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9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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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花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而经过漫长的几经变化的岁月，还记得我，这不值得感激吗？

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三个月，过了阳历年，又过了阴历年，才奉命返校。去的时候，我们好像是走的西道，回来的时候，是从东边一条小道下山，整整走了一天，才到山根下，可以想象蒿儿梁是有多么高。天快黑了，我看到了村庄庙宇，看到了平地，心里一高兴，往前一跑。其实是一条小河，上面结着冰，盖着一层雪，一下滑倒，晕了过去，身后的人，才把我抬进成果庵。这一段生活，我好像也写进了小说。

一九四八年冬季，我们集中在胜芳，等候打下天津。我住在临河的一间房子里。夜里没有事，我写了《蒿儿梁》这篇小说，作为我对高山峻岭上的这个小小的村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回忆。

是的，时间已经过去四十年了。当时在一起的同志们，各奔一方，消息全无，命运难测。我也很衰老了。人生的变化多大啊，万事又多么出乎意料？能不变的，能不褪色的，就只有战争年代结下的友情，以及关于它的回忆了。

现在是夜里三点钟。窗外的风，吹扫着落叶，又在报告着冬天即将到来。蒿儿梁上，已经很冷了吧？

祝

他们幸福！

孙犁

1982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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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一本小书的发现

前些日子，忽然接到老朋友陈肇的一封信，内称：“报告你个好消息：几十年来未曾找到的，你在通讯社写的那本《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今天在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不是原本，是翻印本）。他们可供复制，可供抄写，你考虑一下用什么办法复制下来？”

他说的“今天”，就是他写信的五月二十七日。肇公是久病之人，但他这封信，写得清楚通畅，看来也是因为这一件事而高兴。我们都是晋察冀通讯社的最初成员，他当然也参加了这本小书的“集体讨论”，我是“执笔”者。

我喜出望外，对于这本小书，我可以说是梦寐以求的。随即给他复信：如果精力来得及，希望设法复印一本，费用由我来出。又考虑，他是有病之人，就又给在北京工作的二女儿写信，叫她去陈伯伯那里商量这件事。

不久，女儿回信说，她去了陈伯伯家。看到陈伯伯走路十分艰难，陈伯母双腿已不能行走，只能坐在藤椅上，看上去，已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看到这里，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原来的高兴劲，顿时凉了一半。我们这一辈人，现在都老了！

肇公还是帮她找了，发见这本书的曹国辉同志，也是晋察冀的老人。曹同志告诉女儿复制的手续。

过了几天，女儿来信说：北京图书馆善本书室，规章制度很严格，经过多种手续，并经主任批示，她才见到了这本小书：三十二开，五十五页，铅印。封皮、封底，用一种黄色薄牛皮纸包着，用毛笔写的书名（竖写），封底有一个依稀可见的方戳：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

据此可知，书的原有封面及封底，已经破损。但据书皮上写的“抗敌报社经售”字样，我仍断定为原印本，并非翻印本。

书已经拍照、复印，即将寄来。

难得呀，难得！

经过五十多年，它究竟怎样留存下来？谁保存了它？怎样到了北京的古旧书店？又怎样到了北图的善本书室？都无从考查，也没有必要去考查了。

我只在这里，感谢善本书室，感谢曹同志，感谢肇公和我的女儿，他们使我临近晚年，能够看到青年时期写的、本已绝望的书。

这本小书，写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于一九四○年四月。地点是阜平。

它现在陈列在北京图书馆，就像那些战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老式枪支、手榴弹，陈列在历史博物馆里一样。

1990年6月15日记，时患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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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红杨树和曼晴的诗

在晋察冀来说，红杨树和曼晴都是新诗运动的播种人，那时在边区范围来说，诗的刊物有《诗建设》，在一分区（以易满徐为中心）有《诗战线》。曼晴的诗，多半在《诗建设》发表，红杨树的诗，则多半发表在《诗战线》上。

那是抗日游击战争的艰苦年代，人民走入新的热情的战斗生活的开始。诗，在那一时期，开始与人民结合。青年诗人在频繁的行军生活里，把他们的诗句，写在路侧的峭壁岩石上。

那几乎是一种口号，一种呼唤，对进步的赞扬，对落后的鼓励。例如在行军途程，鼓励不要掉队，前面就有水喝；在反“扫荡”中，号召与敌人战斗，坚壁清野，不要投降等等。

诗与战斗生活密切结合，而这种结合，是诗人在行动上，在思想感情上，已经是战斗人民中间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坚强、觉悟比较更高的一个。这样的结合才是真正的结合，因此，这一时期的诗，现在看起来，还充满现实的意义。

那一时期，诗人们虽然写了很多，然而因为战争环境，保留下来的已经很少了。如果能够在晋察冀的村庄断壁上、山沟转角处、剥皮的树木上去收罗一番，还能找到很多的诗句吧。这些诗句，同着这一伟大的时代，不能磨灭了。

因此，曼晴和红杨树辑存的这两本诗集，在我看来是很宝贵的。它们是一个时代的回忆。

曼晴的诗，以《羊圈》一首为例，多是抗日战争的单纯的素描。是一本晋察冀战争生活诗的素描集：它写了战争的集市，空袭，在羊圈的宿营，傍晚，老大伯提着灯笼送路，半夜农村大嫂掩着怀，开门留宿八路军……诗留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所写到的人物，在诗的意味上，是生动的形象。

红杨树也写了很多抗日战争的诗，他的长诗《黎明风景》，在晋察冀是比较全面地描写了战争的艰苦性和英雄性，曾得到称誉，作者远征西北之前，油印本存我这里，我正抄录准备出版。这里辑印的只是作者的十篇短诗，在时间上是属于自卫战争的。诗集以《寄张家口》开头，以《两年——

再寄张家口》为结束，都是在奋激的自卫战场上写成的。

这本诗集，也代表一个时代，结合着人民——特别是子弟兵及其农民父老的情感。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我们收复张家口，只是八年艰苦战斗生活的一个暂时的歇脚。反动派发动了新的内战，人民进入了新的激烈的艰苦的战争，充满仇恨。经历这一战争，人民胜利，获得全面解放。这又是一段伟大的战争年代。

这一年代，前方的战争和后方的土地改革结合进行。红杨树的诗，不只写了从张家口被偷袭到人民再收复这一城市的战斗历程，也写下在广大的自卫战场上，农民如何群起支援了这一战争。

红杨树的诗，在它的风格上说，近于一种低沉的召唤，有时更近于一种悲怆。然而它是有力量的，就是在战场，它也是有力量的。

无论在大同前线，太原前线，转战长城和绥远的长征中，作者都写下了诗。在塞外草原他还怀念了冀中平原的人民。一种人民战争的博大感情，洋溢在红杨树的作品里，对农民的关怀，共同的情感，对农村战争风景的敏感性，对部队生活的十几年的亲切感受，构成了他的诗的情感丰富统一的格调。

现在，作为一个骑兵团的政治委员，作者又经历了新的战斗生活，在祖国的幅员上，又有了新的行程，该还有更多的诗作吧！

然而，曼晴和红杨树在目前的文坛活动上，都是比较沉寂的，我们希望读者注意这两本诗集，就它们对两个伟大时代的贡献上来说，我们只能惋惜作者给我们的还是嫌少了。

1950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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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作画》

这几天，我读完了韩映山的散文集《作画》。这是我很喜欢读的一本书，韩映山的散文，写得很是轻松，愉快，流畅，活泼。

我在白洋淀一带生活过，那时我在安新县同口镇完全小学校教书，白洋淀边这个村镇的那种明丽景色，早晨晚上从野外吹来的那种水腥气味，小镇上人们的各种劳动和生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在那里居住的时间很短，那时在乡下教书，接触群众的机会并不多，每天上五、六个小时的课，还要准备教材、批改作业，连出门散步的时间也很少。

韩映山所写的正是这一带人民的生活。白洋淀是他的家乡，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后来，他开始写作了，又回到那里，去体验人民新的生活，观察人民新的面貌。作者在后记里说：

“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无比的亲切，感到生活里有一种诗的、美的东西，时时在冲击着我，我想尽力捕捉住它们，想描绘下乡亲们那朴实忠厚的面影；渲染上淀水和庄稼的色彩。我力求把他们写得朴素，自然，亲切，感人。”他确是这样做了，而且做得比较出色。

其中有几篇我是很喜欢的。例如《渡口》、《雪里还家》、《串亲》、《下放前夕》、《作画》。这几篇，比较这本集子前边那几篇，作者的视野扩大了，在短篇的形式上，也作了多样的探讨和追求。因此，这几篇所表现的人民的劳动和生活，思想和情绪，就更能够给人一种厚重的感觉。

当我读这本集子前边那几篇的时候，我曾经有过这样一种感觉：作者把这一带农民的劳动和生活，思想和情绪，写得太单纯了。他只是用力“捕捉”着所谓“美”的或有“诗意”的东西，他所注意的只是一些自然景色，或是一些劳动场面。自然景色是很美丽的，劳动场面是很欢腾的，但是读过以后，那天边的晚霞很容易消逝，欢笑的声浪，也跟着工作的结束停止了。就是说，这些作品给人的感觉是轻淡的，不能长久存留的。

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些评论家在一些人的作品里，发现了所谓“独具风格”、“诗情画意”、“抒情诗”、“风景画”，甚至“女人头上的珠花”。我读了这些评论，有时感到很是茫然。

按说，什么作家都是有他自己的风格的，这里所谓“独具风格”，究竟是些什么内容？有些评论，不是从作品的全部内容和它的全部感染力量着眼，不是从作品反映的现实，所表现的时代精神，以及人民在某一时期的思想感情着眼，而仅仅从作品的某些章节和文字着眼，使得一些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就只是去“捕捉”美丽的字句，诗意的情调。在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受到影响。

不妨打这样一个比喻：有一只鸟，凌空飞翔或是在森林里啼叫，这可以说是美的，也可以说富有诗情画意。但这种飞翔和啼叫，是和鸟的全部生活史相关联的，是和整个大自然相关联的。这也许关联着晴空丽日，也许关联着风暴迅雷。

如果我们把这些联系都给它割断，把这只鸟“捕捉”了来，窒其生机，剖除内脏，填以茅草，当作一个标本，放在漂亮的玻璃匣子里，仍然说这就是那只鸟的“美”，这就是它的“诗情画意”。这就失之千里。

抽刀断水不可能，断章取义是很容易的。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的爱好，他的需要，在一本书里寻章摘句，并且一定能有满意的收获。有些人在评论作品的时想，常常就是用这种办法，这种办法很简便，但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对于“风景画”，这样去割裂，关系还小，如果对于贵重得多的“大幅油画”，就是常说的“高大形象”，也这样去做，那损失不是就很严重了吗？

在韩映山的一些作品里，我也感到：不应该把所谓“美”的东西，从现实生活的长卷里割裂出来。即使是“风景画”吧，“抒情诗”吧，也应该是和现实生活，现实斗争，作者的思想感情，紧紧联系在一起。美，绝不是抽象的东西，也绝不是孤立的东西。必须在深刻反映现实并鲜明表现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即他的倾向性的时候，美才能产生，才能有力量。美永远是有内容的，有根据的，有思想的。

我能看出，韩映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逐渐向深厚方面努力。他在叙述、描写和人物对话里，从中国的古典文学，学到了不少东西。在作品的结构方面，也从外国古典文学，学习到一些有益的东西。“取法乎上”，我想会给他的创作带来很大好处。

学习语言和表现方法，能够扩大作者的视野，能够加深作者的思考，能够引导作者从更多的方面，更深的尺度，去研究人民的生活、生产、斗争。

韩映山的艺术感觉很灵敏，他的联想力很丰富，他对于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有一颗质朴善良的心。他对于家乡人民思想的进步和生活的美满，有着崇高的赞颂热情。

在文字方面，他有很多准确而生动的描写，但有些词句，有时处理得还不够圆满妥当，有的描写太重复。在他的作品里，笑声几乎是不断的，在这本书里，我没有听到一点哭声。

在不断的欢笑声中，有时加上一点关于过去艰苦生活的回忆，但这些回忆写得比较空虚。此外，爱情的场面多了一些，这可能和作者的年龄有关。

我和映山认识，最初是在保定，那时他还是一个少年，长得很瘦弱。自我病后，就很少见到他，也很少读到他的作品。

今年见到他长得高大，写了很多东西，我心里感到很高兴，就写了以上这些话。

1962年8月24日夜记

读冉淮舟近作散文淮舟从地方调到部队工作，不久，他就出差到东北和西北，并把旅行所见，写为散文，陆续在各地报刊发表。淮舟工作勤奋，文笔敏捷，当我看到他这些文章时，心里是很高兴的。以为，他在编辑部工作多年，生活圈子很小，现在有工作的方便，能接触广大的天地，这对他从事创作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转机。

他的文章，我只是看了很小的一部分，就我看过的来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