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散文集-第9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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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三方面的印象，都很深刻：一、作者的深厚的文学素养；二、严紧沉潜的创作风度；三、优美的无懈可击的文学语言。

仔细想来，在文学创作上，对于每个作家来说，这三者都是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一个艺术整体。

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的语言，美与不美，绝不是一个技巧问题，也不是积累词汇的问题。语言，在文学创作上，明显地与作家的品格气质有关，与作家的思想、情操有关。而作家对文学事业采取的态度，严肃与否，直接影响作品语言的质量。语言是发自作家内心的东西，有真情才能有真话。虚妄狂诞之言，出自辩者之口，不一定能感人；而发自肺腑之言，讷讷言之，常常能使听者动容落泪。这是衡量语言的天平标准。

历史证明，凡是在文学语言上，有重大建树的作家，都是沉潜在艺术创造事业之中，经年累月，全神贯注，才得有成。这些作家，在别的方面，好像已经无所作为，因此在文学语言上，才能大有作为。如果名利熏心，终日营营，每日每时，所说和所听到的，都是言不由衷，尔虞我诈之词，叫这些人写出真诚而善美的文学语言，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宗璞的文字，明朗而有含蓄，流畅而有余韵，于细腻之中，注意调节。每一句的组织，无文法的疏略，每一段的组织，无浪费或蔓枝。可以说字字锤炼，句句经营。那天谈话，我对她谈了文学语言的旁敲侧击和弦外之音的问题。当我读过她这篇作品之后，我发见宗璞在这方面，早已做过努力，并有显著的成绩。这样美的文字，对我来说，真是恨相见之晚了。

当然，这也和她的文学修养有关。宗璞从事外语工作多年，阅读外国作品很多，家学又有渊源，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也很好。“五四”以来，外国文学语言，一直影响我们的文学作品。但文学的外来影响，究竟不同衣食用品，文学是以民族的现实生活为主体的，生活内容对文学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以昆虫为比，蝉之鸣于夏树，吸风饮露，其声无比清越，是经过几次蜕变的。这种蜕变，起决定作用的，绝不是它蜕下的皮，而是它内在的生命。用外来的形式，套民族生活的内容，会是一种非常可笑的作法，不会成功的。

宗璞的语言，出自作品的内容，出自生活。她吸取了外国语言的一些长处，绝不显得生硬，而且很自然。她的语言，也不是标新立异，是在前人的基础之上，有所创造，有所进展。我们不妨把“五四”时代女作家的作品，逐篇阅读，我们会发见，宗璞的语言，较之黄（庐隐）、凌（叔华）、冯（沅君）、谢（冰心），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也就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她的语言，虽是新颖的，并不给人一种突兀的感觉，使人不习惯，不能接受。和那些生搬硬套外来语言、形式，或剪取他人的衣服，缝补成自己的装束，自鸣得意，虚张声势，以为就是创作的人，大不相同。

《鲁鲁》写的是一只小犬的故事。古今中外，以动物作为主人公的文学作品，并不少见。但一半是寓言，一半是纪事。

柳宗元写动物的文章，全是寓言，寓意深远。蒲松龄常常写到动物，观察深刻，能够于形态之外，写出动物的感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节写到犬，我读后，以为那是过激之作，是阅历者的话，非仁者之言，不应出自大儒宗师之口。

宗璞所写，不是寓言，也不是童话，而是小说。她写的是有关童年生活的一段回忆。在这段回忆里，虽然着重写的是这只小犬，但也反映了在那一段时间，在那一处地方，一个家庭经历的生活。小犬写得很深刻、很动人，文字有起伏，有变化。这当然是作者的亲身经历，并非听来的故事。小说寄托了作家的真诚细微的感情，对家庭的各个成员，都作了成功的生动描写。

把动物虚拟、人格化并不困难，作家的真情与动物的真情，交织在一起，则是宗璞作品的独特所在。

遭到两次丧家的小狗，于身心交瘁之余，居然常常单身去观瀑亭观瀑，使小说留有强大的余波，更是感人。

这只小动物，是非常可爱的。作家已届中年，经历了人世沧桑、世态炎凉之后，于摩肩擦踵的茫茫人海之中，寄深情于童年时期的这个小伙伴，使我读后，不禁唏嘘。

我以为，宗璞写动物，是用鲁迅笔意。纯用白描，一字不苟，情景交融，着意在感情的刻划抒发。动物与人物，几乎宾主不分，表面是动物的悲鸣，内含是人性的呼喊。

1981年2月11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五）

收到《人民文学》一九八一年四月号，上载舒群同志的一篇小说，题名《少年chén女》。当天晚上，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是一篇现实主义的小说，有着特殊的表现技巧。是一篇有生活、有感受、有见解的作品。它的结构严紧自然，语言的风格，非常特异。当我阅读的时候，眼里有时充满热泪，更多的时候，又迸出发自内心的笑声。

很多年，不见舒群同志了，有三十几年了吧。在延安鲁艺，我和他相处了一年有余的时间。那时他代理文学系主任。

我讲《红楼梦》，舒群同志也去听了。课毕，他发表了一些意见，其中有些和我不合。我当时青年气盛，很不以为然。我想，你是系主任，我刚讲完，你就发表相反的意见，这岂不把我讲的东西否了吗？我给他提了意见。作为系主任，他包容了，并没有和我争论。我常常记起这一件事，并不是说舒群同志做得不对，而是我做得不对。学术问题，怎么能一人说了算数，多几种意见，互相商讨，岂不更好？青年时意气之争，常常使我在后来懊悔不已。在延安窑洞里，我还和别的同志，发生过更严重的争吵。但是，这一切，丝毫也没有影响同志间的感情。离别以后，反因此增加很多怀念之情，想起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觉得很值得珍惜。那时，大家都在年少，为了抗日这个大目标，告别家人，离乡背井，在根据地，共同过着艰难的战斗生活。任何争吵，都是一时激动，冲口而出，并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或不可告人的成分在内。非同十年动乱之期，有人为了一点点私人利益，大卖人头，甚至平白无故地伤害别人的身家性命。当然，革命方兴，人心向上之时，也不会有使这种人真相大白的机会。我想，对于这种人，一旦察看清楚，不分年龄、性别、出身，最好是对他采取敬而远之或畏而避之的态度。这也没有别的意思，不过仍是弱者暂时自全的一种办法，就像童年时在荒野里走路防避虫咬蛇伤一样。

有了这种体验，我就更怀念一些旧谊。在鲁艺时期，舒群同志照顾我，曾劝我搬进院内一间很大的砖石窑洞，我因为不愿和别人同住没有搬。我住的是山上一间小土窑，我在窑顶上种南瓜，破坏了走水沟，结果大雨冲刷，前沿塌落，险些把我封闭在里面。系里伙养着几只鸡，后来舒群同志决定分给个人养。我刚从敌后来，游击习气很重，不习惯这种婆婆妈妈的事，鸡分到手，就抱到美术系，送给了正要结婚的阎素同志，以加强他蜜月期的营养。想起这些，也是说明，舒群同志当时既是一系之主，也算是个文艺官儿，有时就得任劳任怨，并做些别人不愿做的事务工作。

他是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文坛新兴起的东北作家之一。家乡沦亡，流落关内，发表了不少有影响的短篇小说。现在我能记忆的是一篇小说的结尾：一个女游击战士，从马上跳下，裤脚流出血来，同伙大惊，一问才知道并不是负了伤，而是她的经期到了。当时我读了，觉得很新奇。为什么这样结尾呢？现在看来，这或者是舒群同志的偏爱，也或者是现在有些人追慕的一种弗洛伊德的意识手法吧？

说来惭愧，近年来因为身体不好，视力不佳，自己又不写这种体裁，我很少看小说。但知道这几年短篇小说的成绩，是很不错的。收到刊物，有时翻着看看插图，见到男女相依相偎的场面多了，女身裸露突出的部分多了。有些画面，惊险奇怪，或人头倒置，或刀剑乱飞，或飞天抱月，或潜海求珠。也常常感叹，时代到底不同了。与“四人帮”时代的假道学相比，形象场面大不一样了。但要说这都是新的东西，美的追求，心中又并不以为然。仍有不少变形的、狂想的、非现实的东西。有时也翻翻评论。有些文章，吹捧的调子越来越高，今天一个探索，明天一个突破。又是里程碑，又是时代英雄的典型。反复高歌，年复一年。仔细算算，如果每唱属实，则我们探索到的东西，突破的点，已经不计其数。但细观成果，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这些评论家，也许早已忘记自己歌唱的遍数了。因此使我想到：最靠不住的，是有些评论家加给作家的封诰和桂冠，有时近于江湖相面，只能取个临时吉利。历史将按照它的规律，取舍作品。

有时也找来被称做探索的作品读一读，以为既是探索，就应该是过去没有的东西。但看过以后，并不新鲜，不仅古今中外，早已有之，而且并没有任何进展之处，只是抄袭了一些别人身上脱落的皮毛。有些爱情的描写，虽是竭力绘声绘形，实在没有什么美的新意在其中，有时反以肉麻当有趣。

类似这些作品，出现在三十年代，人皆以为下等，作者亦自知收敛，不敢登大雅之堂，今天却被认为新的探索，崛起之作，真叫人百思不得其解。

文学作品，成功与否，有无力量，不在你描写了什么事物，而在你感受到了什么事物，认识理解了什么事物。所以，当我读到舒群这篇小说，就感到与众不同，是一篇脚踏实地的作品。

他写的并不是什么所谓重大的题材，也不是奇特的惊人案件，也不是边疆风光，异国情调。他所写的，简直可以说是到处可以见到的生活，是宿舍见闻，是身边琐事，是就地取材。但以他对这一生活的细密观察，充分认识，深刻感受，就孕育了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一个震撼人心的故事，一个大量存在，而亟需解决的社会问题。

小说用了日记体的形式。问题不在于用什么形式，而在于形式能否为要表现的生活服务，能否与作品的生活内容水乳交融，互相生发。

这篇小说的结构是很紧严的，进展得合情合理，非常自然。

近些年来，有些评论家大谈小说的情节与细节，有很多脱离实践，不着边际，成为一种烦琐哲学。对创作不会有利，只会有害。

作品主要的基础，是现实生活和作家对生活的感受和认识。如果作者并没有这种生活经历，或有所经历而没有感受，或虽有感受而没有真正理解，他是不会构思与组织能以表现此种生活的情节或细节的。强加情节于并不理解的生活之上，将丝毫无补于生活的表现，反而使生活呈现枯萎甚至虚假。情节，是生活之流激起的层层波浪，它是从有丰富生活基础并对它有正确理解的作家笔下，自然流露出来的。

日记从阳历元旦开始。最初所写，不过是添买一辆自行车的家庭琐事。从细小家务中，引出这一家庭不幸遭遇，为整个故事，打好了逐步建设的根基。第二节展示了新建住宅区的风景画，其目的在于引出那一群戴雪白口罩和褪色头巾的女孩子们。第三节，借第一人称的老人晨起打拳之机，进一步描写了作为女主角的女孩子，并与老人家庭联系起来。第四节，写老人与女孩子的生活联结。第五节写女孩子的心灵忌讳。第六节写“不虞之隙”，即女孩子所受新的刺激。第七节写悲剧的高潮。第八节写转机并感想。

故事进展得很自然，简直看不到人为的痕迹。作家所写，看来不过是宿舍大楼的上下左右，里里外外，而笔墨所渲染到的，却是一个时代的心灵，一个时代的创伤，一个时代的困苦和挣扎，一个时代的斗争与希望。而且是经过老少两代人的心，用两代人的脉搏跳动，两代人的眼泪和叹息来表现的。

人为的创伤，确使我们原来健康、活泼、美丽的民族，大病了一场。谢天谢地，医治还算及时，我们很快就会复原的。

但经历的一场噩梦，痛苦的记忆，是不容易消失的。这也算是伤痕文学吧，但读后并不使人悲观，而是充满希望的，并使人有所觉悟和警惕。

作家在小说语言上的尝试，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他的语言，采取了长段排比，上下骈偶，新旧词汇并用，有时寓庄于谐，有时寓谐于庄，声东击西，真假相伴，抑扬顿挫，变化无穷的手法。这种手法，兼并中西，熔冶今古，形成了一种富有生活内容和奇妙思路，感染力很强的语言艺术。这是作家研究吸取了外国古典文学语言，特别是中国的词赋、小说、话本，以及民间演唱材料的结果。当然，这种运用，并不是每一处都那么自然，有时也显得堆砌、生硬或晦暗，有个别用词显得轻佻。

很久不读如此功力深厚的小说了，写一些读后感想，并志对作者的怀念之情。

1981年4月26日——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卷八　书林秋草　读作品记（六）

在河南出版的《莽原》第一期上，读到了李准同志的短篇小说《王结实》。小说共分九节，前几节写得很真实，充满幽默感，读起来，使人不断笑出眼泪。八节有些生硬。最后一节稍空，手法也有变化。这种尾声，虽显得更含蓄，终给人以飘浮的感觉，也失去了幽默感。与前文情调不合。

我一向很喜欢李准同志的小说，他的作品中的幽默感，并不完全在语言的选择上。使语言充满笑料，这是容易做到的。

在艺术上说，却是比较低级的。他的幽默，是来自对生活的观察认识。认识的面广，认识的深刻。对一个时代的生活风习，理解得深了，作家有痛切的感觉，而不愿以大声疾呼的态度反映它，也不愿以委委曲曲的办法表现它。在沉默了许久以后，终于含着眼泪，用冷静的嘲讽手法来表现它。这就是幽默艺术。

这种表现，不是快一时之意，也不是抒发积郁之不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