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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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刚：我在《孙犁创作散论》里边曾谈到，您在内心深处还是关心政治的。因为政治和人民的命运休戚相关，我在书里说，像您这样的作家，不可能不关心人生，因而也不可能不关心政治。有篇文章说，作家之从事文学事业，就好像“飞蛾扑火”，有一种力量吸引他，他专注于文学是可以理解的。夸张点说，他将整个的生活和生命都投入了文学，大概他也不去考虑别的了。

孙犁：白乐天，“兼济天下”时，能写诗，“独善其身”时，也能写诗。我们不能和他相比，能做到独善其身，就算不错了。过去，我是很少用“小人”、“君子”这种词儿，现在写文章有时候也用了，你说这是儒家的什么也可以。古人有所谓鸿鹄之志，我们也不能高攀的。但出处的选择，还是应该有的，鸿鹄如果长期与鸡鹜为伍，终日与之争食、争宿，那它的高志也就降低为鸡鹜之志了。对于人生，对于社会，不像过去想得那么天真了。这种感情，在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发生，在解放战争期间，也没有发生，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感情强烈了一些。有时候写文章就控制不住。人家说我现在变了。或者是笔法变了，我自己也克制这些。主要是我感觉到，现在写文章没有什么用处。

郭志刚：还是有用处的。

孙犁：社会风气的形成，谁都很难说，究竟是怎么形成的，究竟向哪方面发展，究竟怎么才能收拾、改变。

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我在青年时期，我父亲开始也是净找那些老先生，给我讲一点什么东西。后来，到了学校里，也有一些老先生，引导着我们读一些旧书。但那个时候，我主要的是读新书，那个时候，革命的书，革命的小说，最能吸引青年学生。我在中学里，写的文言文也还可以，我们有个老师叫孙念希，是华北有名的古文家。这个人是做官的，给一些要人当秘书长。他在我们学校里教过一个时期国文。

郭志刚：“育德”？

孙犁：嗯，“育德”。他是蠡县人，那是高中，他教了我们大概有两年，我都是写文言文，他还说是写得不错的。但是，那个时候，我主要是读新书，你大概从文章里都能看到。从我病了以后，新书就读得少了，从病了以后，我就开始买旧书，你看，在我吃饭的那屋里，两个大柜子里边，全部是这个。有几柜子线装书。我买来呢，就得翻一翻，买以前，得查一查这书是什么内容，我也增加了一些版本的知识，关于那些作者，他的传记，书的提要，也得读几篇。弄了好多年，把时间消耗在这上面，从读新书到读旧书，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我看历史上，特别是从五四以后，走这个路的人很多。这也可能是一种倒退，也可以说是复古，也可以说是一种没落，也可以说是什么别的，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没有上过大学，对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还是有好处的。“文化大革命”以前，有人就说，孙犁已经埋在故纸堆里了。

郭志刚：您写了这么多文章，把古书翻出新意来啦。

孙犁：现在大家又在那里批儒，“文化大革命”时叫什么？

郭志刚：叫做“批儒评法”。

孙犁：对，现在我看又在那批儒，要建立什么新的儒学。

郭志刚：有这个说法。

孙犁：我说，你不管是新儒学吧，旧儒学吧，中国这些旧的文化，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一点都不懂，会闹笑话的。现在，笑话已经不少。我也是极力避免闹笑话，我老了，写“读书记”的时候，我是查了又查，翻了又翻，年代呀、姓名呀，有时候容易记错。

所以，我对人说，你看我写“读书记”好像省劲，创作，我坐在那儿，脑子里有什么我就在那儿写了，“读书记”我得一个劲儿翻书，不定翻几遍，我才能写成一篇。我没上过大学，没受过科班训练，有时也出个别的差错。现在我写了这种文章，都是在《天津日报》发表，我可以自己校对，可以纠正一些东西。这几年写的“读书记”很不少。新书是读得少了，也很少看这几年介绍的文艺思想。弗洛伊德，在三十年代，我就读过一些。那天，我看胡适给董康日记写的序，那是民国十九年，里边就提到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早就介绍到中国来了，胡秋原编的读书杂志，也介绍过。

为什么在过去吹不起来呢？那和时代有关系。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你吹这个，是吹不起来的，不是没人想吹，这个风刮不起来，青年人不接受这个，正像现在青年人不接受我们当年接受的那些东西一样。现在它就可以成为一个思潮，成为大家认为是了不起的东西。我那次跟吴泰昌的谈话，也谈到过弗洛伊德。我说，弗洛伊德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吗？现在我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什么东西谈得太过头了，就没什么意思。你在会场上认识一个傅正谷，是吧？

郭志刚：对。

孙犁：他经常买这些书。有时我说，正谷，你最近买什么书啦？你到书店里去了吗？有什么新书啊？他有时跟我念叨念叨，我才知道，现在又翻译过来一些什么书。翻译一些书比不翻译好，大家读一读。现在强调这些东西，说句老话，有社会根源。

郭志刚：傅正谷同志在会上发言，好像讲到这个意思，他说，他准备写一篇文章，叫做《孙犁同志和梦》呢，还是《孙犁同志和弗洛伊德》？

孙犁：因为他正在写关于梦的东西，他也想给我来一篇。

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苦闷的象征》，就完全是弗洛伊德，也可以说是发挥，早就介绍过来了，这两本书，我还很爱读，我在中学里就读了。

鲁迅翻译过来了，丰子恺也译了一本。但是，鲁迅先生翻译了，他也不强调弗洛伊德，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读书界、知识界、文化界都不是这个气候。那时候都是马克思主义，别的吹不起来。所以，哪一个时期，读什么书，是一种思潮，青年人的一种心理，一种要求，都和政治思想有关系。一个时代，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他的遭遇，他的喜剧和悲剧，都和政治有关系。

郭志刚：孙犁同志，刚才您说，您是从读新书到旧书，五六年生病以后，就读旧书，当时具体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可能是读旧书适于养病，带有一些消遣，解闷儿的性质。我想，不会完全是这个吧，您是不是有些别的想法呢？

孙犁：我养病回来，已经是六○年了，回来才大批地买书。当时，有点稿费，我又不好买别的东西，我从小就好买书，过去没有钱，现在钱比较方便了，我没别的用途，不买房子，不买地。田间劝我在北京买一所宅子，他们都买了，很便宜。那个时候，北京呵，几千块钱就可以买个四合院，我跟老伴商量，老伴说，无论如何不买房。因为家里的房，土改时分给贫农团了，盖了多年都给拆了，她伤心啦。我就各地方去邮购书，除了在天津逛旧书摊儿，南京啊，上海啊，苏州啊，北京啊，各地方去要目录，要了我就圈上圈，寄回去，它就给我寄书来。我那个台阶上，每天邮政局给我送一大包、一大包的旧书。当时的想法，我在文章里说是要想当藏书家，想当藏书家，好像是当时的一种兴趣，不是对于新的文学失望，或者是对什么有一种幻灭感。

郭志刚：不会。

孙犁：不会是这个。当时情况，也不像“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样，可能就是要藏书，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

鲁迅说过，古书这个东西能把你陷进去。因为它那里浩如烟海，今天买了这个，明天又想买那个，买了很多没用的书。因为有用的书，人家早买去了，目录上剩下的没人要。我在那上边选择，也买不到什么珍贵的版本，花的钱也很不少。所以，关于历史的，关于哲学的，甚至于关于农业的，关于书法的，都有很多。也没有很好地看，弄了好多年这个。

“文化大革命”就停止了。我也出不去了，现在古旧书店里也没有货了，也没有好书了，有一点都非常贵，一般的线装书，现在一本就是好几块钱，都是影印的，拿线一穿，就是好几块钱，买不起，也不想买了。除非我写什么文章，我才找出书来，不然，我也很少看了。

郭志刚：藏书家往往是这样。买了书，他就在那预备着，用的时候方便。您的读书记，我看精力占了很多，也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可能是跟人生的经验、阅历有关系。您的看法往往是非常新颖的，跟现实联系也很紧。您这些年写的，我没有都读，您前些年写的，我倒是都读了，“文集”里的我都读了。

孙犁：在日常生活方面，我好像也多少写过。我这个人，现在显得很琐碎，很固执，有点吝啬。我的确是什么东西都不愿意糟踏。这回搬家，孩子们说，破破烂烂的，就不要搬到新房间里了。结果，整个又过来了，破衣服、破鞋、破袜子，全部带过来了，到这边也没有扔，又收起来了。我有很多稿纸，有一回，我还叫晓明拿回去好多，我说，我用不了那么多稿纸。我老是裁废纸条子，写东西、写信都是用那个。看见白纸就弄下来，放在写字台上边了。

郭志刚：这不是吝啬。

孙犁：我跟家里人说，我是个穷学生出身，我过的那生活，从学生，到当个小职员，到当个小学教员，我那收入，是微不足道的，我还要买书，还要给家里一部分。我从小养成这个生活习惯。在战争期间，困难就更多了。我说，这很难改。我看见别人糟踏东西呀，心里就很别扭。直到现在，我铺的一个褥子，是我母亲铺过的，小孩们不要，给我扔过来了。

我也不说这是一种好的品德，我觉得就是琐碎、固执，不开拓，啊？

郭志刚：您自己这样说。

孙犁：人家都那么说，孙犁这个人很难处，谁跟他在一块儿，也待不长，造成这么一个印象，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时，有些传言。我觉得，有别扭之处，也不完全是那样子。譬如，晓明，他要是不经常往我这儿跑呢，他对我也不了解，可能听见人们传说，就认为我是那么一个人。实际接触多了，也不完全是那样子。我倒是孤僻，这一点，我自己承认。现在，我的确是不愿意多接触人，朋友们来了，我也比较冷淡，就是不那么热情。我们也算熟了，你也会有这种感觉，不愿意接触人，不愿意追逐。康濯的爱人来了，她叫王勉思，她要在我这儿吃饭，我说，勉思，咱们买两毛钱的肉，吃饺子吧。那是前几年的事，现在两毛钱根本不卖给你，勉思回去说，老孙叫我吃两毛钱的肉饺子。康濯也是，我们算是最熟了，有一回，他跟我老伴说：“今天好了，留我吃饭了。”我很少留人吃饭。

郭志刚：可以理解。这些跟您的文章、为人，倒是满一致的，无可厚非。人有各种各样。假如换一种方式呢，可能我们读到的就不是现在的孙犁的文章了。

孙犁：天津有个叫克明的，有一回，我留他吃碗面条儿。

他说，相交这么些年，孙犁同志就请我吃过一顿面条儿。生活上，我现在的确是很少想，也没有什么欲望，可能是老了，不想再弄点什么名堂，或留些什么身后的名。年轻的时候，人家写一篇评论文章，里边有些不适宜的话，我心里还不大高兴。现在你把我写成什么样子都没关系。我都不会责怪你。可能是人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就是这么一种状态。

张同志在这儿待了那么几年，走了以后，我的确也写了有关她的故事，但是我对于她，并没有恶意。我觉得，她走那也是应该的，我并不责怪她，你看了我写的那个《幻觉》，是吧？在当时，人家有人家的想法。我还有一篇文章没有发表，在人民日报放着，题目叫《续弦》，回头你看一看，那篇小说可能还有点意思。我对她没有恶感，想起来，也是各有好处，各有缺点吧。有些人认为，孙犁很重感情，这样大的打击，好像受不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这都是人生可能遇到的事情，我也不把它看得那么重。一生吧，我们不能比拟什么伟大的人物，就是我这个平凡的人，也遇到过洪水，差点把我冲到河里去，遭到灭顶之灾。几次炸弹没有炸死，枪子儿在身边跑的那就更多，“文化大革命”，几次想自杀都没有死成。这也不是什么悲剧。作为一个人，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走过来，他要遇见激流，遇见漩涡，遇见礁石。总而言之是走过来了，这就算命大。所以，一切事情，我都看得很淡，对于儿女们呢，我也不看得那么重，就像司马迁对朋友说的。总而言之，我目前的状态，在别人看来，是孤独寂寞，我自己还没有什么太寂寞的感觉。我只要写起文章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写文章。你不叫我干别的可以，写文章好像对我很有用处。但我和我的文章，毕竟是像一片经过严霜的秋叶，它正在空中盘旋。人们或许仍在欣赏它的什么，飘落大地，化为泥土，才是它的归宿。

郭志刚：这是您的修养。孙犁同志，您跟那些老朋友，现在还来往吗？来往还多吗？

孙犁：也没有多少人了，天津的老人们，有来往的就三、五个人了，那天参加会的两个老头陈洁民、孙五川，都是老朋友。这几年陆续地死了一些，外地的这几年联系也少。写信也少了。我认识人并不少，文艺界老一代的，年轻时，曾整天在一块儿。

郭志刚：跟舒群同志有来往吧？

孙犁：有时候，捎个信儿什么的。我这个人是这样，多么要好的朋友，也不是经常地、热烈地去接近。就是老领导，我也很少给他们写信，我也很少给他们赠书。周扬同志看到我的“文集”，说，你写了这么多辅导文章，过去我不知道。

郭志刚：从您跟丁玲同志的通信看，您对丁玲同志是比较敬仰的。

孙犁：丁玲这个人，好交朋友，她好联系人。

郭志刚：舒群同志，我是从您写的文章里面看到的。还有朱寨同志，他说，他听过您讲《红楼梦》，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还说您比同时代作家，受社会科学，受文艺理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