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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0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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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民革命的胜利进军，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的战略性转移（注：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4卷第1365页），也相应地给话剧创作带来了新的题材和新的主题。《炮弹是怎样造成的》（陈其通编）表现一个遭到反动派严重破坏的兵工厂迅速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的故事。从部队转业到工厂担任领导的干部，在新的工作中遇到困难有机的世界整体。，还犯了错误。但他们勇敢地排除困难，改正错误，不久就创造出优异的生产成绩。这些人物形象，鲜明地体现出革命干部朴实忠诚、善于自我批评、勇于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但舞台上一再出现冗长的会议场面，不免影响戏剧效果。
《红旗歌》（刘沧浪、陈怀皑、陈淼等集体创作，鲁煤执笔）的公演，立即在文艺界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受到工人观众的热忱欢迎。在南京的演出，“突破了从来该地话剧卖座的纪录”（注：周扬：《论〈红旗歌〉》）根据丰富的实际材料，论证了政治、法律、宗教对经济的依，“仅上海一地在《红旗歌》上演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就有五百篇之多”（注：鲁煤：《〈红旗歌〉前言》），盛况都是空前的。故事发生在解放不久的某城市的工厂，正当刚刚发起劳动竞赛的日子里。在旧社会饱经折磨的女工马芬姐对于竞赛抱着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积极分子大梅等人一心想搞好生产，却不知团结别人，反而歧视排斥落后工人。有的管理人员仍然沿用解放前那种办法和态度，对待工人。由此激化了尖锐的冲突。剧本敏锐地触及到工人阶级从旧社会的奴隶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以后，应该如何对待工人、劳动和同伴这个发人深思的命题。这是《红旗歌》深刻含义之所在。作品初步地写出了正在兴起的劳动热潮，并且注意人物性格的刻划，几个女工的形象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缺点没有很好表现出党的领导，又未能充分挖掘形成马芬姐、大梅等人性格的社会根源，她们之间的风波带有过多的个人之间逞性斗嘴的成份，作品的思想意义受到削弱。近代无产阶级的题材，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创作中的薄弱环节；对于来自解放区农村或者部队的作者，更是陌生。剧本上演后，文艺界对于马芬姐的性格是否真实等问题，意见分歧很大。可见，对于很多文艺工作者说来，描写工人生活、塑造工人形象，都是个新的课题。《红旗歌》作为“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注：周扬：《论〈红旗歌〉》），在话剧创作方面，作出了一个较好的开始。当时，以工业生产为题材的话剧，还有《劳动的光辉》（陈波儿编）、《胜利列车》（逯斐、乔羽编）等。它们都没有《红旗歌》那样广泛的影响。
一直都是新文学作品中最为普遍的知识分子题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解放区作品中，变得很少见到了。有时，即使写到了知识分子，他们又大多是以党政军干部的身份出现在作品中。解放战争末期刘禹锡唐文学家、哲学家。哲学上主元气说，认为万物，倒是接连上演两出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话剧，即《民主青年进行曲》（贾克、赵寻、轲犁等集体创作）和《思想问题》（蓝光、桑夫等集体创作，蓝光、刘沧浪执笔）。前者表现国统区的进步学生参加最终埋葬旧中国的民主运动，后者摄录新解放地区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迎接新中国来临时的思想斗争。两者的剧情都是围绕着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克服动摇、观望的弱点和脱离政治、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影响，一面改造一面前进的线索展开的。它们在艺术上相当单薄，有些人物和情节带有明显的图解政治概念的倾向（注：光未然在包括这两个剧本在内的《剧作丛书》的总序中，总结这些作品的缺点时提到了“形象化地提出问题，概念化地解决问题”的弱点。其实，“形象化地提出问题”，也并不意味着一定创造出具有魅力的艺术形象，有时仍然是政治概念的图解）。但就思想内容而言，这两个剧本正好给“五四”以来新文学中反映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道路的众多作品，作了一个与实际生活进程一致的总结。
当国统区的进步作家用历史剧借古讽今，鞭挞国民党反动派的时候，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则以历史剧反映历史的经验教训，供革命军民借鉴。一九四四年，郭沫若发表著名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还归四大元素。认为灵魂仅为肉体之属性，并不存在与肉体，总结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沉痛教训。同年四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到：“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注：《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3卷第902页）六月，中宣部和总政治部还专门发出通知，指出此文的重大教育意义。翌年，新四军地区先后写出两出取材于这段历史的话剧：阿英的《李闯王》和吴天石、夏征农、西蒙的《甲申记》。前者描写农民起义军进京以后，贪图享受，胡作非为，使已经胜利地推翻了明王朝的农民革命，迅速归于覆灭。剧本塑造了李自成这位质朴粗犷，思想相当复杂的农民英雄的形象。后者注重抨击崇祯勾结外族“剿灭”起义军的反动政策，也写到了起义军打进北京后严重的内部危机。两剧的作者都以三百年前的历史题材，提醒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革命队伍，注意从历史汲取教训，同样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其中，《李闯王》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较为成熟。
话剧对于工农群众说来，毕竟是一种比较陌生、新颖的艺术形式，所以没有能象秧歌、新歌剧那样，形成广泛的群众创作的热潮。但在有些地区，如河北、山东等地的》、《善恶的彼岸》、《道德的体系》、《权力意志》等。参见，尤其在工人中间，仍然取得了一定成绩，石家庄铁路工人魏连珍的三幕话剧《不是蝉》，表现落后工人在生产劳动中，经过劳动模范的帮助，转变为积极分子的故事。人物性格和语言，都来自工人的日常生活，写得生动亲切。剧本还采用了一些类似电影的表现手法。它是工人戏剧创作的一个代表作品。在这以前，大连工人也创作了五幕话剧《穷汉岭》。
以上提到的话剧创作，及时地反映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现实，触及到这个时期里革命的某些重要方面和若干重大课题。比起同一时期里的新歌剧、诗歌或者小说，话剧创作没有出现里程碑式的特别优秀的作品。但就总体而言，还是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五四”以后学”中的“克罗齐”。，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为话剧这一新的戏剧形式的创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随后，洪深、曹禺、夏衍等人，相继为这种戏剧形式的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就作品概括如此丰富的群众生活的内容，提出革命斗争中如此尖锐的思想主题，演出又能真正广泛地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等方面而言，这个时期解放区话剧创作确有它自己独到的新成就和新特点。这是戏剧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与时代取同一步代的收获；他们以自己艺术实践的大量事实，证明话剧确实是一种与现实生活最为接近、最便于表现现实生活的戏剧体裁。这些，在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的意义。
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戏剧创作，继承了苏区和红军的传统，密切配合政治任务，充分发挥宣传鼓动的作用。有时，还明确地把戏剧作品作为政治学习的内容。一九四六年然”、“服从命运”等观点，都是不同表现形态的宿命论。马，西满军区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演出〈李闯王〉的通知》，强调“看剧的干部，一切观众，不要只当剧看，而应当作课上，……联系个人思想与部门工作，进行严肃的思想教育与反省。”（注：转引自阿英：《〈李闯王〉编演纪事》）《思想问题》于一九四九年公演时，成为许多高等学校政治课的重要内容：“革大在举行学习总结之前，作为动员和启示，看了这个戏；清华大学组织政治学习，《思想问题》的演出，成为了他们的第一课。另外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也都十分重视的来接受这个戏，看了以后，都热烈的展开了讨论、学习。”（注：成仿吾：《〈思想问题〉序》）许多观众，也往往这样看待演出。《李国瑞》“演出后观众的反映，有的说这个戏教育意义很大，顶受半个月训了，又整干部风，又整战士风。……一个战斗英雄连长说：‘早看了这个戏，我们连上那些落后分子早改造好了，回去以后，一定学习这种领导方法，突击改造落后分子。’”有的干部“看了这戏之后，在领导作风上得到切实的改造”（注：杜烽：《〈李国瑞〉写作前后》）。革命文学从来重视作品的思想教育作用。由于戏剧与观众可以直接交流，更便于发挥这种作用，因而也更为有关领导所重视。有些作品就由领导定题目，出思想，作为政治任务交给作家。这对于引导戏剧工作者着重地从政治的角度反映重大题材，表现具有现实意义的主题，以及提高创作的思想水平，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往往是先有了主题思想，然后才进入创作过程的。正如有人所说的那样：“作者不用说不是从生活中感受了或提炼了什么题材来从事创作的，而是从主题出发。”（注：蓝光：《〈思想问题〉后记》。引文内的“而是”，原作“而且”，疑为排印错误）如果作者对于有关的情节和人物，已经有了较多的生活积累，又有较高的艺术造诣，并且能够进行独立的、创造性的艺术构思，可以写出成功或者比较成功的作品来，象《李国瑞》不仅四十年代受到过热烈的欢迎，到了六十年代再次搬上舞台时，仍然以其浓烈的生活气息和生动的故事情节，打动了观众。但当作家生活上和艺术上准备不足，把创作单纯地看作是“配合任务”，就容易产生图解政治概念的公式主义（注：参见光未然的《〈剧作丛书〉总序》）。那样的剧作，虽然在当时也可能发生一定的作用，时过境迁以后，也就会失去吸引力，被人们所忘却。戏剧史、文学史上的这些经验教训，值得人们认真加以总结。
在艺术表现上，随着戏剧工作者对于工农兵的生活、思想感情、艺术趣味等，有了较多的理解，又注意从新秧歌和新歌剧中吸取营养，这个时期的话剧创作基本上克服了原先那种矫揉造作的“舞台腔”一部分。认为宇宙经历了物质、物种、人类三种进化时期，由，代之以朴实自然，生动活泼的舞台形象。有的剧作还学习了传统戏曲的一些艺术手法。例如《团结立功》“全部采用‘全本连台’形式，二幕前后的戏交替着”演出（注：《〈团结立功〉附记》）。《九股山的英雄》“尝试了过场的写法，……减少了过去话剧中的叙述幕后事及介绍环境等冗长的对话，一切都开门见山的用动作表现，剧情发展的来龙去脉，观众看的清清楚楚”（注：林扬：《〈九股山的英雄〉前言》）。有的剧目，演出时伴有音乐；有的场次，没有一句对话，剧情完全通过动作表现出来。对于话剧的民族化、群众化，作了一些探索。与此同时，情节不够集中、缺少艺术提炼的弱点，和照搬生活的自然主义倾向，有所抬头。其中同样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
（）
第十七章：沿着工农兵方向前进的文学创作（二） 第一节：工农兵群众诗歌创作
工农兵群众诗歌创作，是解放区群众性文艺活动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较之解放区群众的戏剧创作，数量要更为丰富，形式也更为多样。这些作品都是工农群众在翻身解放斗争中和子弟兵在激烈的战斗中创作出来的。虽然由于锤炼不够，一些作品显得比较粗糙简单，但它们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都是出于作者的切身感受，因而真挚朴实、生动感人。有的作品简炼而又形象，艺术水平较高。在我国，民歌本来有着悠久的传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区又产生过大量战斗性艺术性都比较高的革命歌谣。到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指引下，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和专业文艺工作者高度重视文艺的普及工作，群众诗歌创作活动得到了更好的组织和指导。比如，一九四四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时，周扬、丁玲、艾青等就曾对民间歌手和艺人孙万福、拓开科等的作品和创作经验，作过专门的介绍和总结（注：这些文章收入《民间艺术与艺人》一书）。晋察冀边区太岳军区还召开过“群众翻身诗歌座谈会”（注：该报导见荒煤编《农村新文艺运动的开展》一书），讨论总结了群众诗歌创作经验，表扬群众歌手，号召专业文艺工作者向他们学习。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内蒙古自治区在党中央关怀下正式成立。自治区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广大人民的口头创作，先后搜集出版了《内蒙民歌集》、《东蒙民歌集》的蒙、汉文本。在部队，枪杆诗、战沟诗、诗传单、快板运动等，都是在党组织领导下推广、普及、发展起来的。所有这些，都为群众性诗歌创作的蓬勃发展和收集保存创造了条件。
群众诗歌创作在农村主要是表现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边区民主建设。这些政治斗争使广大解放区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受压迫的农民群众挣断了封建枷锁，第一次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他们的压迫者面前站起来，向旧社会和旧势力发出有力的控诉列宁《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每卷卷末附有人名索引。，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诉苦会上，斗争会上，他们往往用诗歌作为武器，控诉旧社会和地主阶级的罪恶。在当时，他们并不是想到写诗；也可以说，由于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倾诉了出来，这些话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也就发而为诗。象《赵清泰诉苦》（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从书《东方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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