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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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做种种评论，但是她所以不得不搬家三次，毕竟是因为她要给孟子寻找她认为好的环境，这个母亲的心理倒是不难理解的。
事实证明，孟子的母亲很懂得教育孩子的道理。据汉代韩婴在《韩诗外传》中的记载：“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杀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这个故事也是许多人早已熟悉的。还有曾子的妻子，同样因为无意中说了一句哄骗孩子的话，曾子就特地杀了一口猪，表示不欺骗孩子。
这一类故事多得很。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记载了另一个著名的故事。“司马光曰：光五六岁时，弄核桃。女兄欲为脱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以汤脱之。女兄复来，问脱核桃者，光曰：自脱也。先公适见之，呵曰：小子何得谩语！光自是不敢谩语。”司马光以亲身的经历，教育后人不可说谎。显然，这些故事，在我们今天对孩子进行教育的时候，还是有用的。至于不骂人、不发脾气，在古人对儿童的教育中，同样也很注意。明代苏士潜在《苏氏家语》一书里，写道：“孔子家儿不知骂，曾子家儿不知怒，所以然者，生而善教也。”当然，现在我们一般地都懂得不骂人、不打人、不发脾气、不耍“态度”，而在古代却只有孔子那样的“圣人”家的孩子才懂得这些道理。可见古人毕竟不如今人。
现在我们有许多少年儿童，做出许多惊人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古人。但愿现在做父母的和当老师的，都能更加珍爱儿童们幼小的心灵，按照他们生理发育的时期，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正确的教育。
儿童生理发育的时期和智力发达的时期，本来是互相适应的。简单地把六岁以前划为幼稚期，把六岁到十四岁都划为童年期，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更细致一些，对于乳儿、幼儿、童年、少年的不同阶段的生理发育状况，多加研究，进行不同的保养和教育工作，让我们的后代更好地成长起来。
说志气
有一位青年朋友，准备回农村参加农业生产，要求同我谈话，征求我的意见。我鼓励他要有志气经过长期的努力，把我国落后的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化的农业。我强调要有这样雄伟的志气，不料他却不以为然。
他说，我们不应该讲什么抽象空虚的志气，以免浮夸不切实际。他认为，所谓志气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概念，根本不符合于唯物主义。我当时很直率地指出了他的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我说，志气可以有唯心主义的解释，也可以有唯物主义的解释。现在觉得还有把我的意见写出来的必要，以供其他青年朋友的参考。
我国古代学者，特别是宋代的理学家，常常把志气讲得很玄妙。最著名的如朱熹，在《朱子全书》中说：“志者心之所之，比于情意尤重；气者即吾之血气而充乎体者也。”真德秀的《真西山集》也有一篇《问志气》，其中说：“志谓心志，气为血气。”这些宋儒的议论，实质上都是对于志气的唯心主义的解释。他们没有可能把问题说清楚，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敷衍一番，令人费解。还有，元代的理学家许衡，在他所著的《鲁斋心法》中说：“云从龙，风从虎，气从志。龙虎所在而风云从之；志之所在而气从之。”这一类牵强附会的说法，在古书中就很不少，我们现在读古书，必须抛弃这些糟泊。要象沙里淘金一样，善于吸收古书的精华。
在这里，我倒希望大家读一读诸葛亮《诫外甥》的一封信。这封信写道：“夫志为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这位诸葛孔明先生，主要的活动都在公元第三世纪的初期，他的思想受了当时条件的限制，当然不可能都很完善，但是，他的见解与其他古人的相比，却有许多独到之处，确属难得。他首先主张要树立崇高远大的志向，反对庸俗下流的倾向。这一点就非常重要。我的那位青年朋友，害怕强调志气会产生浮夸的毛病，正是因为他不懂得立志高远的重要性。
其实，所谓志气，我以为应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说明它是物质性的。这个道理很明显。任何人都不能没有志向；任何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又都不能没有相当的气魄。一定的志向和实现这志向的气魄，归根到底乃是物质运动的客观过程的一种反映；同时，也是人的高级神经这个物质本身活动的结果。
当你彻底地认识了我国农业十分落后的实际情况之后，在你的思想上就会发生一种强烈的反应，要把这落后的农业改造为现代化的农业。这无疑地是一种高尚的志向。为了实现这个志向，你又不能不从实际出发，分析各种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下定决心，要进行长期的努力，去改造农业。这就是一种伟大的革命气魄。由此可见，把志气完全看成是抽象空虚的、不切实际的、唯心主义的概念，那是非常片面的、非常错误的。
试想一下，假若我们没有崇高远大的志向，而庸庸碌碌地只看到眼前的一切，那末，我们又怎么能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呢？
当然，这样的雄心大志，绝对不能只是一个人的志气，而必然是最大多数人的集体的志气。在这里，个人的志气和集体的志气完全可以统一起来。但是，在集体的力量支持下，从每一个个人来说，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根据祖国和人民的需要，树立雄心大志，并为它的实现而不怕一切困难，坚持奋斗。
交友待客之道
我们中国人是最好客、最爱交朋友的。解放后的我国人民，更是满腔热情地经常接待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因为接待的人多了，有时也难免有不够周到的地方。对于某些礼貌不周之处，多数朋友知道真情，当然可以谅解；有的也可能不会谅解。所以，做接待工作的同志们，应该很好地体会并且善于表达我们待客的真情实意，吸收古来丰富的交友待客的经验，把接待工作做好。
谈到接待宾客的经验，首先应该提到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宾客往来很多，因此，诸子百家差不多都谈到交友待客之道。后来各个朝代的外交活动，扩大到中亚、东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国家，人们又把过去交友待客之道，运用到外交活动上去，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如果有人把这一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一定可以编出一部好书。
古人交友待客虽然与我们现在完全不能相比，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道理仍然值得参考。例如，孔子在《易》《系辞传》中说，“上交不谄，不交不渎”，这也可以当做古代人交友待客的一条重要原则。所谓不谄不渎的意思，也就是说，既不要低声下气，又不要高傲怠慢。
同样，《礼记》中说：“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这也可以同不谄不渎联系起来做解释。失足、失色、失口实际上就是指的行动、态度、言论上的错误，这是交友待客之大忌。一切错误也总不外乎行动、态度、言论这三个方面的。而一旦对待朋友和客人做了不正确的行为，或者态度傲慢，或者答应的事情失信了，诸如此类的错误有所发觉，就应该主动地向朋友和客人声明纠正，表示歉意。
明朝永乐年间有一位学者，名叫薛瑄，在他的《读书录》中讲了许多接待宾朋的道理。有一点特别值得重视。他说：“虚心接人，则于人于忤；自满者反是。”这是把虚心看做交友待客的根本态度，真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接待宾客态度不好，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不虚心。如果遇到对方有弱点，就更加盛气凌人，目空余子。针对这种毛病，所以薛瑄还主张，“人有不及者，不可以己能病之”。这是十分重要的话，应该引起人们的深思。尤其是在运动竞赛等场合，要提倡虚心的态度，决不要自以为能，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有的人对于“不及者”倒还可以团结，而对于比自己强的人却不能虚心团结。古人也有这个经验。宋代岭南的大学者何坦，写了《西畴常言》一书，他主张“交朋必择胜己者，讲贯切磋，益也”。这就是说，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好处，因为可以向他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竞赛的同志们，应该好好体会这个意思。
现在有许多国际朋友来到北京，当我们和外宾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唐朝的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所描写的那种情景，真是“胜友如云”“高朋满座”，叫人兴奋得很。我们主客之间的关系，更是历史上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首都，这就足以说明一切问题了。
评《三十三镇神头图》
据说有一幅唐代的古画，名叫《三十三镇神头图》。这是描绘古代中国人同外国人比赛围棋的一幅图画。它反映了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我们可以从这个故事中得到一些教育，对于如何正确地处理国际的运动比赛之类的问题，将会进一步有所认识，便于彻底地防止和纠正人们在看待国际比赛中的某些不正确态度。
这一幅古画可惜早已失传了。它是否有摹本或其他遗迹留在人间呢？恕我见闻谫陋，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幸亏有一部唐代的著作，记载了这幅图画所描绘的故事内容。这就使我们现在仍然可以对它进行大胆的评论。
唐代著名的小说家苏鹗，写了一部书，名为《杜阳杂编》，其中记载了这个历史故事，也提到了这一幅图画。
故事发生在唐宣宗大中年间，即公元第九世纪中叶。当时日本的王子访问中国，献给唐皇许多礼品。唐宣宗设宴款待日本王子，并且演出百戏杂技，欢迎贵宾。日本王子擅长围棋，要求与中国的棋手比赛。宣宗指定了第一流的棋手名叫顾师言的，跟日本王子比赛。双方各下了三十三着棋，不分胜负。顾顺言使出了一个绝招，即所谓“镇神头”的一着棋。日本王子估量自己赢不了，就要打听顾师言是第几流的棋手。在旁边看棋的唐朝官员骗他说是第三流的。王子要求见第一流的。那个官员又说：必须赢了第三流的才能见第二流的，赢了第二流的才能见第一流的。日本王子长叹一声说“小国当然不如大国”，于是只好认输了。
看来《杜阳杂编》的这一段记述是可靠的，因为作者苏鹗是唐代光启年间的进士，距离故事发生的时候只有十几年，他记述的唐代其他史实也都很有价值。虽然他对这个故事不敢加以批评，但是他对唐朝官员的态度显然很不赞成，并且他把描绘《三十三镇神头图》的画家称为“好事者”，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的不满。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评论这件事，那末，可以肯定地说，唐朝人对待这种比赛，特别是涉及国际关系的这种比赛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我们不必要也不应该用现代的帽子，乱扣在古代人的头上；但是，我们却很需要从这个故事中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事实很清楚地表明，唐宣宗对日本王子的款待，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了中国人古来好客的传统；顾师言下了“镇神头”的一着棋，也并不错；但是，看棋的那个官员却表现了大国欺负小国的恶劣态度；而“好事者”事后又画了《三十三镇神头图》，故意夸大炫耀顾师言的胜利，那就很不应该了。这样的坏风气，让它随同死去了的封建时代，永远被人们所唾弃吧！
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人的劳动力能够创造社会的一切财富；人的劳动力本身也就是最大的社会财富。因此，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我们的古人，就已懂得这个道理了。
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当然，那个时候的人，特别是那一班封建统治阶级的人物，并不是真正爱护劳动力，而只是为了取得和维持他们的封建统治地位才不得不如此。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却也发现了所谓“使用民力”的“限度”，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
《礼记》《王制篇》写道：“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元代的学者陈澔注解说：“用民力，为治城郭、途巷、沟渠、宫庙之类。”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讲解，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现在看来，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这个比例当然会发生变化，不过它变化的快慢和比例的高低，与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有极密切的关系。社会性质和制度不同，比例也会有很大不同。
而且，即便在同一个生产水平之上，丰收的年成和普通的年成以及荒年，也不能按照相同的比例来使用劳动力。所以，《周礼》上又记载着：“丰年三日，中年二日，无年则一日而已。”这就是说，在丰年基本建设占用的劳动力可以达到总劳动力的百分之一左右；平常的中等年景，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六左右；没有什么收成的荒年顶多只能占用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对劳动力既然要注意爱护，那末，对于劳动力所支出的劳动以及它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同样必须爱惜，注意积蓄。《礼记》《王制篇》还有一段文字，很突出地说明了这个观点。它写道：“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虽然古人管理的国家未必都有这许多积蓄，这是极而言之；但是，当作一种经济思想和学说来看，这一段话却很值得重视。在农业上实现耕三余一，在整个国民经济计划上保持三年以上的积蓄，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和学说，所以齐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