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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集-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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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主要是从现实生活取得创作素材，而在取得素材的同时，作家也就获得了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这种创作，自然会体现当前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体现政治的实施和力量。过去，我们常常把政治和艺术分成两个标准来衡量一部作品，其结果只能导致作品的概念化，导致作家的虚伪粉饰，于政治于艺术，都是不利的。
我们提倡现实主义，最大一个好处，是能使我们的作家，着眼于生活，把全部注意力放在观察、思考、表现自己周围的人和事，避免闭门造车，胡编乱造。
凡是对现实生活，有充分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的作家，他就不必过分着意于创作的技巧和故事的编造。生活本身会给他提供适当的情节，故事的进程，他就不必去追求什么奇奇怪怪的形式。试想：如果艺术形式，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而是从外国小说中学来的，它岂不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而不能为读者所理解？提倡现实主义，提倡生活积累，还可以避免抄袭、套用、生吞活剥等等弊端。
现在抄袭之风甚盛，这不能只责怪作家，理论上的混乱，是非不清，也是重要原因。青年人不知文学事业之艰难，有时不知天高地厚，不知深浅利害。写出一些东西，大家鼓掌叫好，约稿的盈庭满座，并有的诱以高利，以及种种生活待遇上的方便。青年人并非入定圆寂之徒，不能没有一丝尘念，可是他又没有那么多生活本钱，想多生产一些，腹内已经空空，于是，找出几本外国流行小说翻翻，看看能否引起一些灵感。当初可能也是为了借鉴，后来发展为把外国小说的情节，洋为中用或古为今用，稍加变通，自成篇章，再加一些当前需要的改革、创业、开拓等等形象、故事或人物对话的标签，成为自己的创作。编者不察，发表于头条地位；论者不察，以为时代又出天才；委员不察，遂使得奖或名列前茅，赫登红榜。不被揭发则已，一被指破，实在令人啼笑皆非。当然，无论是编辑、委员，谁也不可能无书不读，读过又永久不忘。而抄袭者又不去抄红楼水浒，家喻户晓之作。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评论家写文章，则要仔细一些，遇有怀疑之处，应该找书来查一查。不应文过饰非极力把这些现象掩盖起来，或引经据典，称之为影响，称之为套用，并有人把鲁迅的主要小说创作，都在外国名家作品中找到了样板。好像“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作家，披荆斩棘呕心沥血写出来的东西，都是在外国人的影响下产生出来的，我们竟没有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这真是骇人听闻的新理论！
其实在文学事业上，影响、套用和抄袭完全是两回事，有鲜明的界限。正像偷窃与赠与、捡拾与白拿有鲜明界限一样。
三岁小孩都能分辨清楚，岂容故意混淆？这样做对青年人的创作会有什么益处呢？
理论上的混乱，会导致文学现象的混乱，近年所见，不只一端。
又如庸俗、低级的色情小说、武侠小说，在旧社会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连大报也上不去。现在却成为热门，不只进入大报、大刊物，而且进入大出版社，争相标榜，以谋多利，降低读者水平，影响青年心志，较之多赚几个钱，究竟是何轻何重呢？
当然，现在的色情与武侠，都有新的装扮，以符合时代的样式。但与旧作品相比，实在没有什么社会意义社会效果上的大区分。古时有小说诲淫诲盗之说，并非只是道学家的坐井观天之见，弄不好，小说确也能发生这种坏作用。
贾平凹的这篇小说，没有色情的成分，也没有武侠的成分。从现实生活取材，写的是家常事，平凡的农民。却也能引人入胜，趣味横生，发人深思，有时代和社会的深刻意义。
这证明，新的文学还是应该与新的现实生活相结合。至于能否写得好，写得成功，就要看作家深入生活的程度，以及对现实主义的掌握如何。
有人预见，当前生活里的专业承包，会导致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上的新的趋向。有些作家有先见之明，已经把内容转移到侦探、武侠、色情刺激上去了，形式也随之转化。这种理论，颇可怀疑。为艺术的艺术，自然也可以导致金钱，然而金钱的欲望不能转化为艺术。人民的生活，无论如何现代化，还是需要现实主义的艺术，也不会丧失判断力，把庸俗的作品和严肃的作品混同起来，甚至颠倒过去。
贾平凹在这篇小说里，与现实生活的精采的描绘相适应，还运用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叙述和对话的方法，流畅自然，充满活泼生动的内在力量。
贾平凹是勤奋的好学的，他博览群书，多方面探索，找出这样的一条路，我看到以后，高兴非常。因此写信给你，不知你以为如何？
祝编安！
孙犁
9月12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一）
《蒲柳人家》中篇刘绍棠作载《十月》一九八○年第三期
绍棠敦于旧谊，每有新作，总是热情告我，希望看看。而我衰病，近年看新作品甚少。他奋发努力，写得又那么多，几年来，长、中、短篇，齐头并举，层出不穷。我只看过几个短篇，也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前不久，他签字寄来载有此作的《十月》一册，并附信。我感到实在应该认真读读他的新作了。用两个整天，读完。我视力弱，正值阴雨，室内光线不足，我多半站在窗下，逐亮光读之。
读毕，本想写篇短文。当时因事务多，只把联想到的意见，提纲告他。后又因发生严重晕眩，遂稽迟至于今日。心实愧之。
绍棠幼年成名，才气横溢，后遭波折，益增其华。近年来重登文坛，几个长篇，连载于各地期刊，成绩斐然。今读此作，喜欢赞叹之余，觉得有下面几个问题，可以同他商榷。
这些问题，有的与绍棠之作有关，有的无关，是提出和他讨论。
绍棠对其故乡，京东通县一带，风土人物，均甚熟悉，亦富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深厚基础。然今天读到的多系他童年印象，人物、环境比较单纯，对于人物的各种命运，人生的难言奥秘，似尚未用心深入地思考与发掘。人物必与社会风貌关联，才能写出真正时代色彩。绍棠的作品，时代色彩，并不凝重。人物刻划，重在内心，从内心反映当代社会道德伦理，最为重要。然做到此点，不似风花雪月描写之易于成功。
在作品中，人物必须与社会结构、社会风尚结合起来写。不如此，所谓时代色彩，则成为涂饰标签，社会、时代、人物，不能实际融为一体。
此中篇，几个主要人物，都写得有声有色，然结构稍松，总体无力，其原因在此。这是高要求，我对于此点，也只是高山仰止，不得其途而进也。
爱情故事，为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所共有，名著亦然。于是有人把爱情定为文学永久主题之一。其实似是而非。就文学史观之，传世之作，固有爱情；而专写爱情者，即所谓言情小说，产量最多，而能传世者甚为稀少。作品之优劣，读者之爱弃，自不在此。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只是从生理上说。文学作品固然不能忽视生理现象，然所看重者为心理、伦理现象。伟大作品之爱情，多从时代、社会、道德、伦理着眼，定为悲剧或喜剧的终极。小说之红楼，戏剧之西厢，无不如此。其他，如《牡丹亭》形之于梦中，《聊斋志异》幻之于狐鬼，虽别开生面，其立意亦同。伟大作品，实无为写爱情而写爱情者。
至于“三角”之作，或小人拨乱其间，虽改朝换代，变化名色，皆为公式，不足谈也。
绍棠写爱情，时有新意，然亦有蹈故辙处。不以自己的偏爱写文章，不迁就世俗的喜好写文章，而以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写文章。这是我年近七十，才得出的结论。
艺术既发源于劳动，即与人类生活现象密切相关。中间虽亦有宗教、政治影响，究以反映人生现实为主。现实主义贯穿中外文学艺术历史，这既是规律，也是事实。
在这一主流之外，尚有旁支流派。写作手法，并不求同，而贵有新的创造。但如脱离现实根本，违反规律，则虽标新于一时，未能有传久者。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现实主义为其基本传统，当时师承者，除民族遗产外，主要为十九世纪东、北欧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这些作家，除去作品深刻的现实内容外，皆富有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个性解放思想，社会进步要求。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时时遇到的危机，人的生活，在新情况下遇到的困惑，常常迫使文学艺术，脱离常轨，产生新的派别。此种派别，时时表现为对现实的怀疑、忧虑、不满，内心的反抗。在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上，形成种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
这些新的文学流派，在过去，也常常引进到中国来，也常常有人仿效之，宣传之。但常常不能为广大群众接受，并经不起时间考验，迅速灭亡。近几十年，各种新的主义、流派，差不多都曾在中国传播过，但能在此土生根丰茂者甚稀。
文学艺术，自有其民族传统，维妙维肖的写实手法，最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此外，中国的资本主义，并未得到长足的发展，更谈不上成熟与崩溃。社会上的竞奇斗异的趣味，远不同于欧美。此后，从国外引进一些新的文学流派，自亦难免，有的群众也许爱好一时，然从艺术来说，只能说是多了一种普及的样式，并非是对艺术的提高。
三十年代，有所谓新感觉派，日本作家横光利一颇有名。
中国穆时英初仿效之，后抄袭之，遂即名誉扫地，而此流派亦随之销声敛迹，不再有人称道。
横光利一有一篇小说，题名《拿破伦与疥癣》，他写拿破伦所以征服欧洲，是他的疥癣，时常发痒的结果。中国的曾国藩也患有此症，时时对人搔爬，鳞屑飞落，拍马者誉为龙变。难道他的敉平太平天国，也是癣的作用？小说家可以异想天开，编造故事，有时以为越新奇，越能耸人听闻，其实是自促自己作品的寿命。海外奇谈，不能代替文学。
中华民族，这块伟大的土壤，是很肥沃的，对于外来的东西，也是热烈多情的，这一点，从南北朝翻译佛经起，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把文学艺术，比作花卉，只有那些真正有生命力的，并对这块土壤的现实有所补益的，才能在它身上繁殖成活。
绍棠不尚新奇突异，力求按生活实状，自然描述，是其风格之长。然于现实主义的师法继承，似应再为专笃。
绍棠幼年，人称卓异，读书甚多，加上童年练就的写作基本功，他的语言功力很深，词汇非常丰富，下笔汪洋恣肆。
但在语言运行上，有泛滥之处。词句排比过长，有失于含蓄。
有所长必有所短也。读书似亦甚杂，吸收未加精选。即如卿卿我我的文风，有时也在他的文章中，约略可见。
对于作品，历史有它自己的优选法。历史总是选择那些忠实于它，并对它起过积极影响的作品。历史最正直公平，不需要虚词，更厌弃伪词。任何企图掩盖历史真相，欺世盗名的人和作品，他的本来面目，迟早要被历史揭示出来。读书，博览之外，还要有选择，评文要有高标准。
以上不算评论，原来是想再写封信，告诉绍棠的。现在编入读书记，也要先抄录一份，就正于绍棠，恐不符合实际之处甚多。年岁相差，时代先后，老的见解，总常常是保守落后的。
1980年8月7日立秋节——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二）
刘心武同志十月二十日来信：“今年《十月》第三期的小中篇《如意》，是我用力较多的一篇；另《新港》九月号上有我一篇《写在不谢的花瓣上》，也力图在写爱情上体现出我个人的观念，似与当前很多这方面的小说所表达的观念相悖，显得‘保守’……请浏览一下。”
我手下刊物已为别人拿去，从《新港》资料室借来，二十九日晚开始阅读，当晚读完《如意》，次日读《花瓣》毕。
关于两篇小说的成功之处：
《如意》第一、二、三节，第八、九节。人物为石大爷（石义海）。
《花瓣》“十二年前的那个傍晚，我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以下文字。
关于小说的不成功之处：
《如意》中写“文化大革命”的部分。谁都知道，刘心武同志是以写“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创伤成名的。他写《班主任》时，“四人帮”虽已揪出，但“文化大革命”仍当作正面的东西被歌颂。他首先在文艺创作上说出：这不是绣花布，这上面有苍蝇粪，有蛆虫，有更可怕的东西，在它的掩盖下面，……这是有功的，是一种创造。他的作品，是圣之时者，是应运而生的。
在我国历史上，作家也如同帝王将相，常常是应运而生的。当然也常常应运而死。远的不论，姑以近代为例：“五四”时代，左联时期，东北沦亡和抗日时期，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文化大革命”被歌颂和被诅咒时期。每个时期，都产生它的一批作家和作品。“文化大革命”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十年，实际上没有作家，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出现真正的作家。
《班主任》所写的是“雄鸡一唱”，但毕竟是在政治上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才能出现。而更早已经有街谈巷议，有反抗斗争。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写出这样的作品。政治总是走在前面的，“天下白”才有“雄鸡唱”。但如果老是写“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游街、批斗、牛棚，这就又陷入了俗套。因为这些究竟还是表面的东西，是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是“四人帮”罪恶的类型性的表现。如果写，今天则须进一步，深挖一下：这场动乱究竟是在什么思想和心理状态下，在什么经济、政治情况下发动起来的？为什么它居然能造成举国若狂的局面？它利用了我们民族、人民群众的哪些弱点？它在每个人的历史、生活、心理状态上的不同反映，又是如何？但是，写出这些，就是在当前也有困难，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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