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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7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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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有印象，他是文学系的，那时候，一块儿在“鲁艺”，因为就那么几个人，我都记得。
郭志刚：跟何其芳……
孙犁：都在一排山上，但我很少到人家去；人家也不常跟我说话。我对人都是很尊重的，直到现在，提起过去的一些老同志，譬如，我写的《关于丁玲》那篇文章里，我说，严文井同志曾经带着我和邵子南，去听周恩来同志的报告。严文井同志看到那篇文章，马上给舒群同志打电话，他很高兴。我对于过去的一些同志，一些战友，或者稍微年岁大一些的，我都是很尊重的。我觉得，不管别人对我怎么看，我在文艺界，没有对不起朋友。我一生作文，像个散兵。我从来没有依附过什么人，也没有拉拢过什么人。我觉得，我没有必要那样去做。
我从小就有些孤僻，我在老家的时候，我那老伴就说，来了人呢，他要不就洗手绢呀，要不就是找什么东西呀，总是不能很好地坐在那儿，和人对着面地说话。我不好凑热闹，好往背静的地方走。
当年，举国若狂，争先恐后往大寨、小靳庄参观，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也不想去。我现在的身体，也还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一说话，声音特别大，是教书练出来的，我那时教书，是在大席棚里，五、六百人坐着小板凳，我要喊到后边那一排也能听见。还有就是走路，直到现在，人们都说我走得很快，是抗日战争走出来的。一切还算是不错的。
郭志刚：您谈的这些，对我非常宝贵，如果能多有几次这样的谈话就好了。
孙犁：我还是希望你多读我的作品——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文林谈屑（一）
电报约稿
随着现代化的进展，现在有不少刊物，用电报约稿了。本来也没有那么急，写封信也可以办事，却常常拍电报。甚至刊物还没有创刊，就用电报把办刊宗旨、编辑条例等等，用一二百字，甚至五六百字的电文，拍给作者。
有人说，这样做，一方面表示隆重，作者受此隆重待遇，必有感动，感动之后，必有佳作。另外，也表示刊物仪态大方，不怕花钱。
电报约稿，在别人那里发生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在我这里得到的反映，却不太理想。
我们这里送电报，不知为什么都集中在晚上八点半以后。
八点半以后这个时间，对一般职工来说，当然不能说是太晚，可能一家人正在围桌吃饭，电报送来，送接都比较方便。但我是有病又上了年岁的人，八点钟我就上床睡下了。正睡的迷迷糊糊，先是院里大声传呼，然后是通通敲门砸窗，邻居惊扰，鸡犬不宁。又加上我是一人孤处，家无应门三尺童子，披衣起床，开灯找图章，踉跄跑出，既怕跌倒，又怕感冒。送报人走了以后，好久安静不下来，甚至失眠半夜。这样一来，心里先有三分反感，写稿的事情，就受了影响。
我觉得现在的刊物，主要是提高编辑质量和校对印刷质量。如果刊物的内容空洞，编校不负责任，出版拖期，只是在约稿上现代化，其作用是一定有限的。
小说名目
目前，小说的名目，越来越小了。有小小说、短小说、袖珍小说、一分钟小说、微型小说等等。小说的名目越来越小，而短篇小说仍是越来越长，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只是在名目上打转儿，并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何况这种做法，是一种退却的，甚至是全线崩溃的做法呢！骛名者，必寡实，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同样。
我们的习惯，是立一个新名目，还要找到一个旧根据。例如微型小说，现在就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找到了不少根据，证明古已有之。是的，给微型小说找祖先，在中国古典文库中，是俯拾皆是的。虽然实质上并不一定相同。比起前些日子给意识流小说找中国祖先，总是容易得多了。硬拉中国古旧小说，称之为中国早已有之的意识流。那确是很牵强附会的。
问题当然不在于有没有中国祖先，有用的东西，纯属舶来之品，有何不好呢？我们不是都在用着吗？
立了这么多短小的名目，短篇小说的长风，并没有刹住，于是有人就主张再建立一种“中短篇”的小说形式，不知试验成功了没有？
长者自长，短者自短，并存也可。这都是就形式讲话。其实，长短并不在名目，而在生活内容。生活内容空虚者，其作品必长。因为他没有实质的东西，必须去现编故事，故事又须编得圆满、热闹，自然就长起来了。反之，有生活根柢的人，他的作品必短。因为他须从丰富的积累中，选择其最有意义，最有表现力的部分。
如果没有生活的实质，只叫他往短里写，形式虽然微型了，其内含也就濒于无形了。
1982年6月19日晚
自然生态
自然生态之奥秘，现所知者虽甚少，莫能究其终极，然表现于生物者，其复杂微妙，已使人瞠目结舌。一物之生，必有依附。有促进其生长者，有破坏其生长者。有貌似促进，而实际破坏者；有表面对其有害，而实际对其有益者。有道有魔，道魔相生相克，形成壮丽的大自然，奇异层出，仪态万千。
文坛亦小自然也，亦有其自然生态。一个作家，如是一株植物，则根生于土壤，吐纳为氧氮。在它周围，或者在它身上，有蜂蝶、有虫蚁、有细菌。有风、有雨、有雹。有养护、有践踏、有修剪、有摧折。如系动物，则虎前必有伥，腥膻者，必有蝇飞蚁附。千年万年，都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过《红楼梦》，贾政身边有几位清客。他这几位清客，和《金瓶梅》里西门庆身边的帮闲，大不相同，然其生活方式、生存目的则一样。贾政当然算不上一个作家，但他确是一个权威。在他那个文坛上，总是由他拍板算数的。
清客在旧社会，是一种行业，并不是人人都干得来的。他要有一定的政治嗅觉，知道该到谁家去，不该到谁家去。要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还要有一定的专长。其中有的人，如果努力发展他的专长，也可以自立成家，不再当清客。但多数人就以此业，了此一生。
除去文化修养，他还要有社会经验。特别要懂得人情世故，其中主要一点，就是拍马捧场。
贾宝玉在大观园吟诗题匾那一段，就充分表现了清客这一行的真正功夫。每一发言，都要看贾政的脸色，还要照顾到宝玉的情绪。在老权威和青年作家中间，折中迎合，两方面得其欢心，这是很不容易的。
清客一途，其鼎盛时期，随着八旗子弟的消亡而消亡了。
但随着新势力的兴起，有些人又复活了。在文坛上，这种人也是不可少的，也属于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想叫他不活动，是不可能的，也不一定是有利的。
但在这些人的包围之下，主人是要保持清醒头脑的。因为，凡是清客，都是走家串户的，并非专主一家。他到甲家，则为甲家之清客；到乙家，则又为乙家之清客。在你这里，说的是一番语言；在别处，说的就又是另一番语言了。
1982年6月20日晨
文字疏忽
近日，在一家地方报纸上，看到把程伟元，排印成了程伟之，这可能是排错了，校对和编辑，对这个人名生疏，看不出错来。又在一家地方出版的文艺理论小报上，看到把章太炎的名，排印成了“炳鹿”，赫然在目，大吃一惊。一转念，这也无需大惊小怪，编辑不知道章太炎名炳麟，在当今之世，实乃平常。又在一家销路很广专为文学青年办的杂志上，看到把一句古诗“乐莫乐兮新相知”，排印为“禾莫禾兮渐渐相知”，初看甚费解，特别是“渐渐”二字。后来一想，这很可能是原稿的字不好辨认，因此把乐排成了禾苗的禾。但既是一句诗，本来是七个字，现在排成“渐渐相知”，明显地成了八个字，就没有引起编辑同志的注意吗？又听说，这家刊物有会签制度，即一篇稿件，要经过众多的编辑人员“会签”意见，发生了这样重大的错误，怎么也看不到个更正呢？（可能要有更正，笔者尚未见到。）
总之，现在印刷品上错误太多了，充分表现了常识的缺乏。青年人从这种刊物上，得到一点知识，先入为主，以后永远记着章太炎名“炳鹿”，岂不是贻误后生吗？
当然，在有些人看来，这都是芝麻粒小事。知道章太炎名炳麟，不一定就会升官晋爵，不知道，也许会官运亨通。当然读书和做官，是两回事，不读书，照样可以做官，甚至可以当刘项。但当编辑，也是如此吗？可能，可能。因为编辑还可以升组长，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主编，主编，官阶在眼前，正是无止境呢！把精力时间，用在读书上对前程有利，还是用在拉拢关系上和培植私人势力上有利，有些人的取舍，是会大不相同的。因此，刊物也只好编成这个样儿了，销路日见下降，自有国家填补，自己的官阶，可是要一步步登上去，不能稍有疏忽的。
有些人确实对文字疏忽大意，对宦途和官级斤斤计较，甚至“盯”和“瞪”两个字的含义也分不清，而历任“编辑部具体负责人”、“编辑部主任”之职，平日如何看稿，就可想而知了。
1982年12月30日下午
刊物面目
我还记得，在十年动乱后期，作为门面，“四人帮”在各地恢复了文艺刊物，名称一律是文艺之上，冠以地名。封面、版式、内容，都是清一色的，排列在报刊架上，整齐划一，而一本一本翻过，实在没有不同特点的新鲜内容。
“四人帮”倒台以后，各省市的大批判组、创评组之类的名义取消，刊物也逐渐改易了一些名字，或以名胜，或以花朵，看来是有些差异了，但是版式大小，内容编排，还是有划一之感。在文章编排上，一般都是四大类：小说、散文、诗歌、评论。各有固定地位，固定页码，固定负责人，编辑部成为一种割据之势。当然作品的内容和“四人帮”时期，已有很大差异，但如果永远保持这样一种“千刊一面”的状态，也有些和刊头经常呼喊的“革新”、“创新”的口号，不大协调。考其原因，是刊物的名称虽换，而编辑部的体制，则仍是钟梗灰疲砻参锤摹Ｐ鲁龅拇笮臀囊湛铮缢驴⑷驴啵诎媸奖嗯派希灿姓庵址抡招惺碌南窒蟆�
文章题目
近年读文章，姑无论对内容，如何评价，对文章题目，却常常有互相因袭的感觉。例如杂文，几乎每天可以看到“从……谈起”这样的题目，散文则常常看到“……风情”之类。
最后一个时期，小说则多“哼、哈、啊、哦”语助之辞的题目，真可说是“红帽哼来黑帽啊，知县老爷看梅花”，有些大杀风景之感。当然，文章好坏，应从内容求之，不能只看题目，但如果“千文一题”，也有违创新、突破之义吧？
曹雪芹写了一部小说，翻来覆去想了那么多的题目，列之篇首，各有千秋，使人深思，不忍舍去。我们既然“创造”出来一篇作品，何不再费些功夫，创造个与前人不同的题目，反而去模仿别人已经用过的甚至用滥的题式呢？
当然，我们过去在政治生活中，曾有过人云亦云，顺杆爬，踩着别人脚印走的时期；在经济生活中，也曾有过吃大锅饭，穿一色衣服的时期。但这些随大流的思想，不能应用于今天的文化，今天的创作。其理甚明，就无须再说了。
1983年1月5日下午新的一年试笔
评论家的妙语
凡是有记忆能力的人，凡是关心文坛事业的人，都能记得，这些年，在一些评论家的笔下，赞扬了多少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他们笔下，经常使用的赞美词，是创造了某种典型，某种英雄人物，和某一方面的史诗，或者客气一点说，历史的画卷。典型、史诗、画卷，差不多可以从每一篇文学评论中看到。在我们的印象里，小说创作，典型人物到处是，史诗画卷，毫无疑问地汗牛充栋了。
可是，今天读了一位评论家对小说创作的估计，却用的是：“呼唤史诗的时候已经到来”——这样带有保留性的词儿。
这是怎么一回事？前此所说的那些史诗，都不算数了吗？
只是到了呼唤的时候。呼唤史诗和肯定了那么多史诗，相差远矣。而呼唤是很难保证的。可以一呼即出，也可以千呼万唤始出，也可以呼而不应，始终不出。
这种带有保留的提法，究竟比那些胡吹乱捧，慎重可靠得多了。这样提，也不一定就产生悲观的结果。正像胡吹乱捧不一定能产生乐观的结果一样。因为一部长篇小说，能否成为史诗，并不是一位评论家或几位评论家，一呼即出，一言可定的。史诗要出来，也不一定等人呼唤。你呼唤它，它也许出不来，你不呼唤它，它也许就出来了。总而言之，出现一部真正的史诗，像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文学典型一样，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事，也不是评论家随心所欲的事，而是时代和社会的推动，作家认真努力的结果。
作品不是史诗，怎样吹，有多少人吹，也吹不成史诗。或者当了几年“史诗”，又被人们忘记了，这算什么史诗？典型人物，也是如此。
评论家拿着“典型人物”、“史诗”，去送给作家，好像也不费什么力气，又不花钱。其实这种作法，不只无助于典型、史诗的到来，反而会阻碍典型、史诗的产生。
因为稍有文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部史诗的产生，谈何容易？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所谓史诗也者，也是屈指可数的。
对评论家来说，给作家指出些切实可行的路，对作品说些实事求是的话，比站在高处，吹大话，瞎指挥要好得多。对作品乱加封号，只能助长作家的轻浮，于创作是不利的。对作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要下一番苦功。这样评论家再去呼唤，就有些把握了。
“复杂的性格”论
有一种理论，把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提到了最高度，可以说是有了复杂化，就有了小说创作的一切。
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我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是：既是典型，就是有一定范畴的型。既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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