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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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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当戒之矣！然文人好弄笔墨，甚难觉悟也。
余与王任叔，并不熟识。一九五六年春天，余到南方旅行，他也带几个人到南方出差，于南京金陵酒家餐厅相见，后又在上海国际饭店相遇。当时周而复约我们同游黄浦江，王即应约，余以疲劳未去，故未得深谈也。
于一九八六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读其自传、日记等材料，哀其遭际，叹息久之。
逐期阅读《新文学史料》上刊载的茅盾回忆录。这不只是他个人的生活史和文艺活动史，也是中国文坛近几十年来的历史剪辑。创作方面且不论，其记述理论工作之建设发展，及其背景，我以为都是客观的，真实的，可以总结出经验，并从中得到教益。例如作家深入生活，民族形式的运用，文艺大众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文艺与政治，作家的世界观等问题，都可以从中回顾一下。
阅报，见有人提出“自我调节”的什么主义。读书少，不得其解。细绎其全文，亦不见明确诠释。“发展了的”，我们听得多了，还有一段时间，发展到了顶峰。什么叫“自我调节”呢？就像自来水开关一样，水流可大可小；要粗就粗，要细就细；或完全封闭，或放大闸门。这样做，还成为一种主义吗？
有人制造新学说，追随者唱和，以为得未曾有，是发展了的文艺理论。有人略表不同意见，加以辩难，即利用职能，组织文章，斥为陈腐、老作风。并于按语中暗示：新学说有利于改革大业云云。
拉大旗，作虎皮，围攻谩骂，这种作风，是新的？是“发展了的”吗？我看，和三十年代有些文艺论客的战术手法，没有什么两样，且有过之之处。例如争取外援。
读一篇评论文章，其中有“如蝇逐臭”，“以肉麻当有趣”等语，不觉失笑。因该文主旨，在于吹捧无聊、下流的小说，厚颜正如此也。
报载，有作家谈：他在美国出版的书，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原因是我国的经济不强盛。另一作家谈：我们的革命英雄主义等等，外国人并不理解。写些真实自然的生活，即使暴露一些阴暗面，却会达到较好的宣传效果。人家看了会觉得可信。还说明中国真的民主开放了。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云云。
没到过外国，更没有在外国出过书，不了解情况。但是，为什么在外国，英雄主义就不可信，阴暗面就可信呢？外国人认定我们这里不会有英雄主义，只会有阴暗面吗？怎么说，有了阴暗面，就证明中国民主开放了呢？起宣传作用的，应该是书。又怎么说，这样的宣传，其作用比作品本身还要大呢？
外国出版中国文学书籍，详情虽不得而知，中国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则略知一二。翻译者选择原著时，必先审视，是否适应本国读书界之需要。清末，争译弱小国家独立斗争史；
五四运动以后，争译个性解放之作；十月革命后，争译苏联小说。此外，则译世界各国文学名著。照顾社会各方面的兴趣，也译一些英雄传记、伟人佚事、侦探小说等。以上翻译，大都是着眼于国内的政治、思想、文化知识的需要，所选也都是各国的进步文化的成果，并不去找人家的落后或阴暗面也。
但国外有些出版商或读者，对中国有这种想法，是很可能的。从他们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可以看到这一点的。
但也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不是有很多外国作家，也辛辛苦苦，到中国来，访求我们的进步、光明和英雄主义事迹吗？
1986年11月20日剪贴近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风烛庵文学杂记三抄
一个作家，声誉之兴起，除去自身的努力，可能还有些外界的原因：识时务，拉关系，造声势等等。及其败落，则皆由自取，非客观或批评所能致。偶像已成，即无人敢于轻议，偶有批评，反更助长其势焰。即朋友所进忠言，也被认为是明枪暗箭。必等它自己腐败才罢。所谓自作孽不可活也。
一个作家，如果公然著书立说，丑化自己祖国的历史及其文化，并以为当今天下读书人，都成了聋哑或趋炎附势之徒，不能或不敢对其作品有任何非议，其设想，正如其作品一样，可谓狂妄荒诞。
过去，强调文学的政治作用，现在又强调文学的消遣作用。消遣文学，古已有之，也有高下。也有消遣得好，消遣得糟的分别。我还是相信为人生的文学这个陈旧的口号。
三十年代，现代书局有一本《文艺自由论辩集》。其中有瞿秋白一篇《文艺的自由与文艺家的不自由》，是批判胡秋原的。文内引了《红楼梦》中有关林黛玉的话：“子之生兮不自由，子之遇兮多烦忧”。说明作家，作为社会之一员，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
现在报刊，登载吹捧文章时，一篇独行即可。如登载批评文字，则必配备一篇说好话的，以示半斤八两。这种作法，并不足取。一种报刊，应有主见，才能引导读者，态度暧昧，只能算是糊涂断案。
现在，浇花园丁这一名词，很时髦，人们都爱用。按自然界，浇花，锄草，松土，施肥，甚至日晒，风吹，都是养花之道。只会一样，不算园丁。
园丁，起码应分清草、苗。如果草苗不分，或硬说草是苗，或苗是草，那就更不像园丁了。
过去，“锄草”者多，甚至把锄草上升为“游动哨兵”。近日浇花、施肥，装聋作哑者多，其实水浇多了，施肥过量，也不一定对花有利。
好像只有恭维，只用金钱，文学才能繁荣。不久就会证明，并非如此。只有实事求是的文学批评，从各方面提高作家的素质，才能促使文学真正繁荣，并可望产生伟大作品。
弗洛伊德的学说，三十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作为文艺理论，实际上在很多地方，运用了弗氏的学说，介绍来的更早一些。但当时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至于尼采、叔本华的学说，介绍到中国，则是在清朝末年，王国维的一些文艺思想，就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人间词话》一问世，人们都感到新鲜，曾经冲击旧的诗词之学。但到了三十年代，就是王氏的学说，也沉寂起来，很少有人提说。
到了八十年代，这些学说，又被人拾掇出来，津津乐道，这也说明，就是学术，在历史上的地位也是忽隐忽现，迂回曲折的。是与政治、经济的进程有关的。
六月十五日，盛英同志赠司马长风著《中国新文学史》一部，盛情难却。余初无意读此等书籍。既得之，随即翻翻。
海外学者，动辄用“政治左右”，视我国文学。其实在这些人的著作中，政治空气更浓厚，立场更鲜明，态度更坚决。
此书作者，竟以一九三八——一九四九为文学凋零期。如果当时的作家们，都不去抗日，都袖手旁观，都关在象牙之塔（那时已没有放这种塔的太平之地），中国文学，反能进入繁荣期乎！
书中推出的代表作家，一为梁实秋，一为周作人。社团为新月社。此即可见著者之用心矣。然所引材料，多为国内所少见，有些人趋之若鹜，此亦原因之一也。
有不少作家，标榜新的创作观念、文学观念。但细看其作品，也找不到什么新的东西。模糊混乱，甚至看不懂的东西倒不少，但这种“文学”，过去也有过，不能称做新。至于有了“新观念”的作家，在行动上，例如对待名利，表现之陈旧，就更是古已有之的了。
至于评论家的文学新观念，则不外：文学的主体是人；文学的本性是反映社会；文学应是美学之一种，作家应是人道主义者等等，也都是以前常说到的，甚至是老生常谈。为什么，一到他们的手里，都变成了“发展了的”文艺理论了呢？
其秘诀有三：一是尽量运用新名词，或把旧词稍加变化；二是大掉一通书袋，以示博学；三是把人类所有学科，近代所有发明，皆强拉硬扯，与文学挂钩。
虽然评论家现在大都不喜欢把文学和政治连在一起，但到紧要关头，还是要借用一下东风。如对自己有利，则摘引官员的谈话。再如有的小说，本来无聊得很，立意庸俗。评论家为了捧场，竟说它的“主题”，是为了当前的改革。改革当然是政治，是顶大帽子，但实在与那篇小说的内容（是内容，不是作者给作品加上的标签）连不到一起。如果强拉到一块，那真是对改革大业的不敬。
前几年，有人写了《名山事业》和《宾馆文学》两篇短文，好像是大惊小怪。现在，则成了“踵事增华，变本加厉”的局面。宾馆成了稿件的主要开发市场，作家食宿，日一二百元，竟有交一短篇，开销数千元，不以为怪者。名山旅游，成群结队，一场笔会下来，报销数万。这些刊物，每年靠国家津贴，尚且维持不下去，在这些方面，却表现如此大方。是慷国家之慨也。有人并可从中谋取一点私利。
过去，文艺评论，大批判者多，分析者少。前几年，才有人呼唤史诗的到来，并圈定了不少史诗。不久，又全部否定过去的成绩，认为并没有产生过像样的作品。最近，评论家们又忙于创造新学说，创立新学派。浅薄者根基不厚，无师难于自通，常常只有一个题目，不能自圆其说。博学者，虽运用中西比较之术，引证繁多，然只是堆砌材料，主导思想不明确，终于不能自成体系，常常落入前人的旧套。丢下棍棒，拿起书本，终是可喜的现象。
1986年9月10日剪贴近作——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庚午文学杂记（一）
作家与新潮
意识形态，是指的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哪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好了，作家的意识自然跟着好，或者更好。社会意识坏了，就很难要求作家，每一个都是卓异之士，不流凡俗。这是很困难的，很难做到的。就像一个青年作家过去对我说的：“你自己没有做到的，怎么能要求我做到？”我们也不是圣贤呀！
我一向认为：考察一个作家，主要是从他的作品来考察。
考察一个作家的作品，应该放在当前社会生活中来考察。当前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是市场经济，引发产生的个人第一，急功好利的意识，以及灯红酒绿，莺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上。
过去，穆时英在上海，就是以专写舞场舞女而出名的，红极一时。
你看得惯也好，看不惯也好，这是现实。现实必然进入文学作品。林琴南看不惯，人家说他是复古派。缪荃荪看不惯，他在一本书的序言里骂道：“士皆原伯鲁之子，女效欧罗巴之装。”人家说他是遗老遗少。他们并没有挡住新潮。新潮，不仅挡不住，在历尽沧桑将近百年之后，又重新大盛于中土。
现在已经不只是效装了，而是效一切，甚至说话的腔调，眉眼的动作。
青年作家也是华人，在写作和生活上，模拟一下欧美新风，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呢？
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各种行业的重新组合，人的素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单独要求作家素质的提高，也是不公平的。作家素质的下降，必然导致作品素质的下降。这样，要求出现多少内容高尚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
作家与文化
现在，无论你住在什么地方，走到什么地方，看到的是做交易，听到的是买卖吆喝声，以及与此有关的人情世态。
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化环境的变化。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形成，尤关重要。
三十年代，作家的文化环境，是学校用功，图书馆苦读，公寓和流浪生活，贫穷和追求革命。这种例证，可以在《新文学史料》上读到，田涛写的一篇回忆，比较典型。
现在，大学中文系的师资情况，学生生活和读书的情况，和过去大不相同。图书馆的状况，也有变化。尤其是报刊、出版部门，对作家和作品质量的影响，是应该认真研究的。
文化修养，是成为作家的基础。没有很好的文化环境，不认真读点书，是不能成为真正的作家的。
过去，我们曾提倡过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士兵作家。现在看来，有些是昙花一现，热闹一时，难以后继。这还是以阶级衡量一切，代替一切，以为出身好，什么也就可以好的观点造成的。当然农民、工人、士兵都可以写出好的文学作品，但如果要保持下去，要进步，就必须继续打好基础，多读些书，提高自己的文化。
我见过一些农民出身的作家，因为读书少，文化低，而又成名早，背上了一个作家的包袱，妨碍了他们的进步，在创作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家成名太早也不好。历史上就屡有明证。所谓神童，所谓天才，都和所谓特异功能一样，靠不住。文学和音乐美术不同。我一向不去吹捧孩子们的写作，那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有些家长，过于热衷于此，我觉得可以三思。
大器晚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但文学创作，又不完全是这么回事。如果少年、青年时期，没有在这方面作过努力，等到中年、老年，再拿起笔来，也是很难有成就的。创作，是需要青春的火力的。是需要持续进行的。成绩和才能，是与日俱增的。
文学创作，生活的积累，和技艺的提高，需要同步进行。
这种配合，当然每个人不完全相同，但其规律，大体是一致的。
读书，也是少年、青年时，效果最好，能够终身享用。有些人，因为成名早，忙着去写作，等到觉悟到，自己的文化不够用，已经进入中年，再去补课，收益就小了。但觉悟到这一点，总比一直不觉悟，把作品不受欢迎的原因，完全推到外界的人，好一些。
作家与道德
文章穷而后工。作家不能贪图大富大贵。鲁迅引用外国人的话说：创作如果要丰收，最好的办法，是使作家多受苦。
生活太幸福，就没有花儿开放，也没有鸟儿歌唱了。
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不会成为作家。但如果他们失败了，还是可以写出好作品的。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说，创作是不满足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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