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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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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②陈独秀的原话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见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③陈独秀：《文学革命论》
另一位“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旗手李大钊，在他1916年夏天从日本返回祖国之后（这一年他二十八岁），就出任了《晨钟报》副刊的编辑，在他发表于1916年8月《晨钟报》创刊号上的《“晨钟”之使命》一文里，他也表示了自己的与陈独秀相近的看法。李大钊认为：法国之所以能够发生1789年的推翻帝制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因为法兰西民族产生了象孟德斯鸠和卢骚这样的思想家。基于同样的观点，他同时认为：代表德意志民族的灵魂的，不是象俾士麦那样的政客，而是象海涅这样的诗人。因此，他极力主张改造我国的旧文明，旧文化，旧文艺。他希望我国也产生出象孟德斯鸠或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李大钊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他还充满了热诚地表示：“记者不敏，未擅海涅诸子之文才，窃慕青年德意志之运动，海内青年，其有闻风兴起者乎？甚愿执鞭以从之矣。”1917年1月，杰出的开明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以欧美的大学为蓝本，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这所昔日充满了绔裤子弟恶习的半衙门状态的高等学府，变成了一座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可以坦诚地阐述自己的新鲜见解，又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充满生气与活力的论坛。蔡元培实行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在他选聘教授的时候，绝不受党派与政治立场的左右，只要是学有专长又能够言之成理的人，都可以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抱有各种不同的信仰又都学有专长的教授，都被蔡元培请上了北大的讲坛。他任命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长，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等，这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们，都先后参加了北大的教授团。当时，最富有生气和最具有才干的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们，都自然而然地聚集在蔡元培的领导之下。而这些杰出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对当时的一代青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这些人物的倡导之下，一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传统的文学观，提倡写真主义的新文学的文学改革与文学革命的浪潮，就在“五四”事件发生的前夕，在当时的大学里，蔓延开来了。
几年之后，青年女作家冰心，就用她的写实主义的“问题小说”和她那些清新动人的散文诗，实践了这些巨人们倡导的文学理论，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贡献出了令读者喜爱的新作品。
1918年8月，十八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的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并按照贝满女中的传统，以第一名的身份，编写了“辞师别友”的歌词，在毕业会上做了“辞师别友”的演说。
毕业班的十八位学生之中，有十四位分别回到了原来的母校（升入贝满女中之前的另外一所教会中学）去教书，而只有冰心与另外的三位同学，从贝满女中升入了协和女子大学预科。——这既符合冰心要当医生的愿望，又得到了她的父母的支持。
正是在这里——协和女大理预科，冰心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活；也是在这里，冰心迎来了震撼全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影响和改变了她一生的生活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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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五四”
五四运动的一声惊雷把我“震”上了
写作道路。
——冰心：《从“五四”到“四五”》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
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说——它把中国的近代历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推进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但是，这场运动的意义自然还不止于此，那就是——它不仅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同时，也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包括冰心本人）的命运。因为五四运动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启蒙主义思潮的开端，启蒙主义要求人们从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中挣扎和觉醒起来，反对专制和愚昧，争取过一种平等和自由的生活。具有文化修养，和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潮影响的一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就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这样的责任。
关于五四运动的历史真象，只要我们查找翻阅1917年至1921年前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的刊物和报纸，就会使我们这些无幸参加这一伟大历史变革运动的后人，对于当时那一代思想界的巨人们奋笔疾书，大声呼吁出来的，震聋发聩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道德伦理的、文学艺术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主张，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五四运动以后，直到现在，这中间虽然经过了六十多年的时间，而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许多学者，包括中国的学者，也包括外国的学者，却一直不断地有人在研究五四运动及其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意义，或研究它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的影响。这些学者中间，有的是亲身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所谓“五四”时代的青年，也有的是年纪略轻，没有来得及亲自参加五四运动的后来人。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所阐述的对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和观点，可能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却是高度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承认：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
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老中国，一直保持着小农经济，这样的经济状态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而不曾变动，这就使中国长期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停滞的、静止的状态。也正是这种经济制度，才使封建主义的专制政治制度延续下来。在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下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也必然就是一潭死水。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除了孔丘的学说之外，其他的一切学说都是异端邪说，都是不能允许存在的。
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以后，欧洲资本主义的工业经济和科学技术，渐渐地侵入了中国，种种不平等的条约陆续地强加在了中国人民的头上。中国人民一方面反抗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同时也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封建政治制度的腐败。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不对国家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伦理道德进行重大的改革，中国就不会有能力抗衡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中国的思想界，也必须改变一潭死水的状况。这正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
鸦片战争可以说是揭开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同时也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序幕。爆发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可以算是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后的第一个革命高潮。它是以反对腐败的清朝统治和地主阶级的压迫为号召，而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领袖洪秀全，向中国的农民群众介绍了流传于西方的基督教原始教义，把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有关平等和博爱的思想，与中国农民的朴素的对民主和自由的要求结合了起来，在我国的土地上，宣传了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革命主张。
1898年，康有为和他的学生梁启超，企图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面貌，来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以他们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摆脱外国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改变君主专政制度，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道路的主张。他们还组织学会，创办报纸，宣传变法维新，介绍西方的文化，展开了新学与旧学之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严复，一位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我国近代史上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冰心祖父谢子修老先生的朋友兼同乡，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就将英国科学家赫胥黎在《天演论》中阐述的进化论思想，及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里阐述的有关民主与法治的思想，第一次从西方引进到中国。同时，他还向中国的知识界介绍了欧洲文学名著。
本世纪初，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学习了法国和美国进行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经验，第一次提出了要在老大封建帝国的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他组织了同盟会，他的同志们在全国各地创办了许多报刊，积极地鼓吹革命，宣传民族、民权、民生这样的三民主义。他们一方面揭露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一方面又与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许多革命党人积极活动，联络会党，争取新军，发动了多次的武装起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民主与法制，奋不顾身地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他们的带领之下，终于在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
然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结束了帝制。封建主义的思想，还牢固地控制着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事件，都是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发生的，它们十分形象地证明了：要清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意识，比推倒封建主义的专制制度还要困难。而且，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两位著名人物康有为和严复，他们曾经大量地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过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给了腐朽的封建制度以巨大的冲击，不愧被称为十九世纪末期的先进的中国人。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与个人的原因，他们又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非常浓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至于到了五四运动前后，竟然又狂热地鼓吹起尊孔和崇儒来，堕落成为典型的保皇派和复辟派。这一切，都说明了：要想彻底地摧垮封建主义，把一个腐朽的、落后的、贫穷的、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旧中国，变成一个民主的、科学的、独立的、富强的新中国，还需要一段相当长的历史进程。
五四运动时期的有识之士，都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才从启蒙思想入手，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不过，具体地说，发生“五四”事件的近因，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处理，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感到极度的失望和愤怒。最先把这种愤怒化为行动的，是北京的学生。
五四运动前夕，北京学生的思想，就非常活跃了。在先进的教授们的努力之下，大学生们开始接触了西方先进的思潮，过去闻所未闻的一些名字，如卢梭、孟德斯鸠、海涅、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列夫·托尔斯泰、易卜生、莫泊桑、萧伯纳、狄更斯，等等，强烈地吸引着他们，这些人物的新鲜的、别具一格的思想和见解，都使刚刚冲破了八股文罗网的中国青年们着迷。
除去外国人的著作以外，中国历史上一些爱国的、立志于改革的志士仁人的著作，如康有为的《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以及记载外族侵略者屠杀汉人的《扬州十日记》等，以及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也在大学生们中间，普遍地流传着。
对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及腐朽的政府早就不满的大学生们，内心里一直充满着改革的激情。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惨败，直接地刺激了他们爱国的热情。于是，他们立刻就积极地行动起来了。
从5月1日至3日，他们热烈地讨论了三天，目的是想要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痛快淋漓地表达一下他们对腐败的中国政府及外国列强的不满，最后，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立即召集北京所有的大学生，举行一次示威大游行。
5月3日晚上，由北京大学发起，在沙滩附近北河沿的北大法科，召开了北京大专学生代表的临时紧急会议。到会的竟有一千多人。会上决定，在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的中午十二时半，举行群众大会，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青岛问题的态度。会议的气氛极为热烈，北大法律系的一个学生，当场撕下来一块衣襟，用手咬破中指，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鲜红的大字。有一个十六七岁的学生，痛哭流涕地表示：如果不举行示威游行，他就当场自杀。
5月4日，是星期日。这一天的上午十点钟，十三所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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