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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养活这家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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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会成为那位羽毛球先生了。”我对她说。
她笑：“谁？”
“羽毛球先生。我将会每天早晨去工作，像羽毛球先生那样，我们又会像那个羽毛球家庭一样，一切都会好起来。妈妈将成为羽毛球夫人，你就是羽毛球女儿，大家将会注视我们，认为我们是多么幸运，组成了一个羽毛球家庭，住在羽毛球房子里。”
她的笑容消失了，一副小心谨慎的神情，她说根本就不会有那样的家庭。我把她举到我的胳膊上，带她到了仓库，让她看看那个木纸板箱，上面还有我踢破的那个洞。“发生了什么事？”爱琳吃惊地问。
“他们出了这一点小事故，”我说，“生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不总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对于羽毛球家庭。”我找到一个电子带，当我修理完那个箱子的时候，我把它钉到工作凳上方的墙上。“那会给我一个目标。”我说。
“你面向他们射击吗？”爱琳说着，更吃惊了。
“不，不，”我说，“来，我们去买根冰激凌火炬！”
我们去了镇里又回来，我想给她讲一些对她或许有意义的话。在山顶上，我告诉她抬头看天空。“我们不知道天会有多么高远，”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人们假装知道了，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我们曾从某个人的肚子里出来，就像你从你妈妈肚子里蹦出来一样，然后我们就在尽力生活并且活得幸福。有时候我们迷失了，我们被人解雇了，我们从朋友身边离开了，于是我们会有一段时间不高兴、不幸福，或许是很长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总会好起来的。贫穷和破产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破产？”她问，“你是说像箱子上的羽毛球家庭那样破了吗？”
我笑了，告诉她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
“你是说像汽车坏了一样吗？”
“汽车没有坏，亲爱的。”
“今天早晨，妈妈还在用它。只不过冒了很多烟雨已。”
戴伍，那位机械师估计要花费120美元来换后轮和车轮的轴承。当他发现散热器也漏了，闸也失灵时，他认为这种车如果行程在11。3万英里以上就不值得修理了。
我想如果我还有一点点信心，认为我还能有希望得到普林斯顿那份工作的话，我都不会给我俄亥俄州的一位从前的学生打电话了，她的父亲拥有福特领导权。电话里我告诉她，我需要她的帮助，因为没有工作我将不能借到银行的贷款。她安慰我说她会资助我的，她说她很乐意帮助我。
我希望从俄亥俄州开着我的新货车回来（这种新货车叫福特·金牛，后边有第三把椅子正是我所需要的），但是由于往返机票比两张单程机票要便宜得多，所以我还是订了往返票。
我不是一个觉得结识女人是很容易的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善于结交女人的男人。唯一的一次一个女人向我提建议是在好莱坞，我刚写过的一本书被卖到巴拉蒙特电影公司。我发现自己置身于白哇雷危尔郡旅馆的一间套房里，连续四天和一家小制作公司的头目在一起，那家公司和巴拉蒙特有合作项目。那几天他们用豪华大轿车接我，然后去参加各种会议和宴会。那是这种事情发生的地方，在后边座位上。但是我后来不久就遇到了科伦并坠入了爱河，对我来说，这感觉上就像背叛。几年以后那家生产公司的另一位职员对我说，如果我闭上眼睛再享受十分钟，电影项目就不会倒台了。
所以，这次我跟科伦撒了个谎，告诉她我受到俄亥俄州一所不存在的小学校邀请，我给这个学校起了个名字：朗顿学院。
令人奇怪的是，生活在我们习惯于变化的方式之中，我偶尔也发现一些东西仍旧保持了它们的老样子。、坐在星期三从波士顿飞俄亥俄的飞机上，几乎我所有的旅途伙伴都是白人（很白或者灰白脸）。当时我们都把盘，碟子丢出等待有人送饭。我们看起来就像坐在大椅子上早熟的幼儿园里的小孩子们。我们中的一些甚至打开餐巾，把它们塞在领口和袖口里，这样餐巾就可以垂在下巴下，正像我们第一次上了饭桌，我们的妈妈教我们的那样。一些人还穿着吊裤带，就像我孩童时被命令要做的那样。我们中大多数人受女人照顾，由女人来教我们最基本的技能。这些女人现在在哪儿，我不知道。到底在哪儿呢？在疗养院？那些在佛罗里达的幸运儿们或许正渐渐地学会了高尔夫球，或是坐在医生的候诊室里。如果她们发现她们所有的奉献、努力、宠爱、教育付出之后，这些孩子们已经长成了大男人，一个只会解开裤子爬到不是他们妻子的女人身上的男人，她们会说些什么？我仔细地端详着每个人，想知道我的这些同盟中有多少染了头发、上了假牙、戴着假发。一个女人的虚荣，对于我来说，是实在的，因为它和女人需要有吸引力总是联系在一起，而男人的虚荣心和野心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永远也不值得人去信任。
我想飞机上的我们这些人中，有谁白天梦到“性”的事情，仍在想着他的妻子。这让我想起我的妻子科伦，当我第一次认识科伦时，当我向她示爱时，我是怎样地盯着她的眼睛。我崇拜她，对她心存感激。所以，我想，如果我欺骗了她，我还能像原来那样看着她的眼睛吗？哎……或许如果我欺骗了她，我对她更会感激不尽，为她长期的忍受。我旁边的那个男人突然抬起头来，向远处看去，仿佛在飞机压缩舱所发出的宠大的嘶嘶声之外他听到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仔细、清楚地听那个声音，像他母亲的声音从露天的园子里传来，叫他回家吃晚饭。它又像是一种暗示，叫他不要再淘气了！
黄昏时分我已经坐在她的客厅里了。她正在为我配饮料，就像在一部老电影里一样。自从1980年初期兄弟聚会之后，我就没有沾过一滴烈性酒，但苏格兰酒加水我还能喝。“你们还有壁炉。”我兴奋地喊起来，就像一觉醒来发现只是一场恶梦而已。她在厨房里告诉我来生火。“前面的柜子里有木头。”她冲我说。但是在那儿我所发现的只是大约五十根桔色人造圆木。
整个闲谈过程中，我都在说着自己在科尔格特学校的情形，站在教室前面，随心而又自信地（至少我自以为是这样的）讲着，直到我被解雇了。
我要更多地说下边的事情了——苏格兰酒一下肚，我很快感觉此时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告诉她，自从我最后一次见到她以来所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我没有在尽力地得到她的同情，正如我在尽力劝阻她不要把这次她和我或许曾经该有的这次约会变成一次罗曼蒂克式的见面，因为我认为自己和维也纳男歌唱团里的男高音一样，不是那方面理想的人选。我想大概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不停在说，偶而会偷偷看她几眼，她始终是一副令人安慰的笑容，我又低下头来看面前的鸡尾酒杯边沿上所画的游艇俱乐部的小旗子。唯一一件她直接反应的事就是我欺骗保险公司一事，我想，这可能让她生气了。“你不应该那样做，”她断然地说，“如果你死了，他们可能会拒绝赔偿你的妻子。那太不现实了。”她说。
不现实，我自言自语道，确实有这种感觉。
当我不说话了，她开始以一种轻蔑的口气说起她大学时曾经约会过的那些男孩子，他们都希望被人竭力侍候。她穿着鱼网型黑色长筒袜，类似于我给科伦买的那种。每一次她去厨房拿苏格兰酒，她的大腿都发出一种摩擦的声音。我发现这种声音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催眠作用，这时她脱掉高跟鞋，把它们摆在地板上脚的旁边。
“你想过要一辆汽车吗？”她最后问。
我告诉她，“我不需要一辆新车，”我说，“行程略少于7万里的车对我们来说就足够好了。”
“真的，可是，”她说，“即使后排有一个座位，你也会感到很挤，因为你要带上四个孩子、一条狗和你的妻子。”
我从浴室回到客厅时，她正冲我笑，显得很有智慧的样子，好像她已经想出关于我的一些事，而我还不知道。
“最近你重新读过《推销员之死》这本书吗？”她问。
“没有，”我坦白地说。在科尔格特8个学期里我教了12遍米勒剧本。每一个想主修英语的学生都必须选一门叫早期美国文学的课。授课资料是令人吃惊地乏味和晦涩，因此除了最不会堕落的学生之外，几乎所有人都被送进了沉睡中。在我来到学校之前，这门课一直被大家普遍憎恨，被学生骂来骂去。我拿起了《推销员之死》这本书，把它安排到所有老的课本中，从美国梦想的当今破灭追踪到美国梦想把班的规模从二十人扩大到三十人。当我被通知解雇以后，我还完整无缺地装好那些老课本，把大半部分学期用于研究，洛曼家庭。
我向她透露最近我没能面对威利洛曼。“它现在有点儿太近了，你知道？”
她知道，她的表情转为某种纯粹的同情。“可是我把你想成比夫。”她边说边举起一杯盛有苏格兰酒的酒杯。
噢，上帝，我想。
“那个受人喜欢的男孩迷路了。”她说。
“为什么他迷路了？”我问。
“因为他相信威利告诉给他的全部感情方面的观点。”
我喝了一大口酒，她笑了，又说：“我的祖父也是那样。他把钱都攒起来，不是送我父亲去读大学，而是把钱都给了教堂。他很傻，就像威利。我总是记得那一幕：威利被解雇了，他去了他唯一一个真正的朋友查理那里借钱。威利只是不理解郝尔得怎么会解雇他。你记得他是怎么说的？”
我立刻回答：“他说，‘郝尔得怎么会解雇我？他刚出生时还是我给他取的名字呢？’”
她笑了。“不错。然后查理说‘什么时候你会意识到那些对你是毫无意义的事？你给他取名字，但你不能把它拿去卖。唯一在这个世界上你所拥有的就是你能去卖的东西。有趣的是你还是个推销员，连这个都不知道。’”
“很美丽，是吗？我祖父想受到大家的喜欢，他想去相信诸如友谊，忠贞等感情。”家的欢迎。记得吗？他以为如果大家喜欢他，他会有一个好的结束。他就不会破产或者失去儿子的尊敬。”
突然我发现她比我当初对她的印象要聪明许多。我感觉到她正在专注于什么事情上。
“威利开始告诉查理，他总是认为：如果一个人给予别人深刻的印象并受到大家的欢迎，他就不会遭遇任何不幸的事情。查理说——我也知道整个故事情节；你记得，在我们期末考试中你把这部分说得很重要？他对威利说：‘为什么必须人人要喜欢你？谁喜欢摩根？他给人的印象不深刻吗？在土耳其澡堂里他看起来就像个屠夫。但是只要他腰里挂着钱袋子，他就会受到人们非常的欢迎。’”
“我喜欢那句话，‘他腰里挂着钱袋子’。”
她把我安置在她不用的一间卧室里。在她的柜子里我刚刚数到第五件带褶的网球衫时，便像死人似的睡去了。第二天早晨她驾驶一辆福特布狼口牌轿车带着我飞快地穿过繁华的城市，其间她不断给我指出不同的大楼和商厦，那些都是她父亲在她成长的这些年中所拥有的和卖掉的。她眼睛里有一种光芒，过去常常让我在上早晨八点半的文学课时感到兴奋，我斜靠在后座椅上，只是让她开车。她向我指示她在哪儿上的高中，以及她打网球的场地，还有亚瑟爱师曾经和她击球的地方。“他是我教练的一个朋友。”她说。我想象着她穿着那些漂亮的网球衫的样子。
我们路过那块墓地，她的祖父就埋在那里。她放慢了车速，开始给我讲关于她祖父是如何从意大利来到美国，做了一名砖瓦制造工。我正在想着那些为她卖掉汽车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在夜里睡觉时还梦见娶她做妻子呢。
我认为出现在眼前的会是一片巨大的汽车厂房和林荫路。可出乎我的意料，我们的车停在了一座高高的大楼后面的小停车场，乘电梯来到一间玻璃和铬钢包成的办公室套房。
“你不是在汽车厂工作吗？”我愚蠢地问。
“我办公室在这儿，”她说，“但是我一周要去那几次。”
一个脸上有粉刺的穿着很朴素的小姐给我们拿来用大玻璃杯盛的肉桂味的咖啡，还有热的十字形小圆面包，它尝起来很好吃，我决定没有人看的时候把剩在盘子里的四块吃掉。
她在机场告诉我，她曾经非常迷恋我，我很清楚她是在描述一个已经属于遥远过去的人了。“说实话，”她说，“经过四年的预备学校生活，然后又在科尔格特上学，我有点讨厌像比福劳曼那样的男孩子。我父亲说他们是虚伪的人。你知道，这些人认为他们有资格去过某种特殊的生活，他们不必每天去上班，干某种固定的工作，像其余我们这样为生活忙碌的人。自从我在这儿工作，我已经解雇了好几个那样的人。”
当她说她不想帮我弄辆车时，这使我感到很吃惊，我在尽力使呼吸平稳。“你确信你想要个货车吗？”她问，“每月的支付会很高的。”
“我原以为这车会免费的，”我自嘲地说。我疑惑了，以上帝的名义，在三十六小时前我怎么会相信这种情况可能发生。
她又笑了，说她知道我太傲气了，以致于不会接受施舍。“正像威利。”她说。
我们这样处理这件事，作为对那辆车的交换，我为她的工商管理学硕士申请计划写篇文章。她的全部要求仅仅是列个草案和提纲。她给我一本平装的书，名叫《普林斯评论》是关于这个国家一流的学校（它包括样文，关于告诉你如何写好你的申请书等），封皮是一张照片，画着一个小型公文包，一台计算机和一本杂志。
我都无法面对回家这个事了。在机场我租了辆车，开到班格尔去看望布雷弗德。天正在下雨，城市仍如我童年时的样子，像一个老女人尽力却不再能拿稳她的唇膏，松松的带子总是从她肩膀上滑落，在聚会中当她坐着时，总忘记合拢双膝。
西百老汇大街上高耸的枫树在风中摇摆着，街上的汽车偶尔停下来以方便人们去拍摄斯蒂文国王别墅的照片。布雷弗德住在下一个门栋。今天晚上是他打网球的时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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