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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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10月17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论情节

小说的情节，就好像人体的脉搏，它表现着作家和作品的健康和气质，从总的方面来看，整个的情节就是作品整个的生命，它无疑是很重要的。

简单地说，情节要求什么？它的生命的基础在哪里？情节要求的是真实，它的生命的基础是作者的丰富的生活经历。

按照字面来讲，作品的情节，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或是合乎人情的。这种情理或人情又是应该合乎一个时代的伦理观念的。革命的年代里，社会生活提供了很多伟大的动人的情节，作家应该把时代的激动的脉搏，体现在他的作品里，这种成功也就是主题的和现实主义的成功。

这种情节虽然具备非常的力量，在完成这些情节的人物的身上，虽然表现着非常的意志，但它仍然是合乎情理的，能为广大的同时代以及后来的人所理解和得到教育的。

只有作家在自己的亲身的经历中间，体验了这种伟大的时代的情节，他才能够在作品中间组织和集中这些情节。但是，也有徒然的“追求”伟大的情节的作者。

这种“追求”事实上就是一种捏造。它不会感染任何人，而常常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甚至造成一种相反的效果。

这种“追求”来的情节，只会形成作品的一段空白，使人感到：唯独在这个地方，突出地表现了作者的生活的不足。

前些日子，我们修改和发表了一篇报告，这篇报告因为描写了国营农场土地上康拜因和拖拉机的工作，给人一种非常新鲜的兴奋的感觉。土地是广大的，机器是喧闹的，工作人员是热情的，收成是丰盛的。虽是炎夏，人们并不感觉困倦，太阳的照射，只是给摇曳的小麦增加了可爱的光影。

读着这篇作品，整个的心情是愉快的，和作品中的主角一起，是投进这些振奋的场面里了。

但是，忽然康拜因和拖拉机的喧闹停止了，读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跟着主角跑到那里一看，原来顺利工作的康拜因手可怕地躺在机座上，发起疟疾来。

这是为了什么？有什么必要突然叫他的疟疾发作？原来作者的意图是：只有这样，才有一个机会，叫新到农场的一个小伙子，在突击收麦的时候大显一次身手。

不叫一个康拜因手陷入这样一个不幸的场面，就没有别的办法使另一个康拜因手表现能干和积极吗？

旧的康拜因手好容易才坐着救护汽车走了，郁闷的空气应该叫清新的风吹散了。新康拜因手坐到机座上。然而，不久他的机器又发生了故障，只好钻到车底下去修理。这一场变故的发生，又只是为了使另一个女修理员表现一下才力。

作者在增加这些突如其来的“动人”场面的时候，忘记了一个简单的算式：一个积极，一个病倒；一次加速，一次抛锚——加减乘除，抵消了表现的效果。

这样的表现方式，近来在我们的习作中间，是常常遇到的，作者为了表现一个先进人物，喜欢把他放到一种特殊的境遇里。前些日子，我们发表了一篇小说《诞生》，作者使女主人翁在临产之前去编筐，结果把小孩产在柳子地里面。最普通的是叫主人公带病工作或是在新婚之夜去加班。

并不是说，这些事迹不可能有。比这些更严重的事情也会发生。但要看发生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在什么环境里才有必要，才能构成真实的合理的情节。

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里，有些严重的惊心动魄的情节，那些情节的发生，甚至使一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接受不了，然而读起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小说所写的是非常艰难的游击环境。如果把一些情节放在描写和平环境的作品里，那就不合情理了。

英雄的行为不是奇人畸行，不生病或是不在产期，也可以完成英雄的行为和性格。我们总是把握不准英雄的性格，因此在表现他的思想行为的时候，就发生了凭空编造的现象。

我们的英雄很多是从工农群众中产生，他们都是平常人，和他们接近，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但作品中间的英雄人物就有很多被表现成这样：他们笑的时候是高声大笑；他们谈话的时候是教训旁人；他们走动的时候是冲来冲去；他们热心的是“行政”，不懂得的是业务。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华而不实的人物，常常是作者的一部分气质的反映。

但是，我们作品中的情节的薄弱，主要是因为作者的生活不足。作者或者只有断片的生活，妄想构成一个长篇，在很多情节里就只能勉强求得衔接，求得发展。作品的情节就不可能是饱满的，作品的力量就不可能是充沛的。

情节的结构自然也是一种艺术手段，它表现着作者的艺术感觉和剪接的能力。这种感觉和这种能力，在中国古典的长篇小说里，我们可以得到最有教益的启示。《三国演义》所结构的复杂的政局和战争，《水浒传》所组织的一些英雄的传记，头绪线索都是很多的，然而每一个场面每一个人物，都是富于生命和光彩的。《红楼梦》只写宁荣二府，然而在小说中间涉及了多少方面的社会生活和人情动态？同时，这些小说的情节结构，也不像我们有些作品那样，是沿着一个河岸完成的旅行，或是响着一种单调的声音的演奏。它们的起伏波澜都是作家艺术才力的升华。每一个小插曲，每一个看来是闲文的段落，都负着多大的艺术使命啊！

艺术的高潮应该是情节发展，最后达到的道德力量，这种力量，读者几乎是不可抗拒的。终卷以后，读者被艺术的思想感情俘虏支配，这就是作品最后的成功。

这种艺术力量的形成，自然是渐渐的，逐步汇集增强的。

它的力量，绝不是忽而紧张，忽而消散。它有一定的控制，然而这种控制，就像射手控制弓弦一样。这种力量的形成，最好的比喻，就是起于溪流，终于海洋。当云雾蒸腾，风雨交织，山林承接，形为泉渠。曲折奔溢，排击阻碍，汇为江河。

它奔泄千里，所经过的有深山大泽，有禾田花岸，有各种风物，有各种情绪。互相激发，互相推重。但是总的目标，就是艺术的道德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

在我们有些创作里，都是很单调的，在那里，江河的形成，好像列车的线路一样。在音乐堂里只有大锣大鼓的声音；

在气象台上，只预告大雨台风的消息；在画箱里只有一盘浓得化不开的颜色。因此，没有管弦形不成交响；没有阳光，看不到生气；没有调配，无法绘出生活的近处和远景。它给人的印象是枯燥的，烦嚣的，缺乏境界的。

这原因主要的不是艺术手法的薄弱，基本上还是因为生活的不足。作者并没有全部地感受和理解生活，没有研究在这一环境，生活的历史变化，主要和次要的冲突和矛盾。没有从日常的平凡的生活，看出它的意义，不能雕石塑泥，创造生动的形象之群。我们是应该怎样地深入研究生活和古典大师们的遗产啊！

当然，情节之能够成为跳动的脉搏，也在于艺术的加工。

作品的反复修改，多次的充实，适当的剪裁衔接，都能够增加艺术的情节的效果。《三国演义》、《水浒传》经过多口多手的补充编排，这些变化是应该研究的。《红楼梦》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作者虽自谦“荒唐”，而实寓无限的“酸辛”的劳苦。

情节，到什么时候也是一个生活和艺术修养的问题。

1953年11月23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论风格

风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的丰盛的生活和对人生的崇高的愿望。丰盛的生活迫使他有话要说，作品充实；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人生效力。

风格任何时候都不能是单纯形式的问题，它永远和作家的思想，作家的生活实践形成一体。

因此，在读者方面，如果离开一个作家的思想和生活，就没有办法探究和理解作家作品的风格。在作家方面，如果不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前进和生活充实，而只是希望造成自己的风格，他就永远不会获得任何的风格。

带给作家风格的，是现实生活本身。曾经为现实生活努力，在斗争中体验过甘苦的作家，很自然地就能体现现实的生命和面貌。

但就是生活经历丰富的作家，也不是很容易地获得了风格。最初的时候，他好像并不能发觉周围生活的美丽，他从模仿开始自己的写作，他追踪前人，他爱好的只是别人的风格。只有等他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他才回过头来看见了自己的最可爱的人，展开全部思想赞美了她的宝贵的价值。

只有在作家自觉地努力表现现实生活和重视他的民族传统的时候，风格才开始在他的灵魂里醒来。一经觉醒，他在创作生活上就突飞猛进起来。模仿并不能成就作家的风格，但每个作家都要走这一段路。

因为风格的形成，带有革新的意义。作家阅读了很多别人的作品以后，才能有自己对写作的见解。当他尝试表现现实生活的时候，他不一定妄想超越别人，但是他希望向读者提供一点新鲜的东西，就是希望在艺术园林里栽培一株新的树。他的写作的实践，实际上就是在批判着、提高着。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在写作之前，无疑是广泛地涉猎了很多的前人的文学作品。从《红楼梦》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喜爱的是哪些作品，他有时把他喜欢的风格引用到自己的作品里，他一有机会就发挥自己的创作观点。《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白，就是曹雪芹的全部的创作纲领。

他用空空道人和石头的对话，批判了他不喜欢的野史小说，这些小说主要的缺点是：（一）假借名色。（二）淫秽恶臭，最易坏人。（三）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四）假捏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五）之乎者也，非理即文，大不近情，自相矛盾。

他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写小说的主张：（一）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二）半生亲见亲闻。（三）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致失其真。

（四）洗了旧套，换新眼目。

曹雪芹总结和批判了过去和同时代的文学成果，卓有识见地开辟了自己的道路。他这个纲领当然是一个现实主义的纲领。曹雪芹有了半生亲见亲闻的生活，他不愿这段经历泯灭，他迫切地要写书，建树了创作上的革新主张，才写出这样一部有伟大风格的《红楼梦》。

有人说《红楼梦》受另一部人情小说《金瓶梅》的影响。

在风格上说，《金瓶梅》是不能和《红楼梦》相比的。《金瓶梅》确实有曹雪芹在批判中指出的第二条的缺点。

《金瓶梅》在运用民间语言上，详细地描写人情世态上，都有创造性的成果。它有自己的风格，然而是一种低级的含有毒素的风格，它的风格有些像作为它的主角的那个尖酸刻薄的妇人。

风格是一种道德品质。它包含在作品中间，贯彻得无微不至，如同在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上所全部表现的那样。风格的高下自然不取决于题材的高下，不取决于所写的是高贵的人物或是低贱的人物。然而同样一种生活，同样一个人物，《红楼梦》的描写，给读者的感觉是热烈同情的，力量是鼓舞向上的，心理是陶冶教育的，境界是炉火纯青的。同样是群众的语言，《红楼梦》的语言是洁净的，美丽的，活泼的，温暖的。而我们读起《金瓶梅》来，则像吃了腐败的食品一样，即使这食品曾经有名的厨师烹调，也常常引起心情恶劣厌烦，不能终卷。

当然《金瓶梅》比起《红楼梦》来，更标榜了劝善惩恶的“警世”的目的。但是，作品风格的道德力量，是自然具体的，是潜移默化的，人为的情节布局或是强加的宣言口号，都不能提高它。真正的伟大的作品，几乎都没有任何的装潢的标榜。

因为艺术效果会有这样的不同，有人就把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人格联系起来。对于现实生活，因为作家的思想不同，能够一眼看高，一眼看低。有的作家看到人生的变革向上的力量，看到人物的美好崇高的品质，他努力发扬这些，在他的作品里，很多人物更完善更有生气，他把人生和人物美化了成全了。而在另外作家的笔下，他把人生和人物丑化了破坏了。这种成全和破坏，是就作品的实际效果而言，问题并不在于作家是在赞扬或是在讽刺。

曹雪芹对于人生是依恋的，对于很多人物是同情的。他所以有时忧闷，只是为了探索使得人生更美好的办法，他所以暴露一些坏人物坏性格，只是为了对善良的性格的维护。因此，在他的笔下，人物都是性格化的典型化的，感情的力量是广泛深厚的。这种为人生的热诚，贯彻在全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就使得作品像吸取了全部的有益的雨露的花朵一样，它的风格先是内在的形成了，然后发展到外面，在大自然界占取一个光辉的地位。

风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家的前进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

如果作家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实的、战斗的、积极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长在深山大泽的树木一样，风格必然是奇伟的。否则，即使作家精心修饰，他的作品也不过是像在暖室里陈设的盆景一样。在暴风雨里长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长大的只是家雀。它们的声音是完全不同的。

司马迁和苏子由都说，要游历名山大川，才能提高文字的风格。但是，司马迁文章所以写得好，是因为他掌握了丰富的材料。各地游历，也是为了实地考察，就是进行他说的“网罗旧闻”的工作。他所注意的当然是人物和口碑，不是单纯的山水。在材料和感受融合充实以后，才更发挥了他的思想和感情，形成了他的文章的风格。

所以说，风格虽然也是一个文学修养的问题，但是最主要的是深入生活的问题。如果一个作家抱着战斗的热诚投入生活，真正理解熟悉了同时代的人物，真实地表现了他们，那么，这些人物的高尚的品格，就同时成为作品的高尚的风格了。

我们的生活还很不充实，不从根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