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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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理论，把人物性格的复杂化，提到了最高度，可以说是有了复杂化，就有了小说创作的一切。

这种理论，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我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是：既是典型，就是有一定范畴的型。既是有一定范畴的型，就是比较单纯的、固定的、不同于别人的型。

我们无妨举些例证。比如说贾宝玉，这是大家公认的典型人物，他的性格，就是贾宝玉的型，它有什么复杂性呢？林黛玉的性格，也是如此。如果在林黛玉的性格以外，再加薛宝钗的性格，王熙凤的性格，这样复杂是复杂了，那这三个人物又如何区别呢？又何以能称得起典型性格呢？你的性格也复杂，他的性格也复杂，那不成了性格的大锅饭吗？

按照这种理论的含义，可以认为他指的是：凡是人，性格中既有善，亦有恶；既有美，亦有丑；既有英雄，亦有鄙卑；既有慷慨，亦有自私。只有这样，才叫复杂，才是真正的典型。这种理论，能够成立吗？能够向青年作家推荐吗？

这种理论，我虽是第一次系统地看到，它的出现，实际已经有好几年了。在它出现的时候，正是一些人忽视现实生活对文艺创作的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有些青年，认为只凭主观想象，也可以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也可以塑造出成功的典型。有这种想法，又碰上了这种理论，于是凭空设想，把人物写得很复杂。这种复杂，当然不是根源于现实，而是随心所欲，剪贴拼凑而成。都是沿着亦好亦坏，亦英雄亦不英雄的路子去写。一时文坛上出现了那么多反现实主义的作品，甚至是有害的作品。

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强调现实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了，仍然强调这样一种理论，不是很大的矛盾吗？

因为，人为的简单化固然可以产生概念化的作品；人为的复杂化，同样也会产生概念化的作品我读过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在他们把人物写得单纯一些的时候，我觉得是真实可爱的，在他们着意把人物复杂化的时候，他们的作品失败了。

所谓典型，其特征，并不在于复杂或是简单，而是在于真实、丰满、完整、统一。复杂而不统一，不能叫做典型，只能叫做分裂。而性格的分裂，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是小说创作上，都是不足取的，应该引以为戒的。

所谓复杂，应该指生活本身，人物的遭逢，人物的感情等等而言，不能指性格而言。在这一方面，过多立论，不只违反生活的现实，对创作也是不利的。

1983年1月29日下午

名山事业

自从司马迁说，要把自己的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以来，文学事业与名山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虽然司马迁并没有把所作《史记》，真的送到名山去埋藏。他的作品，以其特殊的成就，没有等到他死，就流传开了，而且一直流传下来，成为人人必读之书。

唐朝的白居易鉴于文人的事业，常常被兵火所消失，他在生前把自己的诗文编辑好，抄写五部，分送五大名山，藏于五大名寺。真有效果，他的集子，完完整整地流传下来了，未失一字。白居易一定含笑于九泉，庆祝自己措施的得当。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是逃到深山里，读书并写作的。他潜心读书，然后写出心得，发挥自己的思想和见解。他的著作，细密而精到，是只有在深山之中，断绝一切尘念，才能写出来的。

《红楼梦》据说也是在北京西山写出来的。

看来，山和文学，确实有一种美好姻缘，就像它和水的关系一样，在互相呼应着，在互相促进着。

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一辈人的文章，也是在山里写出来的，虽然那里说不上是名山，我们的作品，也说不上是名文。

近年来，各个出版社，各个杂志社，如果所在省、市，有名山名水，每逢适当季节（庐山、海滨则宜夏，岭南则宜冬），总是约请各地名流作家，到那里集会十天半月，一方面是尽地主之谊，另一方面，是请作家们给出版社或刊物，写些稿子。作家们或单身、或携眷到达之后，居停于宾馆别墅，徜徉于名胜古迹，杯酒交欢，吟风弄月，自有一番盛况。开支多少，所得几何，因未曾主持过，也未曾恭逢其盛，不得而知。但从透露出来的消息看，稿件是没有多少收获的。作家们游的谈的虽然很热烈，临散会，顶多交一篇游记或即兴诗，就飘然下山去了。当然，长线钓大鱼。既有此番情谊，以后也许寄个中篇小说来，也说不定。

还要摄影留念，其镜头焦点，多集中到一些女性新秀的身上。

宾馆文学

刊物没有像样的头条稿件，就从外省外市，约请一位当前很红的作家来，把他请进当地高级宾馆，开一个房间，日供三餐美食烟茶水果，为刊物创作“头条”。交卷之后，并在宾馆门口，摄影留念，特别把高级宾馆的牌子，也收入镜头。

以作此番写作的纪念。

因为没有被人请去过，所编刊物，本小利薄，也没有到外埠请过名人，所以此中滋味，不得而知。

现在一些作家的居住条件差，也是知道一些的。但高级宾馆，就那么适于创作吗？想来也不尽然。姑不论，宾馆之内，人来人往；食堂之内，乱乱哄哄。加上身为客人，人生地疏，如果是我，虽有沙发软床，华灯地毯，也是安不下心来的。

当然，听说还有一种特别高级的宾馆，那里面是花木满园，闲人免进，远离市廛，鸦雀无声，最适宜于构思。这种仙境，因为未得亲见，不能揣摩，每天要花费多少钱，所写出的文稿，能否抵消得过姑且不论。如果是个乡土作家，一进这种所在，不是要成为刘姥姥，还能写出东西来吗？

曹雪芹曰：茅椽蓬牖，绳床瓦灶，未能妨我襟怀。可见，创作贵有襟怀，有之虽绳床瓦灶，也无妨文思泉涌；无之，虽金殿皇宫，也无济于事的。

有的刊物，等而下之，小气些，他们把当地的业余作者，集中在一家不怎么样的招待所里，限期叫他们写出“头条小说”。这简直是采取科场制度，成心叫业余作者受罪了。

但如果有人真的写出了成功之作，刊在了头条，一炮打响，随即获奖，一举成名，那又怎么说呢？那就让我们高呼宾馆文学的胜利吧！

1983年3月18日午后

运动文学与揣摩小说

我看过一部小说的提纲，主人公是一位“识时务”的女人，最早的丈夫是一个反动军人，革命到来，她立刻改嫁一个革命军人。反右时，他的丈夫遭难，她改嫁一个左派。“文化大革命”时，她改嫁一个造反派，随后又改嫁一个什么派。

作者把她叫做运动夫人，一生处于不败之地。

但听说这小说终于没有写成，因为作者虽对社会人情有所感慨，他自己并没有多少这方面的实际体验。另外这种设想，也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一个女人的时光有限，多么好的如花美眷，也逃不脱似水流年。她的一生，也只能运动两次到三次，再多就不好找对象了。

他的小说虽然没有写成，却使我想到：近几十年来，在文学作品中，也有一种类似“运动”的情况。

应该申明：在革命历程中，文学作品为宣传服务，平心而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更是不可厚非的。每一个革命时期，每一个革命任务的执行，有些及时的短小的文艺作品加以配合，是理所当然的。这里指的不是这种文艺作品。

这里指的是：作者本来对革命也没有多大热情，对革命的理论和实际，也没有多少理解和实践。他只是为了解脱自己当时的处境，想得到一种飞升，随即揣摩上面的意旨，领会当前的形势，连夜赶制长篇小说，企图一炮打响，一举成名。这种作者的功夫，主要不在艺术，而在揣摩。他的文学修养，也只是读过几本甚至几篇小说，特别是革命历程和本国大同小异的那些国家的小说。记住一些小说程式，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然后加以融会贯通，使之洋为中用。

这种小说的生产，众所周知，主要是为了“爆炸”，所以他特别注意的是政治上的应时。而政治有时是讲究实用的，这种小说的出现，如果弄对了题，是很可以轰动一时的。

这种小说，成功以后，还经常伴随着一阵庸俗的社会学：

有真人真事作根据呀，时代突出的典型呀，到所写地点参观访问呀，找模特儿听取先进经验呀，顿时举国若狂，像大寨和小靳庄当年造成的声势一样。

因为这种小说，其产生并非根据现实生活，艺术上更没有经得起推敲的素质，不过是应合时尚的中彩之作，所以时间不长，就被证明不是那么回事。从它那里吸取的经验，不只不先进，而且用不上，用上就坏事。热闹一阵也就完事了。

人们对文艺毕竟是宽容的，不像对大寨经验、小靳庄经验那么认真。作者名利双收之后，却以为这毕竟是一条成功之路，就又去揣摩新的应时的主题去了。

这种小说，就可以叫做“运动文学”。

最早的运动小说，基调多是歌颂，人物多是英雄。“四人帮”时期，登峰造极，英雄人物达到不食人间烟火、毫无个人私欲的程度。最近一个时间，则伴有揭露，或以揭露为基调。人物性格变得复杂化，具备各种情欲，特别是性方面的情欲。但总起来说是个“正派人”，他所反对的不过是那些顽固保守势力。

这可以说是运动小说的第二次运动。但运动来运动去，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四人帮”时代的小说模式，虽然已经改头换面，而其主题先行一点，确实已经借尸还魂。但这一情况，实际也是运动小说“成功”的契机。

揣摩小说，谈不上什么现实主义，这一方面的有为之士，也很少谈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反映现实的。而揣摩小说是空中楼阁，是拆烂现实，装潢的西洋镜。

揣摩政治气候的小说，站不住脚，紧跟政治形势的作品，也常常以失败告终。我有一个朋友，他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最初的主题是写反右，形势一变，随之改为反左。形势又变，又恢复反右。改来改去，终于把一部小说，改得没有东西了。

以上，并非忽视政治。政治对现实生活，影响巨大。文学作品只能反映现实生活中已经受到的政治影响，而不能把自己对政治的揣摩，罩在生活的上面，冒充现实。

然而，运动小说，还是会运动下去的。

1983年4月2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文林谈屑（二）

一

前不久，见到一家报纸，登了启事。大意是说，他们的报纸，是作协的机关刊物，领有该处主管部门的出版许可证，却被某省邮局，列入非法小报，予以没收，为此提出抗议。看后哑然失笑。因为这家理论刊物，理论登得不多，却接连不断登载“通俗小说”，这些小说给我的印象，并不大好。邮局扣留，也算是事出有因吧。

作协办的，有许可证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大报”。

二

有的文学刊物，改名不到一年，又要改换名称了。去年，刊物换名之风甚盛，一般是换为“某某小说”或“小说某某”。那时小说的销路好些。有的刊物初改名，销路确是上去了千把份，但不到几期，就又掉回原数。如质量不提高，改头换面，究竟不是长远办法。而改来改去，尤其不像话，有失体面。什么买卖，也得讲究货真价实，只换门脸招牌，解决不了问题。

三

据说，在“通俗小说”中，“公安小说”，销路一直不错。

有几家这样的刊物，生意兴隆，主办的人，也兴致勃勃。这种小说，古时称做公案小说，外国叫做侦探小说。当前有的叫案例小说，侦破小说，法制小说，其中都有犯罪行为，而以桃色案件为多。

有一家这样的刊物，约我写篇文章，我久久未能应命。原因是，我的想法，和他们的刊物，恐有抵触。

我以为读书兴趣，虽有人认为是一种消遣，其实也是一种社会心理的表现。社会心理就是社会意识。目前这类小说，就其内容来看，有些不一定能够达到宣传法制，惩恶劝善的目的。恕我直言，有的作品，甚至与这一目的南辕北辙。有不少的人，喜欢看这类作品，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四

一家刊物提出的“同名小说”，是越写越不带劲了。可还有别家刊物在模仿。模仿别人，在平常日子，也被认为是一种不高明的举动，在提倡勇于创新的时代，却常常走别人的脚印，这是什么道理？

前几年，提出“问题小说”，有作品，有理论，热闹了一阵。现在又在大办“小说唱和”，以为只要是名家出面，再弄些花色，刊物就可以多销，且看结果吧。刊物既是“商品”，买主就要看看，是否货真价实。

五

听说各地新华书店积压的武侠小说太多，卖不动了。国家出版局也在警告：纸张全叫这类书占去，好书出不来了。给人的感觉，是晚了一步。早一点抓就好了。

事到如今，也听不到什么地方开会赞扬“通俗文学”了。

那些理论家在会议上，胡乱吹捧了一阵，看见行情不妙，就又改写别的文章，吹捧别的新事物去了。才热闹了几个月，这股新浪潮就灯火下楼台，冷落了下来。不知这些积压的书，如何处理，经济效益又由谁人负责？

几个月前，风起青萍之末，一哄而来，致使一些敏感的理论家，认为是新的文学崛起。崛起得快，败露得也快。

六

又是三十年代。那时，就是一些皮包书店，野鸡书局，偷版漏税，也是出版一些对读者有益、有用的书，甚至革命的书，大书局不敢出版的书。没有听说谁家专印坏书、无聊的书以欺世获利。鲁迅与北新书局为版税，发生纠纷。鲁迅有一次对人说：李小峰不好好办书店，却拿出钱来，去办织袜厂。先生这话，是有些苛责了。北新书局还是印了很多好书，如果开列一个书目，那是要使当前的一些出版社，相形见绌的。如果是指该书局不按期给作家版税，自当别论。开袜子厂，是没有错的。书是人民需要，袜子也是人民需要，属于国计民生，至少是有利而无害的。

不久前，有些出版社，拿出大量资金，消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