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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人幽灵-第1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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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变形金刚”也进入了中国市场。该年初，由上海电视台译制的“变形金刚”动画片开始在中国各大城市电视台的黄金时段试播，当时只播放了很少几集。同年中期，由“孩之宝”公司授权广州白云山玩具厂制造、鹏利公司负责经销的“变形金刚”玩具在广州各大商场首发。这些玩具的推出不亚于微软公司推出Windows XP的盛大场面，各大商场玩具柜台被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争相购买“变形金刚”玩具送给自己或者亲友的孩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独生子女政策的落实，普通老百姓的经济能力大幅提升，父母亲都想为孩子买更多的东西，以往被视为奢侈品的玩具也早就成为儿童的生活必需品。此刻的中国普通老百姓对外界不甚了解，“变形金刚”带来的不仅仅是动画片中所展示的幻想世界，更关键的是其中美国文化给孩子们心灵上的冲击——这是另一种文化，它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对于当时的中国小孩来说无疑是新奇的。
这一年年末，上海译版的《变形金刚》动画片全95集终于开始正式在中国播放，使“变形金刚”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男女老少的热门话题。在其上演的日子里，孩子们，大人们都在谈论它。它的魅力超过了当时任何一部动画作品，在全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都造成了轰动。当然，孩子们的兴趣在于动画和玩具本身，而大人们则在谈论它对孩子们的影响。“变形金刚”的宣传口号“More than meet the eyes”一时也深入人心。
从其动画本身来看，最初的“变形金刚”采取的是单元剧情，情节简陋直白，甚至有相当部分是不合逻辑的。美国人的思维总是直线型的，“博派”等于“好人”，“狂派”等于“坏人”；好人就好似耶稣基督，坏蛋便坏个一塌胡涂。在坏蛋做坏事的时候，好人挺身而出，最后，正义必胜！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的面向低年龄层的作品。尽管《变形金刚》中的角色可说是各有特色，可从没见有什么大幅度的思想变化。如果要说转变的话，《变形金刚之重生》中结尾处，狂派首领惊破天（Gavaltron）突然说道“不会再有战争了！擎天柱大哥，我惊破天很佩服你！”倒是令笔者有些始料未及，显得很是突兀。
“变形金刚”这种巨大的机器人设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沿袭了美国超人英雄漫画的传统，一方面是正义和邪恶的战争，另一方面则是以暴治暴的理念。到处洋溢着美国式的英雄主义和美国式的幽默，不过这些倒是不影响我们的观赏。刚刚从几角钱一本儿的连环画中爬出来的孩子们，看到如此精彩的动画片，哪里顾得了它姓“资”还是姓“社”。
然而，这股“变形金刚”的热潮仅仅持续了两三年的时间。到了1990年，“变形金刚”玩具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热卖，美国“变形金刚”产品开始停止生产，1992年后在中国的各大商场只能见到为数不多的变形金刚了。
当年的《变形金刚》动画片和日本的《铁臂阿童木》、《森林大帝》一样，是外国公司为打开中国市场而“赠送”给中国的。不过，相对精彩的剧情、优秀的形象设计，再加上上海电影制片厂艺术家们的精彩配音，足以使这部不朽的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我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出生的人都十分怀念它。
现在“变形金刚”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它不仅仅只是一部动画而已。美国、欧洲、日本，都有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年会，不少动漫迷和组织还自发绘制美版《变形金刚》的续集和外传，在民间继续演绎着擎天柱和威震天那不朽的传说。“变形金刚”的周边产品也被应用到了各个领域。例如，前些年韩国和日本的车展上都有可以变形的汽车作为展品；世界性航空展览上某国的图标就是博派的标志等等。这些都证明《变形金刚》已经深入人心。
源于此，当美国“孩之宝”公司推出《变形金刚》的正宗续集《超能勇士》（Beast Wars）和《猛兽侠》（Beast Machines）时，令众多“变形金刚”爱好者雀跃不已。这两部续作也确实没有辜负众多动漫迷的期待，真是“超级精彩，超级震撼”。
在续作中，除了保持原作的优秀之处外，很多细节处深化了对人性、社会、环境的探讨。更多揭示的是不同意识形态的斗争、唯心与唯物的斗争、有机体与无机体的斗争……特别是它提出了“变形金刚世界只有与有机生物结合才能迎来黄金时期”的概念，这正是阴阳互补、合二为一的思想。如果想深入研究《变形金刚》续作的思想内涵，绝非是三五句话便可以说明白的。只能期望编辑良心发现，能让笔者继续呓语涂鸦。总之一句话，今天的“变形金刚”系列，已经不再是小孩子能够深刻理解的作品了。
如今，越来越多优秀的动漫作品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可笔者仍然对“变形金刚”系列情有独钟；你可以不接受笔者的想法，但不能阻止笔者和众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朋友对它的怀念，因为地球人都知道，“自由是每个生命的权利”！
外篇 反科学的必定是伪环保
作者： 赵南元 ｜ 2005年01月20日03时01分 ｜
北京市民郑茜希望靠《把科学推上神坛也是反科学》把反科学的指责指向何
祚庥和方舟子，为“敬畏”翻案。其论证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让人读后更觉
得“敬畏”论之荒诞。
郑茜想用牛顿的例子说明科学应该“敬畏”，但牛顿晚年无论研究上帝还是
炼金术，如果被后人“耻笑与嘲讽”，也足见“敬畏”引起了“莫名地糊涂”，
使牛顿离开科学的正道，并不值得提倡。况且，牛顿在注视宇宙与星空时内心曾
“颤栗与惶惑”，“宇宙秩序的完美与无懈可击的精致，让他惊悚”，恐怕仅仅
是郑茜的一厢情愿。因为宇宙秩序在过去并不那么完美，使其变得无懈可击的不
是别人，正是牛顿本人和他创造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对于用数学之绳套
住了太阳系届傲不驯之马的牛顿，“敬畏”、“颤栗与惶惑”、“惊悚”肯定不
会是他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不用问数学家，任何人都可以试试看在这种心情下
是否有利于做算术题。
科学史对科学的发端有多种说法，古希腊、阿拉伯、中世纪经院哲学，各个
历史时期都有和科学有关的因素，但是其中却并没有“敬畏自然和宇宙”的思想。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认为天上星球作完美的圆运动，而地上的万物都有****的倾向，
是只敬宇宙不敬自然；到了牛顿那里用一个公式把天地囊括其中，完美的圆运动
也变成了圆锥曲线的几个简单的参数，连宇宙也不敬了，只留下上帝为他做“第
一推动”，后边的事连上帝也不许插手。到了拉普拉斯那里，连“第一推动”也
不需要上帝来干。当拿破仑问起上帝的作用时，他的回答是：“陛下，我不需要
那个假说。”这里没有任何“敬”，更没有丝毫的“畏”。科学的每一步前进，
都是在打破“敬畏”中实现的。如果达尔文“敬畏”上帝，恐怕难以发表《物种
的起源》。
说基督教强调主客对立，不同于中国的天人合一，也算是一个陈词滥调。即
使此说属实，“对立”也得不出“敬畏”的理由。试想一下，如果郑茜和某人对
立，是否就会因而对他起了“敬畏”之心呢？而且，这个对立和敬畏的思想也肯
定和基督教的教义不符。圣经上说，上帝造了自然和人，让人来管理自然。既然
二者都是上帝造的，何来“对立”之说？管理者对其管理的对象又谈何“敬畏”？
像环保主义者汪永晨女士所敬畏的山神，在基督教看来也是属于迷信之列的。
科学是最可靠的知识体系。这个论断不仅可以反对，而且容易证伪：只要你
指出一个比科学更靠得住的知识体系，全人类都会趋之若鹜。遗憾的是至今没人
能够在科学之外创立更可靠的知识体系，这大概是一切反科学人士深恶痛绝却又
无可奈何的事。正因为科学知识的可靠，就使得科学决策比其他任何决策方式更
少犯错误，而反科学的思潮泛滥，则会给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损失。因此，作为
任何个人，愿意怀疑科学都属于思想自由的范围，不会因此而成为“人民的公
敌”。但是，通过大众传媒宣传反科学的“敬畏”，用非科学的因素干扰科学决
策，造成公众利益的重大损失者，说是“人民公敌”也不为过。
知识就是力量，科学知识是史无前例的力量。这是个任何人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神坛”和“上帝”毫无关系。毕竟只要掌握了中学程度的科学知识，都可以
知道“千瓦”和“度”的区别，就可以发现按照汪永晨女士的思路去决策何等荒
谬，会带来多大的损失。人总是倾向于把自己不懂的东西加以神化，摆上神坛，
汪永晨女士的“山神”也是受教育程度不足的产物。人的知识水准和专业不同并
不奇怪，但不可以己度人，妄度何院士和方博士也像反科学人士一样动不动就想
起“上帝”和“山神”来。
为了论证反科学的理由，郑茜问道“克隆人便是科学；这样的科学该不该反？
人类制造出核武器以威胁和要挟同类，这样的科学该不该反？”我的回答是“当
然不该反。克隆人有益无害，反克隆人闹剧正是反科学势力造谣生事的典型事例，
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已经有很多论述，此处不赘。核武器的‘威胁和要挟同类’保
障了五十多年没有大规模战争，使得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比前五十年安全得多，
自然是不该反的。”
郑茜代替汪永晨改变了“要旗帜鲜明地与（以人为本）这一观点唱唱反调”
的立场，不知汪永晨本人是否同意。无论如何，回到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还是值
得欢迎的。据说环保主义者只是更关心长远利益，那么反科学就更不应该了，毕
竟科学是最可靠的知识体系，根据这个知识体系可以最准确的预测长远利益的得
失，这是任何环保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所望尘莫及的。靠科学搞环保才是真环保，
空喊“敬畏”的只能是伪环保。
把科学推上神坛也是反科学
□郑茜（北京市民）
新京报2005年1月17日
五十岁以后的牛顿，开始转向神学，研究上帝。此后，他的面孔在公众眼里
变得模糊。后人谈起这一点时，与其说是不解，不如说是带点耻笑与嘲讽的意味
了。牛顿的后半生何以莫名地糊涂？———因为“敬畏”。当其时，有谁像牛顿
那样在科学的长路上走得如此遥远？有谁体验过他在注视宇宙与星空时内心的颤
栗与惶惑？宇宙秩序的完美与无懈可击的精致，让他惊悚———是什么造就了这
浑然一体的秩序的链条？
在我看来，何祚庥院士以及方舟子都搞错了一件事：西方的科学精神正是在
敬畏自然及宇宙的文化传统中培育起来的。
冯友兰先生早就论述过类似的观点：西方人对于天的理解与敬畏、对人类生
存状态的焦虑与深深的虚无意识，导致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知识论。这样，也就
可以理解在科学传统尤为深厚的西方，何以恰好产生了“最典型的宗教”———
基督教。冯友兰先生揭示其根源：西方文化强调主客对立；主客对立，就是认为
人和宇宙处于对立的两极；而科学的前提就是如此。西方哲学设定了人与宇宙的
对立，人与人以外的世界的对立。对立，一方面产生凝视浩渺苍穹的内心颤栗，
另一方面则产生发现、战胜的冲动。前者是敬畏，后者便是科学。
科学将人类送上另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人类发现了自己可以支配与战胜自
然的能力。这使人觉得可以成为上帝。当人用科学手段支配一切、掌控一切，以
至可以制造出克隆人来的时候，人难道不觉得自己便是上帝？中国自鸦片战争以
来所经历的一切，无不在塑造一个法则：西方的科学便是拯救一切苦难的法宝；
科学至上；谁要是反科学，谁就是反真理；谁要是怀疑科学，谁就是人民的公敌。
把科学推上神坛，难道不恰好违背了科学精神？相信科学是全能的上帝，难
道不是唯心主义之一种？何院士素来是以捍卫科学者自居的。他之将科学视为神，
是否恰是他做了科学的敌人？
方舟子称“敬畏大自然就是反科学”。这个立论暗含一个前提：“科学不可
反”，是谓公理；反之则为罪。此说成立否？反驳它在这里似乎并不需要深奥的
理论，只需问一句：“克隆人便是科学；这样的科学该不该反？人类制造出核武
器以威胁和要挟同类，这样的科学该不该反？”
另外，方舟子说：“即使是汪永晨，在考虑生态问题时也难免有人类中心主
义立场。”
事实上，环保主义者汪永晨女士决不会在行星飞来地球时，反对科学家用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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