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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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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提出：什么是作家最大的快乐，是不是有痛苦的问题。在今天做一个作家，应该说是最愉快的了。因为有这么多的人爱护和关心这一工作。
我觉得，在报社里当编辑，在学校里当教员，在生活里从事写作，都是一样的。人们所以对作家有些好奇，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写东西的人还不够多。譬如在我们乡下轻易看不到一辆汽车，一旦发现一辆，孩子们都跟在汽车后边跑。在天津的孩子们就不这样。如果我们的作家一旦和大都市的公共汽车一样，人人可坐，大家就认真地知道这种工作的性质了。
写作和做别的工作一样，当你的作品发表了以后，听到别人说：“还不错，对我们有些帮助！”得到了别人的承认和赞许的时候，作家是最愉快的。但在创作的整个过程中，心情是沉重的。也许写作这种工作，感到沉重的时间长，感到轻松的时间短一些吧。当然也有一边写作一边歌唱的时候。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感到很沉重的。
读者对于作品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的，这是当然的。他们希望我们的第二部作品要比第一部作品好。但是写起来，却常常是第二部不如第一部，这就不能尽情地欢畅了。
你们应该养成对一个作家、一篇作品的切实的看法。如果有人给我们介绍一本书，我们要认真地看完，切实地学习，不要只听人家说这本书好，自己没有看，也就跟着说这本书好，人家说这本书坏，也跟着说这本书坏。如果不看，就跟着喊，那就很难从人数上评定这本书的声价了。每篇文章，每一本书，像每一个人一样，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的性格，在这一方面有它的缺点，在那一方面也许有它的长处。我们不能用抽象的尺度去衡量一切的作品，这是不能衡量的。对于一篇作品，应该经过研究讨论，在老师的指导下，吸收对于自己有益的东西。
1954年8月9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左批评右创作论
譬之古人左图右书的读书方式，我建议人们在阅读文艺作品的时候，采取左批评右创作的作法，就是把批评文章和它所批评的那篇（部）创作放在一起，进行一番独立思考的比较、分析、判断。
我想，这对于创作和批评都会是有益的，都可以得到提高。对于欣赏和学习，也可以收到一种实证化验的乐趣。
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怀疑，究竟在这几年里，批评是否粗暴了？以及这种批评是否对创作发生了种种不良的影响——就是所谓障碍？
批评是否可以起障碍的作用？我想是可以的。就其职责来说，简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创作界流行着一种不正确的创作方法，或是在某一作家的创作里，确实已透露着一种不良的倾向，难道能够听其发展，看着它泛滥，而不允许批评家挺身而出，对它加以干涉指责，甚至当头棒喝吗？在泛滥为灾的水流前面，筑起一道障碍，甚至坚壁高垒，这都是应该的。别林斯基对于果戈理的错误倾向，就是这样做的，也没有听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创作界对他发表过什么怨言，更没有人说过他粗暴。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作者竟然说起批评者粗暴来了呢？
我想这并不是因为当代的作者，都害怕批评，忽然都变得脆弱，都成了胆小鬼。因为这确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局外人看得不很清楚，而从事创作的人，却有种种切身的体会。
什么叫切身的体会呢？对于批评家，历史上的大作家们，例如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都发表过一些感想，这些感想，大家都是熟悉的，不必引证。这些大作家也没有一个不衷心地尊崇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批评家，例如鲁迅之于瞿秋白，这也是大家熟悉的。然而，为了说明什么叫做切身的感受，我们还是不妨引证契诃夫对批评家——这当然指的是不好的批评家的一个看法，他说有些批评家对于作家的工作来说，就像正在耕作的马的肚皮上飞拢的虻蝇。
这个比方当然是不够客气的，但是，它确实是契诃夫的亲身的体会，也正如耕作的马，确实有它本身的苦恼一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提倡左批评右创作的理由。有些批评是发表了的，有些批评是直接寄到作者手里的，也有些是由报刊或出版社的编辑部转来的。这中间当然有很多对作者颇有教益的文章，批评者的诚恳热情也是应该长久铭记在心的。但是，在前一二年（这一年来减少了），正当你铺纸濡笔，培养起情绪，准备写作的时候，忽然有一封批评稿件放到了你的桌上，对你的批评是：
“我建议出版机关把这本恶劣到家的书，停止出版！”
“这个作者太无耻了！”
这些话都是来得这么突然，而出版社又限期让你答复这封“读者来信”。冷静些吧，你至少今天不能创作了；再有勇气些吧，意思就是叫你承认自己确实犯有这些错误。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批评界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从创作里摘取一句一段，再加以主观的逻辑，就给作者定下了这个那个的罪名。
有些并不从事创作的同志，都会好心地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读者来信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
它常常并不是群众的意见，而是从来也不理解作品的生活实际，只会板“正确”面孔的个人的武断。在作者这方面，就有了马的苦恼。
现在，有人又在害怕，是不是会又一棍子打死了批评者？
我想创作本身永远不会一棒子打死批评者，因为从各方面考察，创作的武器作用，并不在这一方面。
从事创作的同志，可以提出自己遭遇的事实。在广大的读者方面呢，就是要提倡把批评和创作对照起来看。一经对照，谁是谁非，是否粗暴，就会弄清楚了。如果创作和批评的篇幅都不很长，可以放在一起发表。过去，鲁迅就是采取这个办法的。
这样做，就可以使创作和批评站在平等的地位，而免除多年来的批评好像是在审判，创作好像是在受审的感觉。
这样做，就可以使读者看到耕地的深浅，看到马匹的勤惰，也可以看到批评是在认真地鞭策，还是在肚皮下嗡嗡！
1956年8月13日作者附记：此系旧稿，写于一九五六年，未能发表。运动期间，家中文字荡然，此稿因为一青年友人取去，幸未遗失。运动过后，彼知我爱惜羽毛，将此连同其他一些稿件，送还我手，完整无损。深感保存此等物件之不易，现略加订正，表而出之。目前，文艺界之民主及实事求是作风，提倡甚力，已有成效。此文议论，作为历史经验教训观之可也。
1979年1月底——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进修二题
关于含蓄
为了有助于同志们的艺术进修，我把想到的有关创作的两个问题谈一谈，第一是含蓄。
在文学创作里面，主题当然要很明朗，不能使要表达的思想晦暗。但是我想，文学创作需要有含蓄。所谓含蓄，就是不要一泻无遗，不要节外生枝，不要累赘琐碎，要有剪裁，要给读者留有思考的余地。
目前，在我们的一些创作里面，写一个人痛苦，或写一个人快乐，表现感情的方法好像都差不多，都是很简单的。这种写法，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感情的表现，并不是只有一个方式，就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面，就只有一种表现。柳宗元说：“长歌之哀，过于痛哭；嬉笑之怒，甚于裂眦。”在出土的古书竹简上有一句话：“至乐不笑”。契诃夫有好几次告诉青年作者：写一个人悲哀，应该写他散步，写他吹口哨。
我想，并不是所有从事写作的人，都能体会到感情方面所有的这些具体表现。
有一年，我住在疗养院里，夜晚很寂寞，想听听收音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节目。当我正要关闭收音机的时候，忽然隐隐约约听到一种很细微的声音，这声音一下就吸引了我，赶紧对准，原来是杨虎城将军那位宋秘书的女儿，正在报告她的亲人被杀害的经过。这是一种非常悲痛的声音，也是一种极度控制的、有含蓄的声音。这个女孩子，在那里低声地讲着，简直是如泣如诉地讲着。我立时坐下来，一直收听完毕，热泪盈眶。整整一晚上，感动得不能平静。当时，并非没有更强烈的大声喊叫，或者痛哭流涕的节目，而这位烈士的女儿的声音，只是若隐若现的时候，就那样强烈地震动了我的心。含蓄，必须包括真实的感情在里面。
有一天我看报纸，蠡县有一个生产队长，一个女社员夜晚害了重病，这位队长冒着大雪去给她请大夫。这是平原上很少见的大雪，在回来的路上，医生失足掉在井里面。这位队长立时跳下井去，想救出这位医生，结果自己冻死在井里。
这是一篇很简短的报道，我读它的时候，正是在一天清晨，它深深地感动了我，我向家里的人讲述了这一段事情。
还有一个例子，有一天晚报上登了一段消息，说有一个小孩，支气管里塞上了黄豆，结果被父母当作死孩子，抛掷在荒坟里面，被一个出差的解放军抱走救活了。
以上所举的三个例子，都是很简短的新闻报道或广播节目。这里面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很多文艺上的加工描写。但是我可以说，这些事实，即使被以后的作家演义成一、两万字或者更长的小说，它的感动能力也不一定就能超过原来简短的报道。这是在文学创作上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当然，有的故事拉长了，它的感染力可能增强，但有的故事拉长了，就像多加了水，它的感染力也可能冲淡。
那部《颜氏家训》里说：“凡为文章，犹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就是说写文章应该有节制，应该适可而止，应该有含蓄。我们写文章，常常是怕读者看不明白，要面面俱到；怕批评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在作品里面增加一些解释，这些都是不必要的。对生活了解得愈多的人，他在创作上愈能有节制，有含蓄，凡是生活本钱不大的人，他的文章就容易流于散漫铺张。
语言一例
文学语言，包括好的比喻，有力的生发，美妙的联想和出奇制胜的描写。这些造诣，无疑都是从对人民生活、社会风习，和时代精神的深刻体会和理解得来。
戚蓼生说，曹雪芹的写作之所以“神乎”，是因为：第一，“立意遣词，无一落前人窠臼”；第二，“注彼而写此，目送而手挥”；第三，“似谲而正”。他这些分析，当然还不能完全概括曹雪芹在语言上的技巧，但是他所说明的这些道理，我们应该研究。
在文学上，语言、语法和语气，是有很多变化的，是有很多风格的，越是对于生活了解得多的人，了解得深刻的人，他的语言就越不会简单化。但并不是所有的评论家都能了解这一点。在有些评论家看来，一句话只有一个说法，稍微有所变化，他就感觉奇怪。譬如说，在抗日战争期间，有一篇作品写到有人想给一个女孩子介绍一个八路军做爱人，问：
“你愿意吗？”女孩子说：“我不愿意。”评论家看到这句话，就下结论说，这个女孩子很“落后”。这句话会使人物降低，作者的“世界观”有问题。其实，那个女孩子心里是很爱八路军的。按照这位评论家的方式，这个女孩子一听到有人给她介绍对象，就应该高兴得跳起来，说：“好极了！谢谢你！快带我去找他吧！”这样，评论家就可以鉴定她很进步，形象高大，作品有进步意义。但是在生活里并不是这样。在生活里，一个人的说话、口气，因为当时的心情，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处境，常常是有各式各样的变化的。如果连这一点都不懂，我们还从事什么文学工作？如果连一句话也看不明白，我们还“观”的什么“世界”。当然，在生活里也有“袖里吞棒槌——直出直入”式的语法，但并不能用这个方式概括一切。我下乡的时候，一个女孩子曾经告诉我：“话有百说百解。”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明白了以上这些道理，我们才能领会所谓“似谲而正”，所谓“注彼而写此”这些语言工作上的复杂情况。
附注：以上系一九六四年六月一篇讲稿中的断片，一九六六年冬季散失，今重获之，整理出来，投寄刊物，亦奇遇也。
1978年8月——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六 耕堂文论 创新的准备
从学习中，使我看到，古往今来，凡是有所成就的文学创作，都是经过切实的努力，多方面的修养，在同时代的创作水平上，迈出新的一步，也可以说是在已有的艺术基础上，有所创新。
艺术上的创新，和别的学科上的创新一样，并不是一句空话，也不能单靠主观愿望就能达到。既是艺术，谁不想创新？既是创作，不创新怎么能叫创作？而实际情况，常常与此相反。我们有些作品，常常会不期然而然地陷入一种俗套，不能自拔，甚至甘居中游，停步不进。
因为创新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它比在这里说的空话，要艰难得多。
简单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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