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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忌讳。对于涉及政治问题的事物，惩劝时，就不能直指，而要婉讽。就是婉讽吧，还是容易惹麻烦。

于是聪明一些的文人，就去写小说。小说空间大，方面广，子虚乌有，容易使人谅解。因此，弄来弄去，小说创作的数量，在任何民族，特别是目前，都居首位。

小说对现实生活进行劝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必然有个认识问题和手段问题。认识不真，则容易黑白混淆，是非不分，甚至善恶颠倒。“四人帮”时期的小说，都是这样。

手段不高，则不能引人入胜，性格不鲜明，达不到惩劝的目的，而被人指为公式化，概念化。

还有以惩劝为名，实际上不是隐恶扬善，而是隐善扬恶者，在历代小说中，并不占少数。例如清平山堂话本中的《刎颈鸳鸯会》一篇，文前文尾都是劝人不要淫乱的，而正文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赤裸裸地描写色情，其效果反而宣扬了淫乱思想。目前黄色小报上的所谓小说，大都如此。

长期以来，凡写小说，都在前言后记中叙明，他这一部小说，是为了惩劝。就是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开场时也不得不加以这样的表白。这一方面是为了提醒读者，更重要的是照顾国家的功令和传统的道德观念。《水浒传》明明是官逼民反，书名之上，必加忠义两字。《金瓶梅》本来揭露社会黑暗污浊，必以主人翁不得其死为收场，以示恶有恶报。甚至演为孝子报仇，才写这样的书等等。

这样一来，劝善惩恶就成为小说的一种标签。高手能超越之，以反映现实；低手就以它为护符，写一些无聊的僵化的东西。

“五四”新文学运动，打破了这一框框，使小说获得新的生机。无论当时提倡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都排除了表面的功利，向现实生活作更深的开掘和突进。小说的题材和主题，都更广阔，更具备新的意义。但“五四”以来的小说，并不排除小说对人民的鼓舞和教育的积极作用。它不过是从广义上去理解小说的劝惩罢了。

忽视小说对人民的熏陶教化的作用，把小说创作，看作是无目的，随心所欲的西方现代派观念，是不足为训的，不符合中国小说的传统的。其实这种观念，也是虚伪的，不过借此种理论，掩饰其另一种功利，达到另一种目的而已。

1985年5月4日

小说与武侠

现在所谓武侠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中，称为侠义小说，在清朝一度很流行。

鲁迅说，这种小说，源出于南宋“说话”中的三国、水浒故事。南宋偏安一隅，人民思念恢复，听众中间，散兵游勇，失业贫民很多，这些故事，和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清朝初年，人民思念亡去的明朝，也怀念那些草泽中为恢复而斗争的英雄，这些故事，也还能打动他们的心。但到清朝巩固了统治，平息了内乱，来听评书的人，都已经甘心当臣仆，当奴才，往日的无业游民，多已经在平息叛乱中，建立军功，荣归乡里，再听这些梁山故事，就有些心不在焉了。于是产生另一种侠义英雄，即“在民间每极粗豪，而终必为一大僚隶卒，供使令奔走以为宠荣”的黄天霸式的人物。

就是这种人物，延续的时间也不长久，随着清朝的衰亡，外族的入侵，人民已经完全没有心情再听这种故事了。

“五四”新文学运动，对这种小说，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扫荡，它就像镖行的没落一样，自行消亡了。有些无聊文人，继续为之，读者也很少。青年学生，对这种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历次农民战争，无论是陈胜、刘邦、朱元璋、李自成，他们的成功，都是发动广大农民，其中将领，也多是从普通农民中显露提拔，很少有什么侠客。不是侠客，贩夫走卒，屠狗之辈，也可成为英雄。至于会耍一些刀枪棍棒，在实战中间，能否取胜，还是疑问，在新式武器面前，就更没有用武之地了。

经过太平天国、义和团惨痛的经验教训，使得朝野上下，懂得了封建愚昧的东西不可恃，才换来对科学民主的追求和宣传，这就是晚清以来的启蒙运动。从政治、文化到传统习俗上，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

可是在八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忽然又刮起了一股武侠小说风，这是什么道理呢？此风，先从香港电影传过来。香港这个地方，有人喜欢看这种影片，是不足为奇的。有它特殊的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在内地，则是十年动乱，教育废弛，社会风气败坏。稍后之时，这股风究竟助长了什么，迎合了什么，现在稍有理智的人，都已经看得很清楚。这种小说，重新宣扬我们民族那些封建的、不科学的，甚至愚昧的东西。重弹这些老调，迎合国内外低级趣味和好奇之心，这在晚清、民初，稍有民族自尊心的作者，也是不肯干的，要遭到严正指摘的。但目前，却有一些人醉心于此。这确是一种反常倒退，使人感到迷惑的现象。

侠义小说，本是一种民间文学，其传统为当场演说，后经名人润色，得成为文学名著。《三国》、《水浒》，无不如此。

清朝的侠义小说如《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也不失为优秀之作。前者系艺人石玉崑讲稿，经学者俞樾重编。后之作者文康，也是深习此道的人。他们的作品，都有浓重的评书韵味。后来也不断有作者，向这方面努力，号称通俗小说。以上作品，都是为了适应文化较低的读者，向他们提供促进身心健康的读物。

回顾一下“五四”以来，仁人志士，呕心沥血，为新的文学事业，奠定的创作和批评的路，使我们能够判断目前的这种混乱情况，不受迷惑。

中学时，读了一部《韩非子集解》，能够记得的词句有：

“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并不明白究竟什么叫做侠。后来听说《史记》用大量的篇幅写了游侠，是因为司马迁感时伤世，借题发挥自身的愤懑，也找来读过了。并见司马迁所写的游侠，都是丰满的血肉，社会的人物，并不像武侠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浅薄、庸俗，甚至可厌。

我想，现在社会里，不会有武侠小说里的那种人物了，如果有，也只能是唐·吉诃德式的了。

1985年5月9日

小说与批评

这里说的批评，不是当前的批评，是指金圣叹那种文字，也可以叫做评点或批点。

金圣叹以批西厢和水浒，名声大噪，还要批杜诗，没有卒业，就“无意中得之”地掉了脑袋。

世界上的事很奇怪。谁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个什么人，弄了点什么名堂，就忽然名扬天下，妇孺皆知。金圣叹并没有留下什么别的著作，可就是在这两本书上，东拉西扯地批点了一阵，就出了大名，成为“批点文学”的祖师。

有人说是他选择的书好，书是名著，批点自然也容易出名，是附骥尾的玩意儿。其实不然。这两本书，在金圣叹之前之后，都有不少人批点过，别人的名声都没有他大，可见他还是不同一般，有独到之处的。

说金圣叹是什么才子，当然不一定就恰当，如果说他是一个批点能手，也不能轻易否定。

金圣叹原姓张，“文倜傥不群，少补长洲博士弟子员。后以岁试文怪诞黜革。及科试，顶金人瑞名就试，即拔第一，补吴庠生。”

看来，他的八股文，起码是做得不错的，但比较怪诞。怪诞之文，考秀才不太合适，但拿来批点小说，就别有意思，无怪出名了。

我们从他批点的两部书看，金圣叹的批点，至少有下面几个特点：

一、八股文的程式很熟练。

二、各种游戏文字，做得也得心应手。

三、《左传》、《史记》，以及佛教经典，确实认真读过，并从他的认识角度，有所领悟。

四、对于社会生活，人情风俗，世态炎凉，他确实用心观察过，并有切身体会。在批点小说时，触景生情，随事生发，是对小说的批评，也是对现实的揭示。把对社会生活，和对现实的感受，发挥到对小说内容、小说人物的批点中，是金圣叹的特色所在。

五、对文字语言方面的知识，对文章的取舍、剪裁、简练、通达，等等要领，还是懂得的，他的思路也活泼，手头也来得。

中国人读书办法很多，花招也不少。到了明朝，随着选家的兴起，在历代学者的注疏、正义、详解、集释之外，又发明了评点。先是用于时文墨卷，后来及于戏曲小说。评点简直成了读书人的一种学问，一种享受，一种癖好。因此金圣叹的别具风格的批点一出来，就成为这一方面的宠儿。

要说金圣叹在这些小聪明，小玩意，小技巧之外，还有什么更大更多的东西，也不可能。他没有什么进步的博大的思想，他的局限性很大，他所有的，只是当时士子的思想，或者说是不太得意的士子的思想。他更没有抗清复明的或同情李自成、张献忠的思想，他把这两个人视为流寇，深恶痛绝，他的被杀头，原来是个冤案。

清顺治十八年，皇帝晏驾，哀诏传到了姑苏，那里的官僚们举行“哭临”。一群秀才为了驱逐一个征粮苛毒的县官，在文庙集众“哭庙”。当地巡抚以为是抗粮，是聚众闹事，震惊了先帝之灵，上疏朝廷，文致其罪，酿成大狱。十几名士子弃市，财产籍没，家属充军。

金圣叹并不是第一次被捕的，是后来牵连进去的，所以有“杀头至痛也，籍没至惨也，圣叹以无意得之，不亦异乎”之语。当他初被逮至公堂时，“夹两夹，杖三十，圣叹口呼先帝，大人怒曰：上初即位，何得更呼先帝，以诅皇躬耶？

掌二十，下之狱。”这时康熙皇帝已经继位了。这很像“文化大革命”时，出于好心，高呼万岁，却不慎把名字喊错了一样，立时定为“现行反革命”。

以上史实、引文，都见于《哭庙纪略》这本小书。

老实说，金圣叹有些批语，是很有味道的，真可为读者助兴。例如《水浒传》林冲火并那一段，他批道：“不是威胁，不是势利，不是小恩小惠，写出英雄泰山岩岩之象。”就对人很有启发。

读古书，没有注读不懂，但必须是学者的注，否则不如白文。面壁十年，白文在案，潜心默记，直至彻悟，终身不忘。自然不失为读书之一法，就是太苦了些。

至于读小说曲本，批注之有无，无关宏旨，自己领会最好。不过像金圣叹这样的批点，还是可以保留。能做这种“学问”的人，恐怕越来越少了。

1985年5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七　风烛庵文学杂记　　芸斋断简

我读过的中篇小说

鲁迅很注意把国外优秀的中篇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他自己就翻译过像《表》这样的中篇童话。在他所主持的《译文》上还登载过曹靖华译的《远方》，也是中篇。同译者所译聂维洛夫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伦》，也是中篇，也是鲁迅介绍出版的。我们在抗日战争年代，因为缺少读物，曾油印一次，对大家还是很有好处的。

我读的外国小说很少，近十几年，读不到新的译作，不知国外有什么新的好的中篇产生。就我所读过的普希金的《杜勃洛夫斯基》，梅里美的《卡尔曼》，果戈理的《布尔巴》，契诃夫的《草原》，这都是公认的名著，各有各的风格，能找来参考，总是好的吧。

读书，各人的爱好不同，有人喜欢读短篇，有人喜欢读长篇，但就有日常工作的人来说，中篇小说却是最适合的读物，一可不需要很长时间，携带也方便；二可得到较完整的艺术欣赏，也不会弄得太疲劳的。

当然，现在有些青年，一个晚上，躺在床铺上，就能读完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然后把书往床铺下面一扔，酣然入睡，中篇小说，恐怕就不是他所爱好的了。

1977年8月25日

我写过的电影脚本

四月八日夜，梦携眷远行，宿旅舍，与老母对话，内心感伤，及醒，泪挂眼角。开灯吸烟，却忽然想到与茅盾同志有关的一件小事：

一九四九年进城后，相熟的一位电影导演，要我写一个关于白洋淀的电影脚本。当时我正在青年，对这种洋玩艺也跃跃欲试，就把我写过的一些小说、散文，重新编排了一下。

就是把内容统一，把故事连贯，已有的用剪报，没有的另写篇章。弄成以后，剪贴抄录在一本旧公文纸簿之上。

过了很长时间接到那位导演来信，说脚本先送茅盾同志审阅，同意了。后又送另一位负责同志审阅，否定了。现将脚本奉还。他并把另一位同志的批示，抄录在脚本封皮之后。

脚本封面，有茅盾同志的亲笔题字：“阅，意见在另纸。茅盾。”

但那写在另纸上的意见，却没有见到。另一位同志的指示大意为：这些故事，想象的成份多，还是以拍别一部小说为好。

“别一部小说”，也是写白洋淀的，当时颇流行。我翻看了一下，其中实录部分固然不少，却发见我的一篇作品，也被改头换面，采录在内。这是有书可查、有目共睹的事，绝不是出于我的“想象”。

当然，我那个脚本只是一次尝试，写得也确实很不像样子。一部作品，根据审定程序，谁肯定，谁否定，都系平常的事，其中并无恩怨可言。我把脚本新写部分摘出来，改成了一篇短篇小说，就是《采蒲台》，此脚本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发还后，我清理旧稿时，用它生了火。从此打掉了我的兴头，以后，对写电影脚本的事，我一直持极其冷漠的态度，并劝别人也不要轻易搞这个。

1981年4月9日

删掉的忠告

我常常考虑到作家修身的问题。人们习惯认为文人的不幸和招祸，在于文字，其实细察历史，并不尽然。文人遭难，有的因为贫苦疾病，有的因为权大势重，有的因为依附不当，有的因为行为不端。毁于文字者十之三，毁于立身者十之七。

其中自有仁人志士，垂名千古，确也有很多无辜者，甚至是想不到的飞灾横祸。查历代文字狱档案，其所谓文字狱，其直接起因，往往并非文字，而是因为别的事引到文字上，好加罪名。因此，在待人接物之间，出入进退之间，要留有余地，要特别小心。

所以，你应该读一些文学史的书，知道行文要注意以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