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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夜话-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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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文字记叙中，有几点重要的情况，与上述资料相吻合，就是说：第一、它描写的恰恰是五世纪的情况。齐永元元年即公元四九九年，是五世纪的末期。第二、沙门慧深是当时著名的僧人，还不只是一般的佛教徒。第三、文中所述扶桑的物产和风俗习惯，的确很象墨西哥。而且这一段文字在唐代李延寿编撰的《南史》卷七十九中又重复出现了一次。《梁书》和《南史》同是唐代的作家编撰的，他们的时代离南北朝不远，见闻当然比较确实可信。只是我们过去没有注意罢了。
不过有一点是史籍记载与外文资料相异之处。这就是慧深的国籍尚待考证。《梁书》写的是“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好象慧深是从扶桑国来的。这些还需要进一步加以查考。
但是，无论如何，这一段历史记载，总可以说明中国人和亚洲人，早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就已经与美洲的国家和人民有了亲密的往来。当时从亚洲大陆到美洲大陆，只要沿着阿留申和阿拉斯加前进，可能并不很困难。因此，中国人和美洲各国人民的友谊无疑地具有悠久的传统，这是多么重要的历史事实啊！
如此说来，哥伦布显然不是最早发现美洲大陆的人了。但是，我们也不要把哥伦布的功绩完全抹杀，他毕竟可以算是发现由欧洲到美洲的新航路的第一人。
与古代扶桑国有关的问题还不少，为了进一步研究这些问题，还有许多值得介绍的材料，今天说不完了。希望热心的朋友们也能够多多提供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扶桑”小考”
“为什么你把扶桑说成墨西哥？难道过去我们把扶桑当做日本真的是错了吗？”
有人看了前次的《夜话》以后，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我想把扶桑做一个小小的考证。
扶桑决不是日本，这是可以肯定的。几乎在中国古代所有的史籍中，对日本的正式称呼都是“倭国”。如《山海经》的《海内北经》早就写着：“倭国在带方东大海内。”当时所谓“带方”即今之朝鲜平壤西南地区，汉代为带方郡。后来的史籍，包括我前次引述的《梁书》、《南史》等都在内，也一概称日本为“倭国”，与“扶桑国”区别得非常清楚，不相混淆。在这些史书的《东夷列传》中，“倭国”和“扶桑国”都分开立传，显然是两个国家。
从地理位置上说，这两个国家的距离也很远。倭国的位置，只是“在带方东大海内”；而扶桑国的位置，则是“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查《南史》载，大汉国是“在文身国东五千余里”；而文身国又是“在倭国东北七千余里”。这样算来，扶桑国距离中国共有三万多里，比日本远得多了。
了。
写到这里，报社的同志给我送来了许多有关的材料。其中有一个材料说，早在一七六一年，有一个学者名叫金勒，大概是法国人，他已经根据《梁书》的记载，指出扶桑国是北美洲的墨西哥，并且认为发现新大陆的可能以中国人为最早。一八七二年又有一个学者名叫威宁，完全支持金勒的主张，认为扶桑必是墨西哥。一九○一年七月，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弗雷尔也发表论文，提出与威宁相同的主张。但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这种意见当然不能流传，而逐渐被淹没了。
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我更加相信这个判断是可以站住脚的。因为那些外国人也证明《梁书》记载的扶桑国物产和风俗，大体上与古代的墨西哥很相似。
据说，所谓扶桑木，就是古代墨西哥人所谓“龙舌兰”。它到处生长，高达三十六尺。墨西哥人日常饮食和衣料等，无不仰给于这种植物。在墨西哥北部地区，古代有巨大的野牛，角很长。这同样符合于《梁书》的记载。
至于有人说，古代墨西哥没有葡萄，只是后来欧洲人到达了美洲，葡萄的种子才从欧洲输入美洲。威宁等人却证明，在欧洲人未到美洲以前，美洲已经有野生的葡萄，就是《梁书》说的蒲桃。法国人房龙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世界地理》中，也说欧洲人初到美洲时，称美洲为“外因兰”，意思就是“葡萄洲”，因为那里出产一种葡萄，可以用来酿造美酒。
还有的人说，美洲没有马，后来西班牙人才把马运到美洲去。但是，动物学家根据地下挖掘的动物骨骼，证明美洲在远古时期曾有马类生存。可能在欧洲人到达美洲以前一千年的慧深时代，墨西哥一带仍然有马也未可知。
在墨西哥出土的许多碑刻中，有一些人像与我国南京明陵的大石像相似。还有的石碑有一个大龟，高八英尺，重二十吨以上，雕着许多象形文字。据考古家判断，这些显然都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苏联科学院出版的《美洲印第安人》一书，还证明古代的墨西哥和秘鲁等地，“会熔炼金、银、白金、铜以及铜和铅的合金——青铜，却没有发现任何地方会炼铁的”。这一点与《梁书》的记载也完全相符。
《梁书》上面本来还有一段文字写道：“其国法有南北狱。若犯轻者入南狱，重罪者入北狱。有赦则赦南狱，不赦北狱。在北狱者，男女相配，生男八岁为奴，生女九岁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贵人有罪，国乃大会，坐罪人于坑，对之宴饮，分诀若死别焉，以灰绕之。”前次我删节了这一段文字。现在看了威宁的材料，才知道墨西哥的风俗恰恰也是这样。
最后恐怕有人会问，当时人们往来到底是走哪一条路呢？这正如房龙说的：“他们是由太平洋北部窄狭的地方航行来的呢？还是由白令海峡的冰上走过来的呢？还是远在美亚两洲间尚有陆地相连的时代便过来的呢？——这些我们全不知道。”然而，他实际上做了三种可能的假设。或许古代的中国和扶桑国之间的交通是三种情形都有，这也未可知。
由慧深的国籍说起
在谈论谁最早发现美洲大陆这个问题的时候，许多人都很关心慧深的国籍。
到底慧深是哪国人呢？对这个问题应该首先做出初步的回答：他是中国人。
根据何在？有《高僧传》可以作证。这部书是梁朝的和尚慧皎编撰的。他与慧深几乎是同时代的人，当然他的记载比较可信。
按《高僧传》的记载，在宋文帝时，有一位高僧，法名慧基。他有好几个有名的弟子，如僧行、慧旭、道恢等人，其中特别提到：“沙门慧深，亦基之弟子。深与同学法洪，并以戒素见重。”可见当时慧深在禅林中影响很不小。这里虽然没有明白记载慧深是哪国人，但是似乎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外国人。因为《高僧传》中凡遇外国的和尚，就都写明来历，一看便知。比如，慧基与西域法师僧伽跋摩、弘赞禅律等往来，编书的人在文字上都交代得明明白白。假若慧深是外国人，决不会不写清楚，相反的，倒还可能大书特书，以表明慧基在佛教领域的威望很高，连外国和尚也跟他学佛。
而且，当时外国的和尚即便到中国来，也没有改变法名的道理，照例应该用他的外国法名译音，如僧伽跋摩等等。慧深的法名显然表明他是中国的和尚。
但是，《梁书》《东夷列传》上分明写着：“扶桑国者，齐永元元年，其国有沙门慧深，来至荆州，说云：扶桑在大汉国东二万余里。”这中间的“其国”二字应该如何解释呢？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扶桑；一种是把“其国”解释为南齐。用后一种解释虽然可以打消关于慧深国籍的疑问，可是在文法上说来比较勉强。用前一种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文法，只是对慧深的国籍问题又难于说通。
那末，应该怎样解释才好呢？关键还要看我们如何研究古代的文献记载。
从慧基的传记中，我们发现他“以齐建武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齐建武三年是公元四九六年，上溯八十五年，为公元四一一年，则是东晋安帝义熙七年。他“年满二十，度蔡州受戒”。这时候应该是公元四三一年，即宋文帝元嘉八年。后来他“遍历三吴，讲宣经教，学徒至者千有余人”。这都是宋文帝在位期间，即公元四五二年以前的事情。慧深无疑的也是在这个期间成为慧基的弟子。从此以后到齐永元元年，即从公元四五二年到四九九年间，这四十多年的光阴，可能正是慧深远游美洲之时。等他回到荆州，刘宋的天下已经变成萧齐的天下了。人们都说他来自扶桑，这是很自然的，并没有什么不可理解之处。
而且，慧深到美洲的目的，显然是去传播佛教，他是以佛教徒的身分去的，决不会到那里以后才变成佛教徒，这也是可以断定的。同时，在他游历美洲的时候，那个大陆上的人们才有机会接触佛教，还没有他们自己的沙门，更谈不上派遣他们的沙门到中国来游历。至于他们当时如果曾派人来中国拜佛取经，那也一定会有记载。在有关慧深的史料中，我们的找不出这样的迹象。
现在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美洲大陆确实是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被中国人首先发现的。据一九一三年出版的《地学杂志》第三十七期上，也有一则资料写道：“近来西方学者创立一说，谓最初寻获美洲大陆者，实为我中国人。其说以美洲红印度人之语言形体皆与中国人相似为证。……最近则有著名考古家奈云，偕人种学家数人，在墨西哥国越万滔地方，寻获泥制古像甚多，面貌确与华人无异。其衣饰亦稔为中国十数世纪之物。此外，又有泥造佛像数百，长约数尺，其塑法与中国近代之木雕神像相似，盖亦千余年前中国之技术也。……有此种种确据，乃可证明美洲大陆，实为中国人最先发现者。其发现之时期，距今约一千五百年之久。”
根据上面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断言，慧深至少是当时发现美洲大陆的最突出的人物之一。
广阳学派
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在清代初年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当时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齐名，形成了一派革新的思想，他就是刘献廷。
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几年在讨论《红楼梦》问题的时候，许多文章的作者都曾引用过刘献廷的一些言论，以证明清代初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一种具有民主倾向的新兴思潮。事实的确是这样。刘献廷这一派的革新思想，对于当时的社会曾经发生了强烈的影响。
刘献廷的这个学派，称为广阳学派是比较恰当的。因为刘献廷字继庄，自号广阳子，他的著作大半失传，留下的只有《广阳杂记》一种。特别用广阳称他的学派，也含有纪念他的特殊意义。
如果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相比，那末，刘献廷治学的范围更加宽广，目的性更加明确，更加讲究实用，而他的遭遇却更坏。他在康熙年间调查了许多实际材料，起草了许多重要著作，但是都失传了。后来乾隆年间的大学者全祖望为他立传，其中写道：
“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继庄之学，主于经世。自象、纬、律、历以及边塞关要、财赋、军器之属，旁而歧黄者流，以及释道之言，无不留心，深恶雕虫之技。”
据全祖望所述，刘献廷有许多著作，其中有几种成就最大的，如他“尝作新韵谱”，以华严字母，参入梵语、拉丁语、蒙古语、满洲语，与各部韵母相合，于是“万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同时，他“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他还研究方舆之学，“为正切线表，而气节之先后，日蚀之分秒，五星之陵犯占验，皆可推矣”。对农田水利，他也有独到的见解；对于礼、乐、医药、数学同样都有研究。由于他的学问渊博，曾被聘请参与《明史》、《一统志》的编纂工作。他对于同事们的评价是：“诸公考古有余，而未切实用。”这就足以说明刘献廷是多么重视实用之学了。
当时与刘献廷一起修《明史》的是著名的史学家万斯同。据全祖望说：“万先生终朝危坐观书，或瞑目静坐；而继庄好游，每日必出，或兼旬不返。归而以其所历告之万先生。万先生亦以其所读书证之，语毕复出。”由此可见刘献廷从事实际调查的情形。
当时与他同事的，还有一位他的同乡大兴人，名叫王源，字昆强，号或庵，曾作《刘处士墓表》，其中说到刘献廷少年时，“读书每竟夜不卧，父母禁不与膏火，则燃香代之。因眇一目，又折其左肱，落落摄蔽衣冠，踯躅风尘中，人无敢易之者。盖其心廓然大公，以天下为己任”。所以，到后来“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博采轶事，以益广其见闻，而质证其所学”。刘献廷勤苦学习和以实践验证学问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有人特别关心地问道：刘献廷在政治上有何进步表现？他对于农民起义的态度，又是如何的呢？我们在这里不能详述他的政治观点。但是，只要看王源说他“志在利济天下后世，造就人才，而身家非所计”，全祖望说他的“踪迹非寻常游士所阅历，故似有所讳而不令人知”，这就不难想见他与当时清代的封建统治者是站在何等尖锐对立的立场上了。至于他对待农民起义，当然是抱着同情的态度。比如，当时清朝的统治者极力渲染张献忠杀人如草；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却写道：“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功，则果然也。”这岂不是把当时对农民起义军的一切造谣诬蔑都驳倒了吗？
北京的人们，特别是大兴的人们，虽然不必因为有刘献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和他的学派而骄傲，但是，为了学习和继承前人的遗产，如有可能，似乎还可以继续搜求有关刘献廷的各种遗作，以便就广阳学派的思想内容作进一步的研究。
吴汉何尝杀妻
在旧戏舞台上，许多人都曾看过一出戏，名叫《吴汉杀妻》，又叫《斩经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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