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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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内玩。比赛中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注视着他，看是否多种硬化症影响了他的运动。当我坐上他开的车的时候，我告诉他，这个秋天我可能不会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了，这意味着再过一年我才可能找到工作。

“这是什么意思？”他问。

“因为要等到下一学年，才可能有学校要人。”

“噢，但是那以前你早就破产了。你不得不找点事做。”他告诉我去尽力找份工作，度过难关，然后再看看有没有好的工作可做。“科伦也该找份工作了。”他说。他说得如此坚决以致于快把我吓跑了。

“看，”我说，“你不会愿意为1小时5美元的报酬去工作吧！”

“我会的，如果那是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他说。

我没理会。他撕开一袋奶酪面条，过了一会儿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十六岁，我们坐在他父亲的车里，吃着我们从他母亲的食品柜里偷来的东西。我让他想起只要他父母一出城，我就会设法进入他家。他家人一离开高速公路，我就会出现。有一次他们忘记了什么东西，我到了之后几分钟他们又回来，约翰把我从床上推到柜子里。这个柜子的顶部是斜的，我太高几乎都站不直。我弓着腰直等到他的父母又开车走了。几小时过去了，最后我冒险出来。在楼下我发现布雷弗德正躺在他父母的床上睡觉呢。

他笑得很厉害，甚至把奶酪面喷到他汽车的仪表盘上。

“为什么这么高兴？”我说，“我还想尽力得到你生活中所拥有的东西。”

很快我们又坐在他车里，我冲他喊叫。从停车场再往前几百米是一条小路，我们七年级时每天从这里去学校。在小吃店我们会把买中午饭的钱用在买冰激凌甜饼和饮料上。我也看到那个小店了。山下有一个老电影院，在那儿我们看过《研究生和博士瓦高》。感觉自己真是在以某种方式变化了。看我们，我们穿着网球服坐在这里，汽车电话的光亮照着我们的脸。“我们没有资格谈论穷人。”我说。

“那就谈谈你吧！”经过几分钟沉默后，他说，“谈谈你如何不面对现实。”

“那可不叫不面对现实。”我告诉他。

“不叫？在我看来那就是。你或许明年必须干两到三份不好的工作来支付你的帐单。天啊，你或许不得不住在移动房子里——很多体面的人也这样。我记得你一直希望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可是，为了科伦，为了孩子，你不得不这样。”

第09章　担忧

我不想把这个作为藉口，但是我认为整个夏天我到处奔跑，仿佛在追赶被大风吹飞的帽子一样，其原因是因为我仍旧受着我这代错误观念的影响：生活更多的是命运而不是适应。

我想我会在床上用一个早晨的时间匆匆写完那篇文章，以给我们挣得一辆福特货车，但是申请表上所有关于美国资本主义将来的问题，在我看来都很凄凉。我不停地写完一个严肃的段落，又一个段落，而这些文字都对过去的文化和文明采取一种忧伤的论调。我不能动摇这种思想：将来，不仅美国的商业，全社会的商业未来都将在贫穷、羞辱以及内部城市的愤怒中书写，而我们盲目地在舒适的生活中进行活动，晚上上好门闩，用租来的电影来麻痹自己。四天之后，我睡眼惺松地从隔离状态中出来，我放弃了，把申请表寄回了俄亥俄州。然后我给那个机械师戴伍打了电话，告诉他来修理我的货车。我对他说：“我知道它或许不值得修理。”

“嘿，”他回答，“这是唯一你能得到的车，唯一你能支付的车，对吗？那它就值得。”

然后我尽力帮科伦干点儿园子里的活儿。当我让她看我为了种大豆修剪好的木竿时，她说：“太晚了。”

“但是你要我做的？”

“那是一个月以前。”

我站在她一人搭好的篱笆外面，举起一小袋子大豆，那是我从商储店买来的。

“我已经种上大豆了，”她说。

“嗯，我们可以多种些，不是吗？”我在寻找一种方式回到家人那里。我躺在草地上，一会儿杰克和内尔各自找到一根棍子玩假扮戏水的游戏，他们坐在我身上，把我当成他们的木船，这时我看到科伦在园子里干活。她赤着脚站在泥土中。她的工作裤卷到小腿肚。我正在想她看起来多么强壮，这时她突然停下来，直直地站着，靠在铁锹把上，低着头。这让我吃惊。我注视着她，她靠在铁锹上轻轻摆动，好像她在用它跳一支舞。孩子们还在继续做着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否则那也会令他们吃惊。他们的母亲在一天当中休息呢。她们的母亲被邻里们深深地记着，在那里她从一位少女长成为一个女人。一天结束后，她经常会去洗个澡，我听见她幸福地说，“除了午饭前不得不上趟厕所之外，这是我一天中第一次坐下来。”她像她的母亲，她母亲还是十几岁的姑娘时，就创下了一个记录，在普莱斯克爱尔一天挑的土豆桶数是最多的。

她累了，我对自己说。她累了，因为我使她筋疲力竭了。我娶了一个女孩，有惊人的能量、希望和乐观精神，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孩有着一颗美丽朴实的心灵，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光芒，每个遇到过她的人都会注意到她并会记住她。当我看见她在园子里，我承认所有这些都在耗竭，当她发现或许她嫁给了一个不能依靠的男人，当生活变得更艰难时，一种阴影便开始爬上了她的心头。她从没埋怨过这个，埋怨不是她的性格。她有如此多的能量，我想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她从不在她毫无作为的事情上浪费精力。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时候：科伦斜靠在铁锹上，我注视着她又陷入了另一个进行自我分析的可怜的旅途中。我向下看了看，看见我开始用手指敲打大腿。正是右手，就像我祖父那样，当时他刚40岁出头，染上了圣维特斯舞蹈病，在紧张的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我清楚地记着这个细节，因为当时我是个小孩，只有4岁，刚刚长高到我的眼睛与他敲打的手指相平的高度。我从前从未算过二加二，但是这种运算现在对我一目了然；我母亲生下我和同胞哥哥十天后就去世了，我的父亲搬回了老家，这样我的祖父可以照顾我们。突然间我的祖父，一个几乎养不起他自己四个孩子的、十分不爱说话的人，在经济萧条时期靠卖苹果维持生活，现在又面对着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境况。当我父亲抱着我们回到他父亲家里的时候，很快有人告诉我：我的祖父是一个印刷商，他把整行铸排打印机移到小房子后面的房间里，在那里住下来，那是一个笨重巨大的机器，它工作起来，屋子都摇晃着，并且声音大得足以淹没所有孩子的吵闹声。

我现在大概是他当时的年龄。当我看到科伦斜靠在铁锹上，我又看到我的手，我确定她又怀孕了。噢，上帝，我想还有什么比要有第五个孩子更糟糕的事情呢？正如那个小联盟运动场的商人说的：一个没有前途的人一刻也不能够放松；一个不能放松的父亲把每一次焦虑的震颤、每一次紧张的刺痛都传递给了他新出生的婴儿。

我看着园子里的科伦，不知道有了这个不想要的孩子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当我问她，她想要多少孩子时，她只说：“很多。”她知道，作为一位母亲，抚养和教育她的孩子是她生命的呼唤，而且也总是这么容易、这么毫不费力气地怀孕并且把每一个婴儿养大。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人们还有如此大的困难才能怀孕呢。我不懂她们的挫折和疼痛。在过去三年里除了天主教书中教的老办法外，我们从未做过任何一种节育，但是科伦的内部系统和生物钟是如此有规律，你都可以用它来打赌。我们结婚时她就决定好了每一个孩子应该什么时候被怀上。她决定之后一直保守秘密直到怀孕后三到四个月。我直到34岁时才遇到她，我想我已经不能有孩子了。我们在英国私奔后两天，我们来到了巴黎，她决定该是怀我们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了。她从不问我也不告诉我这些事。当我们在城里的第一天四次做爱的时候，我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正像一条狗要接受地上摆放的四碗饭的现实一样。离开巴黎后两周，科伦只要头触枕头，她就能睡着，并且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体会到这意味着什么。

在我父亲再婚后我还是个小伙子时所住的一所房子里，你能听到晚上老鼠在阁楼里跑来跑去的声音，地下室里有一个古老的油炉。它是一个由铅和铁组成的庞大的机器，有管道、计量仪、阀门、杠杆和生锈的金属细管，细管像是章鱼的触角一样从心脏里伸出来。整个冬天它都关闭着，我们全家要去地下室，父亲拿个手电筒领路，我们只是呆呆地看着它，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站在它面前就像是站在一个神秘的不可揣测的机械面前，让人目瞪口呆，只有房主才了解它。她像玛丽雅鲍萍一样一阵风似的到了，从我们身边走过，挽起袖子，消失在一堆铁和黑色的金属板之间了，当她出来以后，那讨厌的老鼠又在四处跑了。我是这样看待科伦在孩子世界里的。她从开始就准确地知道如何去解释孩子们的每一个愿望，怎样去医治他们的小疾病，怎样去安慰他们。科伦的一位医生告诉我，她的奶水很多，足够喂养5个孩子。奶水整天从她的rǔ头里流出，浸湿了她的衣服，它还有种特殊的功效，使我们孩子从医院回家的第一天起，睡觉就像十来岁的孩子一样。

科伦把幸福的、灿烂的红脸颊的孩子送到我面前时，我就爱上了他们，爱得那么无可救药。从她把孩子放在我的臂弯里的那一刻起，我就从没看清楚摆在她们面前的究竟是怎样的一幅图画。

在5年的时间里有了4个孩子，我的态度像每个普通人一样，仔细地给每个孩子计划着，估算着每一个孩子在钱和时间上意味着什么。把他们带到这个世界来，尽可能多的拥有我们的孩子。

现在，又要有一个孩子了，我紧张地用手指敲打着大腿，思索着。每一个知道我的人都会来看我，对我说：上帝，你们还要一个孩子干什么！

我躺在园子里看着她睡着了。当我醒来时有点头晕。我围着仓库散步，看见孩子们在人行道旁的草地上搭起一个柠檬摊子。当人们从旁边停下来时，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去’树林里为炉子拣一些木柴。我四处走着，也不知真正在想些什么，当我清醒后，才意识到我已经走得很远了，已不能看见房子了。一种奇怪的恐惧袭上心头，像是风突然改变了方向。我说自己大傻了，但是我开始仔细听一种声音，渐渐地我有了一种幻觉，我看到坐在货车里的人正在邀请我的孩子坐车。他这次停下来只是为了柠檬，他走近他们：“下个星期六你们也会在这儿吗？像这次一样出来，在马路旁，就你们自己？”我扔下了木头，奔跑了起来，寻找一根可用的棍子作为武器。

在草坪的远处我停了下来，我看见他们了。我想要和他们说的话，我的神情，一个失去信心保护他孩子免受不幸的父亲的样子会让他们伤心的。所以我坐在矮松下，偷偷地注视着他们。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凡尔茅斯加油站，付给戴伍修理费，然后开车径直到了波特兰，找到了布莱伯街的国家职业介绍办公室。那是一个平顶、无窗的j一层砖房，看起来像一个小安全监狱。外面前门处穿着救济军衣服的男人和女人抽着烟、看着人行道。几步远的角落里停着一辆四轮大卡车，它的顶已经凹陷，一个有了白发的女人一只脚伸到仪表板上，正在给脚趾盖涂薄荷香脂。

我走进里面，排到一位越南人后面，一个宽肩的无赖冲着柜台后的女人喊：“但是我告诉你，我能做那份工作！我有工具！”

那个女人不停地道歉，而那个男人却不停地吼着。那越南人转过来，悲伤地对我说，“没有地址就没有工作。”

在柜台旁工作的那个女人很和气，很沉着，像护士一样。她们被训练得大声喊我们的名字，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但是你从她们脸上看得出她们不愿意干这种事情，因为她们不喜欢把我们的失败作为一个公开的问题。她们递给我们要填写的表格，还有波特兰出版的为失业者所写的一本小册子，上面有四十七条提示，诸如：寻找报纸上的赠券、彩票啦、切断你的有线电视等。

“我有地址，”当轮到我时，我对那个女人说，“但没有工具。”

她扬扬眉毛说：“有地址是一个好的开始。你有可靠的交通工具吗？”

“有。”

“你要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无论什么，”我说，“只要它有健康保险，我想我妻子就可以再有一个孩子了。”

她停下来，看了看我。她解释说即使我找到一份提供保。险的工作，也要等一段时期，而这已超过怀孕期。我假装知道这个。天啊，我被保护了这么长时间以致于没有想过这个世界是怎样运转的。

每天早晨同样的时间，我都去那个办公室，每次问同一个女人同一个问题：“请问有带健康保险的工作吗？”从第一天起，我就相信会有一个人把我从等候队伍中挑出来，把我领到一张桌子前，那里有真正好的工作分配给那些有研究生学位和一定修养的专门人才。我对那个女人说，我常常晚上做恶梦，梦见孩子生病了。对一个六口之家来说，最便宜的健康保险费每月也超过六百美元，我想要的就是某种能把我们全家投入保险之中的工作。

每天她都检查一遍计算机的输出资料，然后冲我摇摇头：“还没有。我很抱歉。”

和我一块排队的人，表情分为两种。一种是傲气地震惊：我从没想来这里……；另一种是顺从的样子：你们还能从像我这样的无业游民中期望什么？那些越南人总是在那儿，即使和蔼的女士们费劲地喊着他们的名字，他们总是笑着，当他们被叫到时半鞠着躬。他们总是微笑和鞠躬，好像是为了弥补他们所造成的负担。我回想起英国的那些乞丐在伦敦剧院外面排队等候免费座位——精神的营养品。我想，如果这里的一位女士领着我们沿着人行道走过橡树街，像是一队二年级的学生从学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