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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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辞退我，因为门窗都来迟了，在真的需要前必须先停止盖房顶板时，我不相信他的话。

第二天，没有工作，我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直到我走回别墅自愿做垃圾倾倒的工作。“我只是需要一些事情做。”我说。

后来的两个星期，我每天都等着拉里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每天都走到能看见那座别墅的海滨去，去证实门和窗都还没弄好、没有房顶板在盖。

我需要做一天的工来凑钱支付我们二月的房租，当我打电话问拉里是否需要我做什么事时，他叫我第二天早晨去。我起床穿好衣服，然后停住脚和科伦道别。“擦擦你的嘴，”她说，“上面沾有东西。”

我用整整10个小时的时间用手和膝盖捡拾别墅和车库内外的每一张纸片、每一块木头。我在捡木屑，告诉自己说所有的工作都是有尊严的，只要它能给你足够的钱支付房租。那个驾驶推土机的家伙跳下机器向我走过来。“那个送给你靴子的人？”他说，“凯尔？”

“是的。”

“他死了，”他说，“我想他得的是癌症。”

这又使我感到无助和愤怒，那天做完活后我走的远路回家，希望我回家时孩子们都睡着了。但当我走进家时，三个大孩子都在那儿告诉我说他们和妈妈一起开车去看我工作了。“你爬在灌木丛里做什么？”爱琳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卡勒哭着进来了。她把洋娃娃掉在外面了，她想我出去找。我在通道里搜寻着，最后发现了洋娃娃，当我递给她时，她指着一只脚，上面的鞋不见了。“你要我去找鞋？”我说。

她点点头，我走回室外。

那天晚上晚些时，我父亲从费城打来电话。从去年我对他吼叫“要么认可，要么别瞎操心！”起，我们可能只说过两次话。在那之前的一年，我最后一次见他，他让我坐在电视机和录像机前，给我放一盘带子，那是他从一个名叫“这儿不再有的东西”或其他什么相近的名字的纪录片上录下来的，一个怀旧主义者看着费城，这个“充满兄弟般友爱的城市”，在那个美好的年代，一家人可以不带任何恐惧地在大街上行走。我们就此展开了争论；我的父亲诅咒60年代的宽容和放纵——摇滚乐、赌注、男女同住的集体宿舍、逃避兵役的人，还有长头发——他从年轻时就知道的这个国家的分裂。这是一个古老的、古老的故事；他青年时代的英雄——士兵和总统——是我这个时代的恶棍。

“我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他在电话里问我，“当一个人失去他的工作时，人们应该帮助他，直到他站稳脚跟为止。”

“没事，”我说，“我有工作。我在做木工。”

他松了口气。他告诉我，在我出生前几个月到我母亲去世的那段时间里，他都在帮着她的父亲在校街上建造他的小房子。他记得盖房顶板是多么的热，他和我的姥爷坐在房顶上喝冷啤酒。他还记得啤酒的味道是多么的好，他告诉我他从帮建那间房子中学到的关于使用工具的每件事情。

我以前从未听他谈过这些。突然，我强烈地希望我的父亲和我一起在房间里，我们坐在壁炉前谈个通宵，这样的愿望在这一刻超过了一切。我想听所有他从没告诉过我的故事，而且，我想告诉他，他从来都不该受到我曾对待他的那种方式。

“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大学教授，”他对我说，“总有一天，你会再教书的。”然后，他接着告诉我他已以他自己的名义为我给考尔比大学和缅因州大学写了两封信，那是我曾执教过的地方。

“我不明白。”我说。

“哦，我想帮忙，就是这样。我只是打了几个电话。我打电话的每个地方都记得你。”

我停了一段时间才开口。“他们现在不会忘记我了，这是肯定的，”我告诉他，“听着，爸爸——你不能那样做，明白吗？我知道你想帮忙，但我要的不是这样的帮助。再也不要那样做了，好吗？”

我想象着电话线那边的他，他和我的继母一起住在费城的一套小公寓里。我从未拜访过他们，但听我哥哥讲，有一次，他去时发现房东正为暖气开的太高而对他们大吼大叫。他们只是站在那里，我哥哥说，房东就像指责小孩子一样责骂他们。我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他坐公共汽车来看我们。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争吵。到他离开时，我开车把他送到汽车站，把他放在前门处。门是厚玻璃板。从后视镜中，我看见他试图从窗户进去，直到一个陌生人给他打开了门。

“哦，”他难过地说，“我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他已变成了一个老人，当他的声音一消失在电话线上时，我便开始想念他。

夜里，我决定我要告诉他些什么或者给他些什么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起他的一个妹妹告诉我的话，说他小时候最想的事是像其他人一样。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住在租来的没有管子的破旧房屋里。他常常在睡觉前抱着他的小妹妹到户外厕所去，在他把她放下来小便前，她总是要他用他的扫帚把蜘蛛网扫干净。他的牙齿是烂的，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在经济大萧条时，他曾看见他的父亲在街上卖苹果，而他的母亲，一晚又一晚地想从要分给六个人的几个烤土豆中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来。虽然其他家庭都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恢复过来了，但他自己却没有。

他是那么渴望只是和别人一样，当战争爆发时，他有了希望。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皮包骨头的、有着一双鸽趾足的男孩，穿着短裤跑出体操课，应征参了军。在新兵训练营，他们拔掉了他的牙齿，下午是上齿，第二天早晨是下齿，给他戴上了假牙。他们给他军装，他立刻感到他终于和别人一样了。他内心深处得到了满足。

几天过去了，拉里没有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我到费城去看望我的父亲。当我到达时，他正坐在车里，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麻烦在啮合显示器上，那排红色的数字和字母——PRND21——在方向盘上。数字和字母仍然看得见，但当改变车速时，转动的红色箭头就不见了。

“底特律的冒牌货。”我低声说。

“不，它是一辆好的老车子。”他说。

我父亲手上的活从来都做不好，我想也许这就够了，如果我为他修好这辆车，也许我们之间一切的苦涩都将烟消云散。我爬到挡泥板下，发现塑料盘上的四个螺旋都在原位。我发现支持啮合显示器的盒子紧靠着方向盘。“这看起来相当简单。”我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他曾有一个地下工作台，和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父亲们一样，他把多余的钉子和螺丝钉放在婴儿商品罐里，盖上盖子保存在架子上，但他对工具完全不在行。我使用平挫和飞利浦螺丝刀开始修理，但几小时后，他所有的工具都放在了车里，我父亲从人行道上照来的手电筒的光也变暗了。

“几点了？”我问他。

“将近11点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

“哦，不碍事。”

早晨没地方去，我想。我知道那个故事。

“我曾有几辆好的福特车，”我的父亲高兴地说，“我认为福特车是好车。”

“是的，不过，这是一辆切诺基。”我提醒他。他没听见我说的。

“你爷爷的第一辆车是福特车。A型的。你奶奶拿出她所有洗衣服挣下的钱帮他买下它。她下定决心要拥有那辆车。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现在我才明白，在大萧条时期，当情况很糟时，是她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快乐。”

我说：“我根本不记得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爷爷都粗暴地对待她。”

他开始想反驳，但止住了。

“把那卷我给你的钓鱼线递给我。”我对他说。我从沉默中知道我对南娜性格的描述刺伤了他的感情。“看，”我说，“我在南娜身边时，她总是让爷爷占她的上风。这就是我说的全部意思。”

他让这事过去。然后，他谈论他们第一次的汽车旅行。“南娜许诺说我们都到哈里斯堡①去，”他带着微笑回忆着，“从费城出发，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开了一天多的车。我记得南娜告诉我们两人，我们将去找她的姐姐，住在哈里斯堡的爱丽丝。一个我们从不知道的姨姨。”

①哈里斯堡是宾夕法尼亚州首府。——译者注

他告诉我，南娜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直到她的姐姐被人领养后被带走。“她所说的只是她的姐姐被带走，在哈里斯堡和一家人住在一起。“那就是全部，到我们坐着A型车前往哈里斯堡时，离南娜上次见她至少有15年了。爷爷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但南娜决心要去。“我的弟弟，罗伯特，在路上生病了。我记得他在发高烧，南娜在旅途中一直抱着他。当我们到达哈里斯堡时，我父亲说，‘那么，现在你想到哪里去，艾达？’她让他从一个地方驶到另一个地方。他慢慢地在街道上来回开着车，她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我看着她。每间房子的前门都会打开，人们都对她摇头说不。我们继续驾驶在街道上，她继续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然后，她敲开一个门，我看见她扑进了一个人的怀抱中。就像那样，她找到了她的姐姐。

“在回家的路上，罗伯特的病加重了。三天后，他陷入昏迷状态，去世了。所以，在三天时间里，南娜失去了一个儿子，找到了一个姐姐。”

我抬头看着他的脸，几乎看见小男孩时的他坐在父亲的新车后座上，看着他的母亲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直至找回她失散的姐姐的拥抱。

第二天早晨，我们双眼朦胧地站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新闻报道员把它叫着“白房子”，它被坦克包围着。我们半睡半醒地站在那里，我们俩都穿着拳击短裤，努力地想弄明白电视上说的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上面解释说这是苏联议会建筑的老带子，画面上是1991年时由一群强硬派领导的企图进行的颠覆活动。那是苏联共产党的结束。我看带子时有种感觉，觉得美国将是下一个，但我立即闭上了嘴。在我的沉默中，我感到了我们共同的基础：我们在这儿，两个男人，都不年轻，都没有钱，都没有挣一分钱或有一份工作或拥有一套房子，都完全被世界改变的方式弄糊涂了。

第16章　幸运

在我们住在普鲁兹隘口的全部时间里，每当科伦叫我和她一起到危崖小径时，我都要找一个不去的借口。她后来就不叫我了。

当我拜访完父亲回家后，我问她我们是否可以一起走一趟。那是凌晨时分，在我们外出时，我告诉她我父亲说的每一件事。走过大房子时，我指着铜色的光亮和窗扉，给她讲房沿抓住房顶板的方法。

我从工作中学会的小事情。“总有一天，我要为你建一座房子。”我告诉她。

“那一定很棒。”她说。

阳光明亮而呈红色。它正好挂在大型夏日旅馆的房顶上方。

“天这么冷，”科伦说，“我不知道你在这样寒冷的气候里怎么能站在室外工作。”

我拉着她的手。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想念这寒冷的工作，重新挣钱的感觉是多么好，我是多么担心拉里不会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担心房子完工后我不能再找到工作。

我想告诉她所有这一切，但突然，我是如此的厌烦谈我自己，我们走在沙滩上，我保持着沉默。

突然，科伦停住脚步，用胳膊围绕着我。“我冷。”她说。

我提醒她当我们最初开始约会时，她一冷我就叫她跳舞，找借口把胳膊放到她的肩上。

“那么，”我说，“你想跳舞吗？”

“没有音乐，”她羞答答地说，“而且你讨厌跳舞。”

她看着我。“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我感到万分抱歉，”我告诉她，“在科尔格特的最后一年，我申请了23个工作。我们回到缅因州的第一个夏天是6所以上的学校。在我算帐的去年是334个。今年秋天是33个。我试过了，科伦，但我觉得事情很清楚，我不会再当教授了。”

一会儿后，她说：“也许是的。”

“无论如何，和我跳一曲。”我说。

我哼着“月亮河”，假装踩着了她的脚，然后，我抱紧她。

拉里说的话是真的。在窗户运到的那天，他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我们必须抢在一场将要席卷海岸的暴风雪之前安好79扇窗户。当我走在海滩上时，天是黑的。在海的那边，有船只正驶进隘口，它们前行的灯光就像低空上挂着的星星。我们不停歇地工作着，当雪花开始刮过沼泽地，意大利人做完烟囱时，我正好在别墅的南端。那是一根漂亮的石烟囱，他们站在那儿抬头看了一会儿，把雪花从他们的眼前拂开。我告诉那个老人这烟囱很好，我站在他的旁边。他看了最后一眼说：“行啦。”然后他转身拿起他的午饭盒，向他的卡车走去。

那天早晨，我们开始11个小时后做完了最后一扇窗户。拉里的脸在一颗钉子上划了一道口子，他的脸颊上有干的血迹。他很高兴。“让它下雪吧，”他说，“下一个月，这地方将关闭了。真的关闭。”

我那天最后的工作是爬到所有的脚手架上把木板翻起来，这样它们就不会被雪埋住了，然后把所有的梯子从房子边取开。我够到了所有的木板，除了在我头上40英尺高处的那块，在漂浮的白雪中，我几乎看不见它。

当我开始走回家时，风已刮到了海岸上。我敢肯定风速超过每小时50海里。我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回到家中。科伦带着孩子们到她母亲家去了，我生了火，然后在椅子上睡着了，我梦见雪堆在我没有移动的那块木板上。

雪越堆越多，然后，它的重量使木板裂成两半，裂开的两块木板都漂在风中，正好穿过漂亮的三倍窗。

我重又穿好衣服，走向海滩。我爬上了脚手架，系了根绳子在那块木板的一头，然后把它拉下来。

风暴在夜间过去了，我是早晨第一个去工作的人。起居室，一间86英尺长的大厅，有3个壁炉，20扇窗户，和9扇双层门，每扇门高10英尺，门上有8块1平方英尺的玻璃，沉浸在阳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