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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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等等，将来还有可能在某些方面代替钢铁，它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
在我国的广大地区，自然条件基本上都能适合大豆的生长，各个地区又适合于其他若干豆类的生长。因此，除了其他豆类可以因地制宜广泛种植以外，大豆的种植范围显然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条件，希望各地家业科学家共同努力，多加提倡、试验，并在条件具备的地方适当地加以推广。
多养蚕
读了北京晚报发表的言佳同志写的《蓖麻蚕》一文，我很高兴，愿借此机会，也来谈谈养蚕的问题。
先要来“正名”。蚕字现在流行的简体字写成“蚕”字，这是不妥当的，似乎应该考虑改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释名中说：“蚕从朁，象其头身之形；从虫，以其繁也。俗作蚕字者非矣。蚕音腆，蚯蚓之名也。”
我们对于李时珍在几百年前说过的意见，虽然不能盲从，但是，如果他的意见正确，为什么不可以采纳呢？假定可以接受李时珍的意见，为了简化，我以为把“蚕”字改为“蠶”字似乎要好一些。
蚕的种类很多。据《尔雅》《释虫篇》所列举的有：“蟓，桑茧；雔由，樗茧、棘茧、栾茧；蚢，萧茧。”晋代郭璞的注解，在“蟓，桑茧”下注：“食桑叶作茧者，即今蚕。”在“雔由，樗茧”下注：“食樗叶”；在“棘茧”下注：“食棘叶”；在“栾茧”下注：“食栾叶”；在“蚢，萧茧”下注：“食萧叶”。然后总括一句说：“皆蚕类。”宋代邢昺的解释是：“此皆蚕类作茧者，因年食叶异而异其名也。食桑叶作茧者名蟓，即今蚕也；食樗叶、棘叶、栾叶者，名雔由；食萧叶作茧者名蚢。”这个解释就很清楚了。
从这些注解中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用桑叶喂养的家蚕，原先都是野蚕，而且只是野蚕中的一种。还有吃樗树叶的野蚕。樗权就是臭椿，它的叶子是另一种野蚕——雔由的食物。雔由也能吃棘树的叶子。棘就是小酸枣树，它的叶子也是雔由这种野蚕的好食物。还有栾花树的叶子也是雔由爱吃的。至于蚢，则是吃蒿草的又一种野蚕，萧就是蒿草，又叫做野艾。臭椿、酸枣、艾蒿等都是北方常见的，所以雔由和蚢也是北方野生的。
我们还可以看看，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有一节专论“种桑柘”的。他写道：“永嘉有八辈蚕：蚖珍蚕，三月绩；柘蚕，四月初绩；蚖蚕，四月初绩；爱珍，五月绩；爱蚕，六月末绩；寒珍，七月末绩；四出蚕，九月初绩；寒蚕，十月绩。”蚕有八辈，这在南方并不稀奇，北方恐怕很不容易做到。但是，其中柘蚕是吃柘树叶的，和吃柞树叶的柞蚕差不多，这在北方却也容易生长。
历史上有不少关于野生的蚕茧丰收的记载。如《后汉书》《光武本纪》写道：“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至是（建武二年）野谷旅生，麻OE*尤盛；野蚕成茧，被于山阜，人收其利焉。”又如《宋书》《符瑞志》载：“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广野蚕成茧，大如雉孵，弥漫林谷，年年转盛。”到了宋孝武帝大明三年，又载：“五月癸巳，宣城宛陵县石亭山，生野蚕三百余里，太守张辩以闻。”唐代贞观十二年，据《册府元龟》载：“六月，楚州言野蚕成茧于山阜；九月，楚州野蚕成茧，遍于山谷。”这些例子也只是说明南方的情形。
至于在北方，这里无妨再举一些例子为证。据《宋史》《五行志》载：“（哲宗）元祐六年，闰八月，定州七县，野蚕成茧。”又一条记载是：“元符元年七月，藁城县野蚕成茧；八月，行唐县野蚕成茧；九月，深泽县野蚕成茧，织纴成万匹。”还有，“政和元年九月，河南府野蚕成茧”。以及其他等等记载，在这里用不着一一抄录了。
如果说，用雄的樗蚕蛾和雌的蓖麻蚕蛾进行杂交，经过选育后得到的杂种蚕，就能适应我国的环境，便于保种过冬，传种接代。那末，无妨再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把其他野生的蚕蛾与家蚕蛾杂交，或者用两种野生蚕蛾杂交，看看是否能够得到便于大量培育的、能吃各种野生树叶和草叶的新品种，使我国的蚕丝生产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言佳同志在文章中提到，蓖麻蚕的经济价值很高，它的茧可以制造许多纺织品，蚕粪能做肥料，蚕蛹可以榨油或者做酱油。我想还应该提到蚕的药用价值。
据李时珍说：“凡食叶蚕类，俱可入药。”比如“白殭蚕”能“治小儿惊痫”；“为末，封疔肿，拔根，极效”。蚕蛹“为末，饮服，治小儿疳瘦，长肌退热，除蚘虫；煎汁饮，止消渴”。蚕茧用以“烧灰，酒服，治痈肿无头，次日即破。又疗诸疳疮及下血、血淋、血崩。煮汁饮，止消渴、反胃，除蚘虫”。蚕蜕“治目中翳障及疳疮”。甚至于缫丝汤，李时珍也说它能够“止消渴，大验”。
趁着现在大家注意养蚕的时候，我希望能有几位研究过这些问题的专家和热心的朋友，把北京郊区附近的野蚕种类及其生长情况，做一番调查研究，并加以小型试验，以便早日提出发展养蚕的有益建议。
咏蜂和养蜂
“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有。
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
这是唐末五代的著名诗人——罗隐《咏蜂》的七言绝句。从前四年制的中学生大概都读过这首诗。有的老师还出了一个作文的题目——《读罗隐咏蜂七绝有感》。更有的老师叫学生自由地写一首和诗，可以交卷也可以不交卷，谁交了的就多给几个分数。我当中学生的时候，就曾经写过一首和诗，并且是步罗隐原韵的。和诗的原句是：
“踏遍溪山十二尖，艰难生计不须占！
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
现在看起来，我的和诗当然十分幼稚。不过，那时候对于蜜蜂的辛勤劳动和人间为生计而操劳的广大群众，已经有了相当的同情。这许多年来，进一步从生产的角度认识了养蜂的重要。前些日子，有两位记者访问了香山的养蜂场。他们的报道又引起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回忆和新的兴趣。
蜜蜂对于人类的益处很大，而它们自己的寿命却很短。酿蜜的工蜂顶多能活七、八个月，有许多只活了一、二个月就死了。它们酿造一斤蜜，大约要采五十万朵左右的花粉。所以，在采蜜最忙的季节，许多工蜂往往飞在中途就力竭而死。
一群蜜蜂，除了一个蜂王和几个雄蜂以外，主要是由工蜂组成的。每个蜂群一般要有两三万头工蜂，达到此数或者多于此数的称为强群，少于此数的则是弱群。养蜂要养强群才有利于生产，否则不但不利于当前的生产，而且有长期不利的影响，甚至于蜂种都会变坏了。
凡是养蜂的人都知道，好蜂要有好种。而品种优良的蜜蜂，古书中叫做“��，或叫“范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说：
“蜂尾垂锋，故谓之蜂。蜂有礼范，故谓之��。礼记云：
范则冠而蝉有緌。化书云：蜂有君臣之礼。是矣。”
只要稍加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每一群蜜蜂都是一个组织严密的集体。它们内部有分工，无论营巢、采蜜、保育幼虫、清理蜂房等杂务，都有专责。并且所有的蜂群，照例“一日两衙”，非常有规律。李时珍还说：
“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则蜂饥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则蜂惰而不作。……取惟得中，似什一而税也。”
可见李时珍简直把蜂群看成和人类社会差不多，把割蜜也比做“什一之税”，主张不过多又不过少。与李时珍的这些观点相似的，在明代还有一个宋应星，他在《天工开物》中写道：
“凡蜂不论于家于野，皆有蜂王。王之所居，造一台，如桃大。……王每日出游两度，游则八蜂轮值以侍。蜂王自至孔隙口，四蜂以头顶腹，四蜂傍翼飞翔而去。游数刻而返，翼顶如前。畜家蜂者，或悬桶檐端，或置箱牖下，皆锥圆孔眼数十，俟其进入。凡家人杀一蜂二蜂皆无恙，杀至三蜂则群起螫人，谓之蜂反。凡蝙蝠最喜食蜂，投隙入中，吞噬无限。杀一蝙蝠，悬于蜂前，则不敢食，俗谓之枭令。”
历来论述养蜂问题的书籍还有不少，我想不必列举。只是明代刘基的《郁离子》一书，不大受人注意，其中有一段关于养蜂的记载，仍有介绍的必要。他说：
“昔灵丘丈人之养蜂也，园有庐，庐有守，刳木以为蜂之宫。其置也，疏密有行，新旧有次；坐有方，牖有向；视其生息，调其暄寒，以巩其架构。如其生发，蕃则析之，寡则裒之；却其蛛、蟊、蚍蝣，猕其土蠭、蝇豹。夏无烈日，冬不凝澌。飘风吹而不摇，淋雨沃而不渍。其分蜜也，分其赢而已矣，不竭其力也。丈人于是不出户而收其利。”
刘伯温的这一段话，我觉得是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养蜂的方法，很值得养蜂的人员做参考。
在北京的各个农场中，就现有的条件说来，养蜂业显然大有发展的可能。这是大家公认的用力少、成本低、得利大的一项副业生产。如果我们能够到处多栽花果树木，增加蜜源，那末，不止养蜂业可以发展，北京的自然风光和物产状况也会更加丰美。
下雨趣闻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刊登了“有关雨的趣闻”，共有三则，都是外国的，大概因为那一版全是国际资料的缘故。但是，我却因此想到我们中国古书记载的下雨趣闻，比外国的更多得多。
虽然，从前许多作者，对于各种自然现象，不能理解，只把它们记录下来；而后来的许多读者，甚至于又都把它们当做神话看待，这就使大批可供科学研究的资料长期被埋没，实在可惜。不过，历代记录的这类材料，有许多总算保存下来了，谁有兴趣，尽可以把分散的材料，集中到一块，加以分析研究，也许可以解答某种特殊的问题，也未可知。
例如，说到钱雨。人民日报登载的材料中，叙述“一九四○年的一天，苏联高尔基州突然下了一阵带有大量古老铜钱的雨，人们把这种雨叫做铜钱雨”。而在我们中国，这样的例子就很不少。据南北朝时代的任昉在《述异记》一书中载：“周时，咸阳雨钱，终日而绝。”“王莽时，未央宫中雨五铢钱。”
“汉世，颖川民家雨金铢钱。”又据《宋史》《五行志》载：“绍兴二年七月，天雨钱，或从石甃中流出。”明代的《稗史汇编》也有这样的记载：“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师大雨，雨中往往得钱。”可见钱雨并非奇事。
而且，我们还知道有金雨。《竹书纪年》载：“夏禹八年夏六月，雨金于夏邑。”后来任昉也写道：“先儒说：夏禹时，天雨金三日。古诗云：安得天雨金，使贱同如土。是也。”他在《述异记》中又写道：“周成王时，咸阳雨金。今咸阳有雨金原。”“汉惠帝二年，宫中雨黄金、黑锡。”“汉世，翁仲儒家贫力作，居渭川，一旦天雨金十斛于其家。”象这样的金雨不知道外国是否也有。
还有五谷雨。任昉说：“吴桓王时，金陵雨五谷于贫民家、富者则不雨矣。”照他这么说，好象老天爷居然也会区别贫富似的。这当然是一种附会。宋代刘敬叔的《异苑》又载：“凉州张骏，字公彦，九年天雨五谷于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在五谷之中，有降稻米的。如晋代崔豹的《古今注》载：“惠帝三年，桂宫、阳翟俱雨稻米。”也有降黍的。崔豹又写道：“宣帝元康四年，长安雨黑黍。”《宋史》《五行志》也说：“元祐三的六月，临江县涂井镇，雨白黍；七月又雨黑黍。”同样，《元史》《五行志》载：“至元十一年十月，衢州东北雨米如黍；邵武雨黑黍，如芦罚В恍胖萦旰谑颍�郡邑多有，民皆取而食之。”又有雨粟的。崔豹说：“武帝建元四年，天雨粟。”“宣帝地节三年，长安雨黑粟。”当然也有雨麦的。晋代张华的《博物志》载：“汉武帝时，光阳县雨麦。”在各地县志中还有许多同样的记载，我没有一一去查阅，这里就不列举了。
如果只看上面所举的几部书，我们还不能完全发现其他各种下雨的趣闻。其实二十五史和笔记小说中的材料，多至不可胜数。随便再打开《汉书》《五行志》，其中就写道：“元帝永光二年八月，天雨草，而叶相胶结，大如弹丸。”这大概可以叫做草雨吧。此外，崔豹还说过：“汉帝永和中，长安雨绵，皆白。”又说：“宣帝元康四年，南阳雨豆。”《宋史》《五行志》也载：“元丰二年六月，忠州雨豆；七月甲午，南宾县雨豆。”这些绵雨、豆雨等等例子可以说明，下雨的时候，能够随雨下降的东西还有不少，决不止于我们所说的这一些。
那末，我们应该怎样解释这类现象呢？这些是神怪现象吗？显然不是。这些现象实际上都是由旋风所引起的。旋风又叫做回风，古人早已知道它的厉害了。
明代《管窥辑要》一书，引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的话说：“回风卒起，而圜转扶摇，有如羊角，向上轮转，有自上而下者，或磨地而起者，总谓之回风。”当回风刮起的时候，飞沙走石，平地而起，直冲到高空中去。因此，地面的东西往往会被刮到天上，刮到很远的地方，然后又落到地面上来。这样就形成了所谓钱雨、金雨等等奇怪的现象。实际上这些现象的产生，道理却很简单。
我们走到郊外旷野去，常常看见一阵旋风卷起沙土，变成一条黄色的飞龙。据说，人要是处于这个龙卷风的中心，就非常危险。甚至天上的飞鸟，如果碰上这股龙卷风也逃不了。所以，《宋史》《五行志》说：“庆元二年十二月，吴县金鹅乡铜钱百万自飞。”这当然是被旋风刮跑了的。《续文献通考》载：明代“洪武八年，库钱飞。时南台民家屋上有钱，竖立瓦上，各贯以竹，或得一二十文，皆库钱也”。明代蒋一葵的《长安客话》也写道，“涿州旧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镇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内有古钱，皆飞空如蜨。”把这些记载同前面所举的例子连起来看，问题的真相就表现得非常清楚了。
从下雨的趣闻中，我们不难知道，有许多离奇古怪的现象，只要仔细研究，其中都有一些道理。因此，我们对于古人遗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