解答。
比如，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什么有的话，今天奉为真理，明天就成了谬论；为什么有的人物，今天红得发紫，明天又由紫变黑？如果还不明白，就可以再向大自然求教：天为什么有阴晴，地为什么有山水？花为什么有开谢，树为什么有荣枯等等。
而国儒又好像缺乏这种哲学头脑，心里的烦闷，不能迎刃而解。作品受冷遇，必然意味着人也受冷遇，再加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能影响敏感之心的问题，他的健康，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国儒是工人，但来自农村。基本上，还是农民的气质。称得上是忠诚、正直。这种气质是可贵的。可贵的，并不一定就值钱。
现在，各行各业，只有一种素质，是不够的。作家这一行，尤其如此。如果国儒听信我的劝告，不囿于农村、工厂、能常到开放地区转转，甚至干一阵子专业户，做点买卖。也不妨到各个水陆码头，与一些流氓鬼混相处一个时期。如有机会，还可进衙门官场，弄个头衔做做。如此，不只生活场景开拓了，心胸见闻也必随之开拓。熔各方经验于一炉，集多种素质于一身。其作品走红，等级提高，生活改善，必皆能操胜券。心广体胖，也不会遭癌症的侵袭了。
无奈国儒是个本分人，老实人，当然不会听信我这些信口开河的话。他仍然是下乡啊，下厂啊，照旧方式工作着。有时还从农村给我带来一些新棒子面、新稻米。这也是一个老实人的表现，他总以为我给他的书作了序，就要有些报答。
五十年代，中国文坛，曾先后有两颗新星出现：一个是工人万国儒，一个是农民谷峪。谷峪当时风头更健，曾当过八大候补代表，出国访问。其以后遭遇，比起国儒，就惨多了。前不久已死去。我想：国儒一定是知道的，自己会想开的。
看来，国儒的性格很固执。
他发现有病，进院手术之前，曾来看我一次。我深深理解他的用意，我沉重地对他说：
“国儒，砸锅卖铁，我们也要治病。人家送礼，我们也要送礼！国儒，我能对你有什么帮助吗？”
“没有，没有。”他照例坚强地说。
过去，他来了，我没有送过他，这次，我把他送到门外，并和他握了握手。
春节时，我居然接到他一封很乐观的信。还有暇关心身外的事，说听到一个消息，非常气愤，这是“有人要把水搅浑”，他要给上级写信等等。我给他回信说：十分惦念他的病，希望他什么也不要想。世界这样大，人口这样多，什么人也会有，什么事也会发生的。管得了那么多？
这也是国儒的忠诚老实之处。如果是我，我如果是一条鱼，看见有人把水搅浑了，我就赶紧躲开，游到远处去。如果躲不开，我就钻到泥里草里去。不然，就有可能被钓住，穿在柳条上，有被出卖的危险。我也不会给上级写信。
国儒一直不知道，他的病，已经是不治之症。还在关心文艺界的奇异现象，我敢说，他是抱恨终生了。
1990年3月13日上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四 远的怀念 记老邵
一
阅报，老邵已于四月二日逝世，遗嘱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噫！到底是看破红尘了。
我和老邵，也是进城以后才认识的。我们都是这家报纸的编委，一次开会，老邵曾提出，我写的长篇小说，是否不要在报纸上连载了，因为占版面太多。我告他，小说就要登完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
这可以说是我们第一次打交道。平日，我们虽然住在一个院里，是很少接近的。我不好接近人。
这样过了一二年，老邵要升任总编辑了。有一天上午，他邀我到劝业场附近，吃了一顿饭，然后又到冷饮店，吃了冰糕。结果，回来我就大泻一通，从此，就再也不敢吃冷食。
我来自农村，老邵来自上海。战争期间，我们也不在一个山头。性格上的差异，就更不用说了。不过，他请我吃饭，这点人情，我还是领会得来的。他是希望我们继续合作，我不要到别处去。
其实，我并没有走的想法。那一个时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我已经身心交瘁，就要不久于人世了。又拉扯着一大家子人，有个地方安身，有个地方吃饭，也就是了。
另外，对于谁当领导，我也有了一点经验：都差不多。如果我想做官，那确是要认真想一下。但我不想做官，只想做客，只要主人欢迎我，留我，那就不管是谁领导，都是一样的。
不久，我就病了。最初，老邵还给我开了不少介绍信，并介绍了各地的小吃，叫我去南方旅行。谁知道，我的病越来越重，结果在外面整整疗养了三年，才又回来。
二
一回到家，我们已经是紧邻。老邵过来看了我一下，我已经从老伴嘴里知道，他犯了什么“错误”，正在家里“反省”，轻易是不出来的。
不多日子，就又听说，老邵要下放搬家，我想我也应该去看看他。我走到他屋里，他正在收拾东西，迎面对我说：
“你要住这房子吗？”
我听了心里不大高兴，就说：“我是来看你，我住这房子干什么？”
他的爱人也说：“人家是来看你！”
老邵无可奈何地说：“这房子好！”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房子是总编辑住的，他不愿接任他的人住进来，宁可希望我住。我哪里有这种资格。
这时，有一位总务科的女同志，正在他的门口，监视着他搬家。老邵出来，说了一句什么，那位女同志就声色俱厉地说：“这是我的责任！”
我先后看到过三任总编辑从这里搬家。两任是升迁，其中一位，所用的家具全部搬走。另一位，也是全部搬走，事先付了象征性的价钱，都有成群的人来帮忙。老邵是下放，情况当然就不同了。
三
其实，老邵在任上，是很威风的，人们都怕他。据说：他当通讯部长的时刻，如果和两个科长商量稿件，就从来不是拿着稿子，走到他们那里去，而是坐在办公桌前，呼唤他们的名字，叫他们过来。升任总编以后，那派头就更大了。报社新盖了五层大楼，宿舍距大楼，步行不过五分钟。他上下班，总是坐卧车。那时卧车很少，不管车停在哪里，都很引人注目。大楼盖得很讲究，门窗一律菲律宾木。老邵的办公室，铺着大红地毯。墙上挂着名人字画。编辑记者的骨干，都是他这些年亲手训练出来的那批学生。据说，一听到走廊里老邵的脚步声，都急速各归本位，屏息肃然起来。
老邵是想做官，能做官，会做官的。行政能力，业务能力，都很强。谁都看出来，他不能久居人下。他的升任总编，据我想，可能和当时的一位市长有关。在一个场合，我曾看见老那对这位市长，很熟识，也很尊敬，他们可能来自一个山头。至于老邵的犯“错误”，我因为养病在外，一直闹不清楚，也不愿去仔细打听。我想升官降职，总和上面有人无人，是有很大关系的。
四
自从老邵搬走以后，听说他在自行车厂工作，就没有见过面。“文化大革命”时，有一天晚上，报社又开批斗会，我和一些人，低头弯腰在前面站着，忽然听到了老邵回答问题的声音。那声音，还是那么响亮、干脆，并带有一些上海滩的韵味。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回答，完全不像批斗会上的那种单方认输的样子，而是像在自由讲坛上，那么理直气壮。
有些话，不只是针锋相对，而且是以牙还牙的。一个革命群众把批判桌移到舞台上面去，想居高临下，压服他。说：“你回答：为什么，我写的通讯，就不如某某人写得好？”
老邵的回答是：“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你写的文章，不如某某！”
“有你这样回答问题的吗？”革命群众吼叫着。
于是武斗开始。这是预先组织、训练的一支小型武斗队，都是年轻人。一共八个人，小打扮，一律握拳卷袖，两臂抬起内弯，踏步前进。他们围着老邵转圈子，拳打脚踢，不断把老邵打倒。有一次，一个打手故意发坏，把老邵推到我身上，把我压在下面，一箭双雕。一刹时，会场烟尘腾起，噼拍之声不断。这是报社最火炽的一次武斗。老邵一直紧闭着嘴，一言不发。大会散了以后，我们又被带到三楼会议室，一个打手把食指塞到老邵的嘴里，用力抠拉，大概太痛苦了，我看见老邵的眼里，含着泪水。
还是自行车厂来了人，才把老邵带回去了。后来我想，老邵早调离报社，焉知非福？如果留在这里，以他的刚烈，会出什么事，是谁也不敢说的。这家报社，地处大码头，经过敌、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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