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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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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8月30日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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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读柳荫诗作记
我和柳荫同志，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前两天他来天津公干，到舍下来，一进门就问：
“你还能认得我么？”
我一下就从声音、举止认出他来，两个人都乐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就认识了柳荫。那时他和仓夷一道工作，两个人形影不离。我和他虽然并不是那么亲近，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在同伴们中间，柳荫被公认为“状貌如妇人好女”，正像司马迁形容留侯张良一样。
现在他也六十多岁了。谈话间，他说晚年，有时感到寂寞。我劝他写点东西。他说，写一些诗，带来了，因为怕我没时间，放在了李湘洲那里。我说，我很愿意看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湘洲就把诗稿送来了，共三册。是用小学生的练习簿抄写的。字体细小纤弱，像是十三四岁女学生的手笔，偶尔抄错一两个字，还用白纸贴上，重新抄好。所用练习簿，如同新从南纸店买出来，干净得似未触手。
三本诗稿，装在一个旧封套里，表面又糊上一层同样颜色的纸，写好他自己的姓名和通讯处，贴好邮票一角八分，旁注“挂号”二字。这是为的，别人看过以后，即可很方便地送到邮局，给他寄回去。
我想：这都是老一代人的习惯。当天下午，我就坐在院子里，读完了一册。
和其他文学形式相较，“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受外国诗的影响最迅速也最显著，这是诗的形式特点决定的。欧美各国的著名诗人，古典的以及新的流派，中国差不多都是很快就有了译本，加上会外语的人很多，他们的诗，在中国都曾有人学习过尝试过。但影响比较深远的，则要数拜伦、斐多菲、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惠特曼和马雅珂夫斯基。这些诗人的作品，有两种特点：热烈的情感和对现实的凝注。欧洲的形式主义的诗和象征主义的诗，在中国也曾得到流传，并有名家，但这种诗，多行之不远，影响不大。因为这都是诗人书斋里的玩意，广大的群众无法接受。
与人民的现实生活及当前的命运相结合，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产生自己的歌手。他们的成功之作，多在早期，即青春热情兴旺之时。这种热情多是单纯的，无私的，并没有其他干扰。及至晚期，经过各种消磨，大多失去朝气，影响也就渐渐微弱。
我以为，中国的新诗，从诞生就是欧化的成分居多，受外来影响较大。但这究系形式，并不妨碍中国新诗的作者，发挥其天才及热力，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呼号。实际上，每当变革之期，都有代表这一时代的歌者，应运而生，作雄鸡之唱，风靡一代。中国新诗的形式，恐怕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是无法挽回，也无法改变的。
对于柳荫的诗，我的印象是：婉约舒畅，节拍和谐，有一条脉脉的情绪，贯穿其间；有一点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
章法完整，读过后，余味无穷。
不可讳言，我对他的诗的评语，是年岁相当，经历相同，处境相似的人的一种共鸣，也可以说是知音。有些青年诗人，恐怕就不是这样看的。他们会说，这是一种过时的诗歌，是涅克拉索夫、惠特曼的老调重弹。
很可能是这样。我也承认，柳荫的诗，并不是雏凤之声，而是老凤之声。
诗贵有我，我也是这样主张的。这个我，必须联系人民，联系时代，这也是没有争论的。但在中国，强调一面，总要渐渐走到它的反面去，虽圣贤豪杰之士，亦所不免。诗中有我，但如果把我神化，不断扩张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观察一切，判断一切，并且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渐渐也就会出现一种很不健康的症状。所写出的诗，也就会变成大言欺人的东西。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
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回忆过去，当然有你的自由。多数人在面对现实。
我想，柳荫，正是面对现实，他才去写这些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的。
什么事情，忘记根源，蔑视根源，糟蹋根源，都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陕西、四川因为砍伐了上游的树木，破坏了水土，都已经暴发了水灾。老的一代，经历了十年大雾四塞，荆天棘地，蛇蝎环逼的痛苦生活，创伤未及平复，又写下了回忆战争，回忆饥寒，回忆疟疾，回忆战友死亡的诗。它的意义或者说它的终极目的何在呢？当然不是对现实的失望或绝望，而是寄托着一种为了祖国，为了未来，为了青年一代的希望。
读着柳荫的诗，我像听着暮鼓晨钟一样。也有回忆，也有憧憬；也有过去，也有未来；也有结束，也有开始。有多种情绪，有多种感慨，交织在我的心中。过去，是不可能这样想到今天的，然而今天，是无法忘记那样的过去的。
柳荫这次来天津，在我这里只谈了两个小时，我想留他吃顿午饭，他也没有答应。办完公事，他就回到北京去了。今天，夤夜二时，我从床上爬起来，坐在灯下。只有这个时刻，我的周围最安静。我要利用它，来为故人的诗写点什么。晚秋的蚊子集中到我的脚面上来，我忍耐着。回忆着我们在穷山恶水的阜平，共同工作的那一段岁月。
自从这个“敌”字被简化，故人随便加上一撇，便可以变成“敌人”。因此，故人的情况也已经变得很复杂了。有这样的故人：被一个跟着“四人帮”造反的头头，只是打了两拳头，就倒了过去。从此成了头头的随从、侍卫，端茶倒水，摆椅子，擦桌子，拿笔记本，捧眼镜盒。并且充当头头的密探，打小报告，甚至栽赃诬陷过去的同志。这种人现在正想着什么呢？
这样的回忆，就使人不愉快了，这也就是容易使人感到寂寞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人、写诗，总是不能排除回忆的。
最近，我为吴芝麟同志抄了一段唐写本《世说新语》，在跋尾写道：“今日午睡起，拟写十年人物志，继思：以百纸写小人之丑事，不若以一纸记古人之德行，于心身修养，为有益也。”
读柳荫的诗，帮助我回忆了过去的有益的生活，给了我生活的力量，使我对坚持民族传统道德更有信心。这种回忆，对于身心的修养，自然更是有益的。柳荫的诗，也可以说是哲理的诗。所谓哲理，是从生活的变化，推演出来的，这样的哲理才能使人信服。
1981年9月26日晨，写完并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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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再谈贾平凹的散文
自从读了《一棵小桃树》以后，不知什么原因，遇见贾平凹写的散文，我就愿意翻开看看。这种看，完全是自愿的，很自然的。就像走在幽静的道路上，遇见了叫人喜欢的颜面身影，花草树木，山峰流水，云间飞雀一样，自动地停下脚步，凝聚心神，看看听听。
老年人精神不济，眼力不佳，报刊上的奇文佳作虽多，阅读的机会却很少。一是刊物太多太杂，看不过来；二是一看题目，又多是什么“青青”呀，什么“声声”呀，什么“风情”呀，好像吆喝小卖一样，一语道破，柜子里是什么货色，也就没有兴趣去急看过问了。当然，以题目取舍文章，很多好的东西，可能就失之交臂了。再有就是怕看长文章，还有就是怕看小字。
最近一个时期，先后读了贾平凹四篇散文。一篇写大雪中出行的，登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题目忘记了。另一篇题目好像是《泉》，写伐倒的一棵老槐树，又长出新枝的，却忘记了登在什么刊物上。第三篇是《静虚村记》，登在《文学报》上。第四篇就是登在近期《散文》上的《入川小记》。
《入川小记》也是小字，却破例在灯下细读了。
说句真诚的话，读贾平凹的散文，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种享受。再说句请作者不要见怪的话，也是一种消遣。
我不大喜欢读，更不喜欢看那些“紧张、火炽”的，或者“香艳、肉感”的文艺场面。因为不喜欢，我就常常认为，这些场面，都是装腔作势的，虚伪编造的。避之惟恐不及，就像走在路上，遇到了什么使人不愉快或者厌恶的事物一样。
我常常想，人类是从山林里发源的，带有喜爱自然的天性。我曾对人讲，如果把一只新捉来的山雀，笼装挂在大城市的繁华街道上，不上两天，它就会无疾而终。这当然是我的杞忧，因为繁华的都市生活，正在以其宏大的物质力量，吸引着大量原来生活在山林里的人。
身处人海之中，心想山林之美，我读着贾平凹的散文，就像离开了大都市，又从容漫步在山野乡村的小道上了。在这种小道上，我闭上眼睛走，也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吹来的风，是清新的，阳光是和暖的，仰头彩云浮动，俯视芳草成茵。行路人即使忍饥挨渴，摩顶放踵，他的心情也是平静的，没有任何哀叹和怨言吧。
然而，自然的天地在逐渐缩小，物欲在人的精神世界里，比重越来越大。人口的密度越大，道德的观念越薄。这是不用做什么实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为了寻求一种安宁身心的机会，不期然而然的，我遇到了贾平凹的散文。
有一位同志曾经好心的从北京写信告诉我：“贾平凹近来的散文，哲理多了，生活少了。”我复信说：“有这种现象。你是否写篇文字，和他讨论一下，促使他考虑呢？”另外我说：
“年轻人喜欢上了什么，他总要热中执著一个时期的。过后，他也许就会改变一下航道。”说这种话，已经是去年秋季的事了。那位同志，出于慎重，也没有写什么文章。
当然，例如写大雪的那篇，还有写古槐的那篇，哲理是多了一些。但像近来写的《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其中就没有什么“哲理”，累累挂满枝头的，都是现实生活。
以这两篇散文而论，他的特色在于细而不腻，信笔直书，转折自如，不火不瘟。他的艺术感觉很细致，描绘的风土人情也很细致。出于自然，没有造作，注意含蓄，引人入胜。能以低音淡色引人入胜，这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境界。
他有些散文，在细致这一点上，好像受了泰戈尔散文的影响，这是可能的。在艺术感觉、作者用心上，时代不同，生活各异，也是会有相通之处的。但是，总的看来，他的散文是中国传统的，是有他自己的特色和创造的。最突出的就是《静虚村记》和《入川小记》。
他的创造在于：用细笔触，用轻淡的色彩，连续不断地去描绘现实生活中，人们所习见，而易于忽略的心理和景象。
在他的笔下，客观与主观，都是非常自然的，非常平易近人的。而其声响却是动听的，不同凡响的。
他的文字，于流畅绚丽之中，略略带有一种山野朴讷的音调，还有轻微的潜在的幽默感。以这样的文字，吸引读者，较之那种以高调门吸引读者，难度更大。但他做到了。当然，在文字上，有些地方，还可以推敲，还可以更考究。
在这两篇之中，我尤其喜爱《静虚村记》，我认为这是一篇更完整，更格调一致，更自然，更有现实意义的散文。
过去，我确实读过不少那种散文：或以才华自傲；或以境遇自尊；或以正确自居。在我的读书印象里，残存着不少杂质。贾平凹的散文，代我扫除了这些杂质，使我耳目一新。
当然，就像我最喜爱的这篇《静虚村记》，如果给它推算一下命运，也可能得不到多少选票，不能引起轰动。（好在作者著作宏富，我推算错了，也不妨事。）因为这不是一篇大富大贵的文字，而是一篇小康之家的文字。读着它，处处给人一种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光亮和煦，内心幸福的感觉。这不能不说是足以表现我们的伟大时代的祥瑞之作。
1982年4月7日晚，大风降温，披棉袄，灯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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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八 书林秋草 商展思的诗
抗日战争期间，在晋察冀边区，有那么一批文学工作者。
大部分是青年学生，都在二十岁上下。有的在部队宣传部门工作，有的在地方的报社、通讯社、文工团工作。有人保存了一张一九四○年，边区文学工作者成立大会的合影，计算一下，也不过三十几个人。这些人虽然也写小说、剧本、通讯，但经常写的是诗，几乎每一个人都写诗，是诗的工作者。
原因很简单：一、战争年代，文学就是宣传。而诗这一形式，最为简便、迅速，被称为宣传队伍中的轻骑，文艺武器中的匕首。二、纸张短缺，印刷困难，而诗可以写在十字街头，写在残墙断壁上，写在脱皮的老树身上，写在道路转弯的大石头上。油印、抄写也方便，登在报刊上，所占地方也很小。三、大家正在年轻，感情丰盛，热血沸腾，诗歌便于抒发。行军、休息，睡之前、醒之后，都可以写。
那时候，可以说，诗占据着统治地位，文学界是诗歌的天下。出色的诗人很多，好诗很多，现在读起来，都能唤起回忆，使人又身临其境。那时的诗，都是为了抗战，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的，不存在什么自我陶醉，自我扩张。每有一点个人私念，诗人都是赶快自己批判，自己检讨，认为是微不足道的不光彩的，不应该表露的。集中一切精力去进行战斗。
这种感情克制，都是自觉的，发自内心的，并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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