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8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无论是歌颂、悲愤、哀怨、悲伤，从内容到形式，都出自美和善的愿望。相反，在“四人帮”祸国时期，他们的御用文士，所作文章虽貌似卫道，充满子曰诗云，但从中不会看到一点美好的东西，他们所作的小说，是坏人心术的，败坏道德的。

言为心声。心为大众，其语言虽拙亦美；心为私利，其语言虽巧亦恶。一人发声，千人所听，是不容易欺骗得了人的。

自创作繁荣以来，美的小说，固然很多。但不给人以美的感受的，也实在不少。形式上的离奇怪异，常常伴随淫乱、谋杀、斗殴、欺诈的内容。有人说这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我想，有时也可以说是作者心理状态的反映。如果说这种作品是现实主义，或是批判现实主义，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沿着真正的现实主义道路从事创作的作家，是不会产生这种作品的。

1981年10月17日

小说的体和用

“五四”以后，中国新的白话小说，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小说，很不相同，可以说是欧化了的。鲁迅小说的榜样，影响了一代和几代的作家。这种小说的形式，就好像长江、黄河一样，一旦发源，就形成了自己的广大流域。再想改变这种形式，是不可能的，也很少有人再作这种幻想。

当时，为什么改变得这样快，这样猛？有时代的原因。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整个社会思潮，都要求改革，打破传统的桎梏。有人甚至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在政治、经济方面，这当然是不现实的，行不通的。但在意识形态领域，这种思潮的冲激力量大，并对其他领域，起着主导的作用。白话文学终于革命成功，小说、戏剧、诗歌，获得了彻底解放，形成了现在的样子。

如果把这种成功，归结为“全盘欧化”，那就完全错误了。

如果文学也像当时的政治经济一样，只求依赖欧美，醉心形式主义，那它在当时就会夭折，就会失败了，不会有今天。

这是因为，新的小说，虽在形式上吸收了外国一些东西，这究竟是属于“用”的方面，其本体还是中华民族的现实生活，现实理想。白话文学革命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当时绝大多数的战士，是现实主义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是社会改革者，不是流连西方光景的庸人。用本民族现实主义的生活内容，驾驭西方的比较灵活多样的形式，使作品内容的生命力，得到更完美的发挥。

当然，“五四”以来，也有人单纯追求外国时髦的形式，在国内作一些尝试。但因为与中国现实民族习惯、群众感情格格不入，他们多是浅尝辄止，寿命不长，只留下个轻浮的名儿。

1981年10月18日

小说的欧风东渐

“五四”以前，林纾等人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使中国读者眼界大开，并开始影响着中国小说的创作。就在那个时候，翻译家对外国作品，还是慎重选择的。他们所翻译的多是外国古典文学，大作家的代表作品。其内容大都与民族解放、民族文化或社会问题有关，未有单从形式上猎奇好新者。翻译家首先考虑的，是这篇作品介绍到中国来，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社会有何好处。

鲁迅先生及其他进步翻译家，对这一点认识得就更明确了。他们都是审视中国当前的需要，去选择要翻译的东西。想到民族衰弱，帝国主义欺凌，他们翻译了很多弱小民族的苦难和斗争的小说，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以前。想到民间疾苦，社会不平，他们翻译了很多民主主义作家，对社会批判的小说，一直到介绍十月革命的小说。介绍这些小说，并非只看内容，也注意其艺术造诣，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经典作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中国读者的鉴赏趣味，更重要的是提高中国青年作家的写作能力。这种工作，鲁迅先生一直坚持到他逝世为止。

鲁迅一生，翻译和着力介绍的大都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对中国的现实和文学的发展，其意义和作用，自不待言。

其他翻译家，在这一方面的功绩，我们也应该做充分的估计。

翻译文学作品，不能与引进生活资料等量齐观。文学艺术是精神、道德、美学的成品，不能说外国现在时兴什么，畅销什么，我们就介绍什么。首先要考虑的，是我们民族、社会需要什么作品，什么作品对它的健康发展有益。这才是翻译家的崇高职责。

1981年10月18日

真实的小说和唬人的小说

前天晚上，偶然的机会，读了陕西作家李志君的小说：

《焦老旦和熊员外》。读得很高兴，看完以后心里说：“这是一篇真实的小说。”

真实的小说，就是能够真实地传达出现实生活，或者说是现代生活的情趣的小说。李志君的小说，写得生动活跃，语汇丰富，文字精练考究。焦老旦这个人物以及小小山村的气氛，可以说是写活了。

我有时想：我们的时代精神，时代前进的脚步声，不就是存在于这些平凡的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之中吗？他们的心声，不就是我们时代和社会的心声吗？我们还要到哪里去寻觅新的生活和新的人呢？

文学是反映生活的艺术，如果各个生活角落，各个平凡的、勤劳的、继承了民族固有美德的人，都得到了艺术上的反映，我们的小说创作，不是就可以称得起很丰富，我们的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不是也就随之坚强地树立起来了吗？

有的小说，不从认真地去反映现实着想，却立意很高，要“创造”出一个时代英雄。这种人物，能得政治风气之先，能解决当前社会、经济重大问题。这种英雄人物，不是从生活中提炼，而是从作家头脑中产生，像上帝创造了人一样神奇。

回忆几十年来，这样的小说，读过的确是不算少数了。这种小说，可以称做唬人的小说。

还有这样一种逻辑：谁在小说中创造了这种“时代英雄”，谁好像从此也就有了英雄气概。哪一位评论家，首先发现或首先吹捧了这篇作品，他本身也就好像沾染上了英雄的味道。

这实在是一种荒诞的误解。

作家凭头脑创造出来的人物，总是站不住脚或不能长期站住脚的，不久就倒下了。几十年例证也不少。评论家好像并不气馁，他又兴致勃勃地去寻觅新的“英雄”了。这种评论家，可以称做唬人的评论家。

李志君的小说，后一半就差一些。这一半成了焦老旦一个人在那里说理，作批判发言。有些概念化，因此艺术的力量，也就随之减弱了。

1981年11月7日上午

小说的取材

同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读书的兴致这样高，又读完了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邓友梅的小说：《寻访“画儿韩”》。

这是一篇很有趣味的作品，我耐着寒冷一口气读完了。

邓的小说，语言流畅，熟悉掌故，情节紧凑，并有出人意外的惊人之笔。读完以后，也认真想了一下：凡小说，材料为基础，主题为导引。主题之高下，取决于作家的识见。自此以后，小说或成宏伟建筑，或虽成建筑，而仍是材料杂陈，不得而定也。

这篇小说的大部分着重写了旧社会，文物行业的奸巧伪诈，写得很真实生动。我近年附会风雅，也很喜欢看一些有关文物及其经营者的记述文字，但这方面的知识很是浅薄。读后感到作者在这方面是作了充分的调查的。

小说的后面一部分，是写解放以后，从事这一行业的变化，和有些人物的不幸遭际的。这一部分约占整个篇幅的三分之一，写得简略、一般。

我想作品的主题何在呢？如果重点放在解放以后，我以为社会意义和认识作用会更大一些。作家却把重点放在了前面，就使这篇小说成为京华街头巷尾谈论的逸闻轶事。而凡此种种，也可从前人一些笔记小说中得之。这样做，使人有主题本末倒置的感觉。

以上只能说是个人的读书心得。其实，作者会比我想得更清楚。就整个小说的取材来说，取材旧社会，应该说是远的；取材解放以后，应该说是近的。对观察体验来说，远的间接，近的直接。一般规律写间接难，写直接易。今作者反其道而行之，是舍易而取难呢，还是因为对难易的看法正相反，才不得不如此做文章呢？我想，是后者起了决定作用。

1981年11月7日中午

小说的抒情手法

在叙述描写中，时加作者的议论或抒情，中国小说，古实无之。唯见于短篇记事文中，即所谓夹叙夹议也。有之，自新的白话小说始。

翻译的白话小说，既然对中国新的小说有了很大影响，抒情议论的手法，也即随着洋为中用了。外国作家，习惯于在小说中直抒胸臆，有的动辄数千言，从客观世界，把读者拉入他的主观世界，听其说教。现实主义作家，有这种手法，而浪漫主义作家则尤甚，成为创作不可排除的手段。但做到自然，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少年时，也很喜好这种手法，以为兼小说与诗歌为一体，实便于情感的抒发尽致。但回头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实又感到，有此不为难，无此则甚为难。

中国两大艺术巨构：《红楼梦》、《水浒》，均为现实主义小说。其表现手法，纯用描写，无分巨细，生龙活现，无一败笔。感情寓于客观事物之中，作者、读者与书中人物共之。

如长江大河之奔流，两岸景物自亦同时融会其中，不分主客。

从来没有见过，曹雪芹和施耐庵，在叙述人物、时令、天气之时，忽然发一顿议论或感慨的。如果有这种现象，人们一定会说，这不成体统、不像话，是见月伤心、听雨落泪的文士强加上的。

当然，从外国引进的这一手法，是无可非议的，也不能废止的，但要做到适可而止，不可泛滥无收拾。

去年读了一篇青年作者写的小说，小说五六千字，而文末抒情，竟达一千五百余字。我写信劝他以后要注意含蓄。青年人感情丰富，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吧。

周克芹同志的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蜚声文苑，羡仰久之。只是因为时间、身体、视力，一直未能拜读，领略风貌。近日本地电台，每日于早八时许播讲，正值我晨炊之时，一边看着炉火，一边静心听讲，已经有些天了。这是一部存有忧国忧民之心的小说，一部有观察、有体会、有见解、有理想的小说。听时因照顾锅灶，容有疏略，总的来说，作者的艺术，是令人心折的。但也感到，小说中的抒情部分太多了，作者好像一遇到机会，就要抒发议论，相应地减弱了现实主义的力量。

1981年11月11日下午

小说忌卖弄

近几年来，在小说中，常常看到主人公在听一种什么西洋音乐，或在欣赏一幅什么西洋名画。这一细节，在过去几十年，是很少见到的，这是新事物。

但是，这支曲子和这幅名画出现在小说里，又好像和主题，和所写的人物、事件，并没有多少关联，甚至谈不上是所描写的生活场景的一种点缀。只是为了写上这个而写上的。

它给人的唯一感觉是：作者听过这种音乐，欣赏过这种名画。

当然，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那部长篇小说里，以大量的篇幅写了音乐方面的事，也不是说，罗曼·罗兰研究过贝多芬，写过他的传记，才有资格写。但他的小说里所写到的音乐，确实与小说的主题、人物、情节，有着融合一体不可分割的联系。

《红楼梦》写到了诗、词、歌、赋、医卜、戏曲、绘画、建筑。作者并非有意卖弄这些方面的知识，而是通过主题思想，人物的塑造和生活环境描述，故事的进行和深化；运用了这些知识。我们可以说作者的学识渊博，但不会说他是在卖弄。《镜花缘》里有些故事写得很好，本来可以写得更成功，但因为在书中卖弄音韵之学，就使小说减色不少。

另有一部小说叫《野叟曝言》。作者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卖弄知识学问。天文、地理、政治、军事，都谈到了。希望皇帝看到他这部小说，把他请去当顾问，或作哪一方面的专家。结果，官儿没有做成，那么长的小说也没有人愿意看，只在小说史上存下个名目而已。

因为，人家要学习知识，自有各种专著可供参阅，又何必去读你的小说？如果真的相信了你在小说中表现的知识，把你请去当什么部的部长，那不是要坏事情吗？

小说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特别是有关生活的知识。即使是生活的知识，也不能卖弄。在近代小说史上，有这种现象：一个作家对农村或对工厂的生活，比较熟悉，他的作品，在这方面受到了称赞。作家从此认为是自己的专长，进一步在作品中堆放这方面的知识，反而使他的作品出现了干枯琐碎的毛病。

生活和艺术关系密切，但并不是一回事。艺术要求把生活完美地融合于人物性格、人物行动之中，一切要出于自然。

生活不能卖弄，才情也不能卖弄。至于有的作品，于有意无意之间，在小说中炫耀作者的官职、地位、居室、陈设，那就更是下乘的了。

1981年11月21日晨

小说的结尾

小说无论长短，总是开头容易，结尾较难。既是开头，则头头是道，而结尾必须结束全篇。

古代小说的结尾，大都采取团圆的形式。团圆以后，再由作者诌几句诗词，劝善惩恶。

白话小说兴起，思想内容起了很大的变化，结尾仍然是个问题。鲁迅在小说《药》的结尾，放一个花环，自己说是添一点光明和希望。但我们不能说这是“光明尾巴”的始祖。

因为这一花环的出现，仍然是作品的血肉结构，有机的连续，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着关联的。

三十年代初期，大众文学崛起。但在刚刚开始，冒牌货色实在不少。例如当时有个时髦作家叫穆时英，他在一篇小说的结尾写道：“谁的拳头大，天下就是谁的！”引青红帮流氓语言入小说，以为就是第四阶级的革命，当时还很有些时髦的评论家，对此加以吹捧。

这不足怪，因为无论是这位小说家还是这些评论家，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小说的失败，并不完全在这结尾上，而在整篇都是胡编乱造。

最近，接连看了几篇小说，我认为写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