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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8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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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足怪，因为无论是这位小说家还是这些评论家，根本不知道无产阶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他的小说的失败，并不完全在这结尾上，而在整篇都是胡编乱造。
最近，接连看了几篇小说，我认为写得都很好，就是在结尾上，有些美中不足。李准的《王结实》，李志君的《焦老旦和熊员外》我已经谈过了。贾大山的《花市》，意义与李志君作品相同，而为克服结尾处的概念化，作者是用了一番脑筋的。但主题似又未得充分发挥，可见结尾之难了。
我们的作者，有了生活的积累，总愿意小说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或者说是主题。这一意图又常常借结尾之机，向读者表明，这就是出现前边说的情况的原因。
但如普希金、果戈理、莫泊桑等大家的小说，就很少此病。他们在一篇作品里，主题融合于生活描写之中，生活之流到头，主题也就表现完毕。并不像我们，前边写的是生活，而在结尾处，才点出主题来，给人以两张皮的印象。
1981年12月10日
小说的作用
古人称小说为稗乘，即别于经典之上乘也。又说，小说是街谈巷议的东西，即非登大雅之堂者。又说，虽小道亦有可观者，同时肯定了小说的价值。
我觉得古人对小说的评价，大体上还是公平的，不夸大也没有抹杀它的价值和作用。
特别提出街谈巷议，是小说创作的来源与基础，这一说法，是非常合乎实际，非常科学的。一、小说产生在群众中间；二、它最初发生，是出之以口，入之以耳的形式；三、小说的谈和议是在街巷进行的。
既然是在街巷进行，就有个影响的问题，例如谈的议的，是发生在东邻西舍的事，表扬歌颂，固然无妨，如果是暴露讽刺，那就要得罪乡人。如果谈议的事，有关区县省府，那就更需要考虑后果了。
因此，最早的小说，多是志怪志异而非志人，怪异就是说些天地的变异，狐鬼的故事。这种故事，与人事无关，尽可添枝加叶，谈得痛快。以后，因为有了文字，发明了纸墨，小说于谈议之外，还可笔记，因此有了笔记小说。小说的题材，才由妖异狐鬼，进入社会人生，才由幻想进入了现实。这自然是小说的一次革命，一次飞跃。从此，就是写些当今社会上的实事，只要不指名道姓，稍加改编，作品由纸笔流传，招惹罪祸的机会，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但也还不能说，小说来了一次革命，就变得多么了不起，作用有如何大了。它还是小说，不是大说。
所谓大说，古时是指的孔孟的立言，帝王的大诰，是指《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这些著作。这些著作，按今天的图书分类法，好像都属于政治经济学部分，而小说自古以来称做闲书，无论如何是挤不进去的。
当然，小说写好了，也被称做文章。“文章华国”，小说优秀者，自亦有份。至于曹丕说的“文章经国之大业”，这里的文章，是指的诏书，檄文，议奏，论说，绝不包括小说在内。
随着印刷术的进步，随着小说题材日益向现实生活突进，随着作家的思想、道德情操的提高，小说的作用，也逐渐扩展和提高，这是事实。在有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小说逐渐商品化，也是事实。什么东西，一旦商品化，就会产生拜物现象。因此，由于盲目推崇，广告宣扬，把小说的作用，吹得神乎其神，使一些作者，自我膨胀，飘飘然起来了。
对于一种事物，一味抹杀，固然不好，但一味吹嘘，其招来的后果，也常常适得其反，危害了事物的本身。这种经验教训，冷眼人是看得很清楚的。
农村俗话：说书唱戏劝人方。好内容的小说，引人向善，也不过是劝诱而已。直接把书里的人物，当做生人的榜样，生拉硬扯去学习，虽一字不识的农夫农妇，也不至于这样呆。当然，传说中的少女，抱着《红楼梦》，死恋贾宝玉的也有，那并不是热爱什么正面人物，英雄典型，而是有些神经失常了。
1982年5月1日改讫
小说与时代
小说既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当即反映时代的风貌。所谓时代风貌，并非只是一个时代，广大人民的生活样式，而主要是他们的思想感情的样式。也并不是说，每一个时代的作家，对他所处的时代，都能作等同的表现。古者不遑谈，以近代文学而论，五四前后小说，多反映启蒙、反封建、民主要求。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小说多反映城乡阶级压迫及阶级斗争。这些都可以说是当时的精神倾向。抗日战争时期主题更明显集中，就不必详谈了。
小说的反映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作家应是主动的，自觉的，没有任何游离的。本来可以不必出题目加以限制或要求的。有时政治上的要求过于具体繁琐，反使小说不能如实反映时代的精神，这种例子也是很现成的。
每一个历史变革的时期，总会产生它自己的忠实热情的歌者。但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能逐历史之波浪，为几个历史时期歌唱的歌手，却并不多见。其中虽有不少作家，得享大寿，阅历绵长，也只能在相连的一、两个历史时期，大显身手。其余时期，就表现出无能为力。
这因为作家有时是身处时代激流之中，有时是身处激流之外，有时与时代拥抱得紧，有时拥抱得松。冷热有变化，立场有转移，心情处境不同，就引出不同的结果。
抗日战争时期，在根据地成长起一批作家。战事开始时，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忍受外敌侵略，忍受国破家亡之痛，已经有很多年了。一声召唤，他们立即投入了这一神圣战争。战事持续了八年之久，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他们除去战争的考验，还要接受饥饿、寒冷、疾病的挑战，伤者累累，死者相继。幸而生存者，所写反映这一时代的小说，它所表现的时代精神，自然是真实的、热烈的，充满生机的。读起来，当然是感人的。在当时，无论从生活，从思想感情，从生活的要求和愿望来说，作家与时代，作家与当地人民，都是亲密无间，血肉相关的。
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他们有的进入了大城市。大城市对作家来说，一方面是写作和出版的条件好了；一方面是他们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创作危机的开始。自此，改业他行者有之，转入宦途者有之，英雄无用武之地者有之。他们和根据地人民的联系淡薄了。城市的干部生活，所思所想，与农村的农民生活，所思所想，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他们与那里广大人民的关系，已经不是直接，而是间接的了。再从人民身上，来表现时代的精神，就困难了。
问题是，实际上已经是间接的关系，作家有时还不愿意承认，自己还当做是直接的来处理，来写作。有时去采访几天，有时甚至去住上几个月。临时扎根，究竟不同于往日的自然生长。不承认这个变化，不努力打开新的生活局面，勉强维持着，将就着这样一个旧有的生活局面，作品就越来越缺少生机，缺少活气，缺少时代新鲜之感。
自我满足，维持残局，偏安一隅，写生活积累中的残山剩水，实际上，不只远远离开时代的要求，也离开了历史的要求。
鲁迅晚年不再写小说，他自己说是因为没有机会外出考察。他又说，他后一阶段的小说，技巧虽然更为成熟，但已不为青年读者所注意。他心里是十分明白，小说创作与人生进程的微妙关系的。虽雄才如彼，也不能勉强为之的。他就改用别的武器，为时代战斗，并用全力去培植、扶持、鼓吹能真正表现新的时代风貌的，青年作家的小说。
1982年5月1日晚灯下改讫
谈比
古代刑律，最讲究比。就是说，判刑定罪，除去对照法律条文，还要和过去的旧例成案相比，一丝不苟。四部丛刊中有一本书叫《棠阴比事》，就是编辑了很多案例，成为一本名著的。
有些事物好比，一比也确实可以说明问题，说服群众。比如运动员比赛，一球之差，一秒之别，裁判员据实宣告，百万观众，都会点头承认，鸦雀无声。
但文章一事，涉及意识形态，奥妙无穷，千变万化，众口纷纭，莫衷一是，要想比出个结果，使观众心服，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然而，比之一事，还势在必行。古代以科举取士，凭的是三篇文章。文章不好评比，于是想出一个办法，把文章规格化，定为八股，一股一股去比，这就简单多了。但还是不断出问题，看卷的把他选好的卷子交上去了，主考不同意；或主考把名次奏上去了，皇帝又不同意。只好另来。从废弃的卷中重新挑选呈上，这叫“搜落卷”，有时倒一举得“中”了。
所以说，这种比法，实际上也是碰运气，靠不住的。但人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去对待。秋闱之中，有座师——就是看初稿的人；有房师；有主考。士子得中之后，都把他们尊为恩师。而这些人也真居之不疑，坐在家中，等候谒拜，并热情地招待这些从来也不认识也没有帮过一点忙的门人。此后，如果双方都官运亨通，这种特殊的关系，还可以维持很久。
那时考场生活，是很苦也很惨的。蒲松龄写得最具体生动不过了。且不说一临考期，妻子为预备考具饭食，父兄送考接考，等候捷报，坐立不安。士子们关在那“棘闱”里面，有的呕吐，有的腹泻，有的打摆子，狼狈不堪言状。但一旦得中，就自称是三场得意，文战告捷，友朋祝贺，家人为荣。
真是天晓得，是在以文战，还是以命运战。
科举制度的流风所至，人们对文章一事，也就好比，甚至对作家，也好比。这就是鲁迅晚年所惋叹的：鲁比郭如何，郭又比茅如何的，嘁嘁喳喳之徒们的爱好。
文艺作品是不好比的。主题相同，题材相同，还可以进行比较——其实也难，如风马牛不相及的作品，比其高低，就很困难了。你说《红楼梦》好，还是《水浒传》好？当然有人可以冲口而出，因为两部书都好。但那也只是个人的爱好，不能成为科学的评定。
此外，小说方面的“超越”一说，作为鼓励之辞，无可厚非，认真一想，也很难办。这么多年了，不只《红楼梦》没有人能超过，一部《西游记》，也没有人能超过。甚至像《老残游记》这么一部并非赫赫之书，也没有人能超过。没有超过，并不是说这么些年，没有天才，没有人才。历史条件不同，所写生活不同，作家素质，文艺观点、修养都不同。所写作品，与前人不好比，因此也难谈超越。任何时代，都可以产生后人不能超越之作。何必定要在一条线上去超越前人？
《阿Q正传》，我看垂之千万年，也是不能有人超过的。
不只小说，凡是真正伟大的艺术品，都具备不朽的，不能超越的特质。
1982年5月3日大风，不能外出，成短文二，4日晨起改讫。
谈名实
世界上有些事，名实不相当者甚多。有时乍一听也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又没有道理。这是因为名实之间，常有很大距离之故。
小说亦然。就先说作者吧，几十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论培养》。只看题目，就知道是说作家可以培养得之，或有人培养者得成材器。过了几十年，我明白了很多事理，认为这样说法，不合乎实际。就又写了一篇小文，题目是《成活的树苗》。说明作家成材与否，全靠自己，培养一说，不大科学。但似乎并未引起注意，有很多人还在因袭旧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栽培”一词，比如看旧戏旧小说，就常见下僚对他的上级说：“全靠大人栽培”。栽培也就是培养，难道有什么错吗？其实，那只是一句客气话，讨人喜欢的话，并不能认真。
这两个字，以植物学解释，自然说得通。但：植物之成长，也主要是靠自然条件，例如土壤、水、阳光。多么辛勤的农夫，也不会自认是阳光雨露，如果那样，他就是狂人。但是，如欲植物长得好，当然亦需人工，即栽培。
在文艺上，问题就复杂得多了。一位好的小说作者的产生，可以说是国家培养、社会培养，也可以说是时代培养。因为这是就大政方针方面立论，无可争辩。一涉及到人事上，就应该名实相副。
比如说一位文艺刊物的编辑（我有两篇文章，都是谈的编辑），对于一位作家，无论有多少费心之处，充其量也只能说是帮助，还说不上是培养。一位评论家，对一篇小说，无论你的评论，多么及时，多么正确，其作用也不过鼓吹助兴，也谈不上栽培。
这里并不是贬低编辑或评论家的职责及其作用。老实讲，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不然为什么有人竟把“培养”一词，送到你的名下呢？
一树、一禾、一花，立于天地之间，其成活生长之机半，其夭折死亡之机亦半。其初生也，茕茕孑立，风摧之而雹毁之，洪水涝之而干旱蒸之。成材或不得成材，成活或不得成活，除自然恩赐之外，自然也不能与人事无关。就不用说，当干旱之时，你引水浇灌，当风霜之际，你设屏障护卫。就是你旁观侧立，不乘他人之危，效流氓之砍伐，顽童之削割，对于一株植物来说，也算是恩高德厚，终生不能忘怀的了。
然而，小说的作者，又究竟不同于植物。他可以思想，也可以行动，可以进取，也可以退却。他生存于世间，浮沉于社会。他是靠自己生活的根柢，思想的高度，观察的能力，情操的修养，来完成他的作品，来完成他的使命的。别人对于他的影响，较之他自己须作的努力，即奋斗不懈，百折不挠，深思熟虑，规模宏远，不为名利所摧折，不被荣辱所埋没……
就微乎其微了。
这一篇，也可以说，就是我要写的《再论培养》。
1982年5月
佳作产于盛年
久居闹市，散步为难。时值春暮，偶有郊游之兴。至一桃园，与技术员交谈，得知该园桃树移植已五年，正处于结果期，再数年，才到盛果期。闻之若有所悟。
回到家中，默默一想：桃子吃了多年，从没有想到它是什么期生长的。管理桃园的人，是很盼望桃树的盛果期到来的。任何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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