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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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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一部图录,我们还知道,前燕大图书馆,即现在北大图书馆,收藏有米万钟“绢本画石长卷。每石后辄有题赞。署名莲花中人、漫园漫士、宛香居士、烟波钓叟、海淀渔长。最后跋云:‘天启丁卯夏日,避暑奕园,予见怪石屏列,各令名,写貌,并赞。石隐米万钟。’所加图章则有多藏古书画、古今怪言知己、燕秦一畸人、研山山长、北地米万钟仲诏之印等。”如果我们能够把米万钟遗留的一些作品,都收集起来,选印一部分,供大家欣赏和参考,岂不甚好!
还有更多的米氏遗物分散各处的,也无妨做一个调查。如颐和园的乐寿堂前院,摆着的那一块“青芝岫”大石头,原先是米万钟从房山找到的。他曾写过一篇《大石记》,叙述这件事情。到了清代,乾隆把它移置乐寿堂,并且写了《青芝岫诗》,大加赞赏。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其他材料还有不少,都应该逐渐征集。
关心北京历史文物的朋友们,只要遇有机会,进一步对米氏的三处园林分别访问,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可以补充北京地方史料的不足。我等待着朋友们的好消息。
昆仑山人
明代的北京,有一位豪放不羁的文人,自称为昆仑山人。据清代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载,此人“姓张名诗,北平人,初学举子业于吕柟,继学诗文于何景明,声名籍籍。”我们从北京地方史料中,看到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
张诗的成名大概与老师大有关系。他的第一个老师吕柟,乃是明代正德年间的著名学者,举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据《明史》列传载:“吕柟字仲木,……字者称泾野先生。刘瑾以柟同乡,俗致之,谢不往。……疏请帝入宫亲政事,潜消祸本。瑾恶其直,欲杀之。引疾去。瑾诛,以荐复官。……世宗嗣位,柟上疏,……以十三事自陈。……上怒,下诏狱,读解州判官,摄行州事。恤茕独,减丁役,劝农桑,兴水利,筑堤护盐池,行吕氏乡约。……年六十四辛,高陵人为罢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学者闻之,皆设位,持心丧。”
在这样有骨气的一位大字者门下就学,张诗的气节和学问的确都有很好的师承。
虽然早年学的是“举子之业”,但是张诗却已经养成了不甘屈服的顽强斗争的性格。照清代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的记载看来,张诗早年参加考试的时候,就曾显露出一种倔强的反抗精神。当时有一个故事说:“顺天府试士,士当自负儿入试。诗使其家僮代之,试官不许,拂衣出。”
这从我们现在的观点来说,似乎张诗对待劳动的态度很有问题。为什么自己抬一个书桌都不肯,偏偏要叫家童去抬呢?这不是鄙视劳动吗?
然而,如果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出发,加以分析,那末,我们就不应该过分地责怪张诗,反而应该承认这是他对封建考试制度表示强烈反抗的一种方式。
当时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学者,叫何景明。这个人是张诗的第二个老师。《明史》列传载:“何景明字仲默,信阳人。……弘治十五年第进士,授中书舍人。……李梦阳下狱,众莫敢为直。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卒年三十有九。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又与边贡、徐祯卿并称四杰。”
张诗对于这位老师尤其钦佩,当何景明卧病时,张诗亲往视疾,在病榻旁侍候七个月。直到何景明逝世,张诗才回到北京。
由于他前后受到吕柟、何景明的深刻影响,所以张诗的一生完全无意于功名,而以诗、古文的创作自许。当时的人们称赞他“不狂、不屈、不惰、不骄,春风不足融其情,醇醪不足味其况”。这大概是有相当根据的吧!
张承泽描写张诗的生活状况是:“所居一亩之宅,择隙地种竹。每遇风雨萧,披襟流盼,相对欣然。命酌就醉;兴到跨蹇信所之,虽中途遇风雨,受饥寒,不改悔。”他所作的文章,“雄奇变怪,览者不敢以今人待之”。可惜我们现在没有找到张诗的诗文集,不能详细介绍他的创作风格上的特点。但是,我们从已有的一些材料中,已经可以想见他的作品,一定是有很突出的风格的。
只是在偶然的机会,我们还可以碰见张诗的墨迹,他的草书奔放不羁,为明代一般书法家所不能比拟。正如《畿辅人物志》和《畿铺人物考》两书用共同的文句所介绍的:“其字书放劲,得旭颠、素师遗意。人谓悬之可以驱鬼。”可见张诗的书法确实与众不同。”
当然,说他写的字能驱鬼,完全是神话,不过把张诗的字与旭颠、素师相比,却也有道理。所谓旭颠便是唐代的大书法家张旭,他爱饮酒,善草书,每每大醉狂呼,走笔疾书。人们叫他为张颠,又称为草对。所谓素师便是唐代的和尚怀素,他本来姓钱,字藏真。也爱饮酒,也善于草书。把这两人来比张诗,未免过分夸扬,但是这也可以证明张诗的草书在当时影响之大了。
关于昆仑山人张诗的生平史料了,如果有哪一位朋友知道得更多,希望能够尽量介绍出来。
保护文物
谁都知道,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无限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现在几乎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都可以遇见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物古迹。
对于各种文物古迹,我们的人民政府一贯都很重视,并且积极地加以保护。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国务院发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一百八十处。其中,在我们北京范围内的有十八处,占十分之一。至于各省市自己规定的地方文物单位,当然还要多得多了。
最近有几位同志谈起北京郊区大房山的古迹,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物区,它的历史价值仅次于周口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这里,集中了隋、唐、辽、金几个朝代的石经和其他遗物。只因它远离北京城区,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其实,这里的名胜古迹十分优美。例如,在上房山,有一座钟乳石的瀜洞,名叫“云水洞”。它是地质构造中典型的“喀斯特”现象。许多人认为它比广西桂林的“七星岩”决不逊色。然而,有人宁愿跋涉千里去七星岩游览,却不知道在自己城市附近就有象云水涧这样的去处,这岂不是怪事吗?
如果打开明代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人们就可以看到关于云水洞的一段描写:“秉炬帚杖,队而进洞。洞门高丈,入数十丈。……过一天地,入一天地矣。左壁闻响,如人间水声。炬之,水也。”声潭底,不知其归。又入,有黄龙、白龙盘水畔,爪怒张。导者曰:乳石也。焠炬其上,杖之而石声。乃前,扬炬,望钟楼、鼓楼,栏栋檐脊然。各取石左右击,各得钟声、鼓声、磬声、木鱼声。……”本来下面还有许多文字,是描写云水洞中由钟乳石形成的石塔、雪山等各种奇妙景致的,我想不必抄录全文了。同时,这部书上关于石经山等处许多名胜古迹的介绍,大家如能详细一读,也一定会引起很大的兴趣。
明代还有几个著名的学者,都曾到过房山,写了文章,如徐文长的《上房山房》、袁宏道的《游小西天记》、曹学佺的《游房山记》,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这里的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色。
清代以后的文字记载更多,用不着一一介绍了。
可惜的是,上房山的道路没有修理,云水洞等处更加处外失修了。这些地方现在所以不如七星岩等处知名,恐怕原因也就在此。但是,只要稍加修整,这几处都不难很快地繁荣起来。
特别应该提到保存在“小西天”的石经,从公元六世纪隋代僧人静琬开始募款雕刻,一直到明代末年,许多佛教的重要经典都刻成了碑板。据说小西天九个岩洞中封藏的石经碑板,大小共四千一百九十二块。另外,从云居寺压经塔旧址中,挖掘出来的辽金两代所刻的石经碑板,编号共达一万零八十二块。但是,这许多碑板经过几次损失,残缺的部分已经无法弥补了。
解放以后,在我们人民政府的大力保护与支持之下,由中国佛教协会于一九五六年重新整理拓印,共得大小经板一万四千多块。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批文物。正确地利用这一批材料,不但可以校正历代印行的佛经,对于佛教典籍的研究大有益处;而且还可以借此研究隋、唐以来的书法变化以及有关的历史背景。
然而,这个山上值得保护的文物,还不只是这些。我们对于唐代以前开凿的雷音洞,还必须特别注意加以保护。这个洞又叫做千佛洞。它是就天然的崖石凿成的方洞。在周围洞壁上嵌了石经碑板一百四十五块,洞内有四根八角形的石柱,每根柱上都有各种形态的浮雕佛像。前二柱各刻佛像二百七十二尊,后二柱各刻佛像二百五十六尊。洞的中间又有一尊唐代雕塑的石佛。尽管有许多已经被文物的破坏者敲打得残缺不全了,但是看了这些雕刻,不能不令人钦佩古代匠人的艺术天才!
多少年来,这里所有的珍贵文物,不知遭受了帝国主义强盗、汉奸卖国贼、军阀、官僚、奸商等等的多少催残和破坏。如今剩下的这些,更加值得我们予以保护。希望首都各方面关心祖国文化遗产的人们,都来认真执行行国务院的规定,进一步注意保护这些文物吧!
古代的漫画
在中国绘画史的研究中,有的人认为以讽刺为目的的漫画只是近代才有的,而且是从西洋传入中国;至于中国古代的画家,则根本不知漫画为何物,便没有什么漫画作品之可言。这种议论当然大有商榷余地。
到底中国古代有没有漫画呢?回答不但是完全肯定的,并且还应该承认中国的漫画有它自己的传统特色。
《孔子家语》载:“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牖,有尧、舜之容,桀、纣之像,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这就是说,古代的人已经懂得绘画为武器,揭露恶人恶事,表扬善人善事。因此,以善恶对比为题材的绘画,就可以认为是中国古代漫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山东嘉祥县的汉武梁词的石刻画像便是一个例证。从这些石刻画像中,人们不是可以看到“桀纣之像”了吗?那些骑在奴隶身上的奴隶主的残暴形象,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多么有力地揭露了古代奴隶制度的黑暗啊!
但是,一般地说来,历来的画家们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但不可能进行分析和批判,而且毕竟还不敢大胆地揭露它的弊病。于是有一些画家就选择了特别含蓄的表现形式,以表达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的情绪。
这种例子到了清代,可以举出的就更多。其中有的象清初的八大山人,常常是嘻笑怒骂皆成图画。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八大山人出身于明代的宗室,对于清代的统治极端不满,因此在他的笔下所刻划的一花一鸟一木一石以及山水人物,一切形象几乎都变态、畸形的,借此以发泄他内心的愤懑。虽然,由于他站在明代宗室的特殊地位上,不满于清代的统治,以致于对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加以歪曲,这是过火的;然而,八大山人的强烈讽刺的绘画艺术却具有创新的意义。这一点同他的全部作品的艺术价值一样,是不可抹煞的。
还有,龚半千是清代画派中所谓金陵八家之首,他的作品也有一些可以算做漫画的。比如,他为了讽刺当时社会上贫富极大悬殊的现象,画了一幅财神图,画面表现了一个穿红袍的财神,脚踏着两个元宝走路。从这幅画上,人们一望而知,作者是在讽刺当时社会上那些为富不仁者流,寸步不离钱财,同时,他又为自己的穷朋友们鸣不平,因为他们贫无立锥之地,简直寸步难行。
最突出的漫画,还应该说到所谓扬州八怪的作品。这些画家实际上都是当时南北各地不满于现实的文人,他们愤世嫉俗,满腹牢骚,不合时宜。因此,当时的人们称之为“怪”,而他们自己也坦然以“怪”自居。他们在这样的思想感情支配之下,画出来的东西,就必然非有一些“怪”气不可了。
在这里,就举罗两峰的作品为例吧。他本是地地道道的扬州人,在这里举出他来做扬州八怪的代表倒也适当。他生平最爱画鬼,并且以画鬼而成名。人们都知道他的成名之作乃是《鬼趣图》,这可以说是古代漫画的典型了。
罗两峰画的《鬼趣图》不少,而且每一个图都包含了好几个段落,各个段落的画面,或相莲,或不相连。随便打开一卷《鬼趣图》就可以看见许多令人发笑的漫画。例如,他画了两个大头鬼。一个不但大脑袋,还加上大手大脚,头发直竖,每走一步都比跑步还吃力;另一个头重脚轻,两腮特大,看来食欲很强烈,可是他的身子却太小,行动更困难,只能徒唤奈何。作者题诗道:
“头重如山强步趋,鬼穷还被鬼揶揄。几人毛发无端竖;尔辈形骸太不拘。大手凭空扇道路;丰颐随意插牙须。当年却是衣冠客,一凿凶门貌便殊。”
看了作者的题诗,我们就更清楚地知道他对鬼的讽刺,实际上却是对人的讽刺。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上,画家如果直接用漫画去讽刺那班活人,一定要惹祸;如果只是讽刺一些死鬼,就不至于有什么危险了。也许正是经过了这些实际的考虑之后,画家终于选择了以鬼为讽刺对象的这种漫画手法。
由此可见,漫画决不只是近代才有的,也不是都从西洋传来的。我国古代也有漫画,它具有与西洋的漫画颇不相同的特点,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漫画传统。希望我们的漫画家和研究画史的人,更多注意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漫画的传统,使它能够在今天完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我们的人民的漫画艺术创作而发挥它的作用。
书画同源的一例
我国古代有许多书画家,都承认“书画同源”之说。最早发现这个道理的是谁?有人说是元代大画家兼书法家赵孟俯,证据是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着赵孟俯的一幅画卷,上面有他本人的题跋,其中有这个说法。其实在元代以前,早有这种议论,不过到元明以后才盛行此说。
这个道理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中国的书画不同于西洋各国。西洋的水彩画和油画等,显然与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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